|
目前，广播电视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媚美”现象，这种现象已引起人们的不满和有识之士的关注，但是从理论说明这个问题还是不够的。 一 关于媚美，虽然中国汉语中有此词，但是作为一个美学概念，它来自叔本华，叔本华认为美有三种形态，一是壮美，二是优美，三是媚美，壮美与优美才是真正的美，而媚美严格说来不是美，因为，在叔本华看来，美是超越功利与欲求的，是意志的客体化，而媚美，则是“直接对意志自荐，许以满足而激动意志的东西”，“它将鉴赏者从任何时候领略美都必须的纯粹观赏中拖出来，因为这媚美的东西由于[它是]直接迎合意志的对象必然地要激动鉴赏者的意志，使鉴赏者不再是‘认识’的纯粹主体，而成为有所求的，非独立的主体了”。[1]叔本华将媚美分成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前一种是功利的，寻求感官刺激的。如画中食品酷似真物，引起人的食欲。叔本华认为，那种令人产生肉欲的裸体画与雕塑也属于这一类。他说：“在历史的绘画和雕刻中媚美则在裸体人像中。这些裸体的姿态，半掩半露甚至整个的处理手法都是意在激起人的肉感，因而纯粹审美的观赏就立即消失了”[2]。第二种媚美是消极的媚美，它比之积极的媚美，更糟，因为它是矫情的作品，不真实，不自然，不合理，是乱七八糟的拼凑物，然外表华丽。叔本华说它是“令人厌恶作呕的东西”。它“摧毁了纯粹的审美观赏”，它激起 的是“一种剧烈的不想要，一种反感”。[3]。 王国维将这种媚美称之为“眩惑”。他说：“若美术中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而粔妆蜜饵，《招魂》、《启》、《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4]王国维的美学本体论思想一方面来自叔本华，另一方面来自中国古典美学。这段关于眩惑的言论基本观点同于叔本华，但它的根据却是中国的古典《国语》。“眩惑”这个词，出自先秦，单穆公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观正，……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态。”(《国语·周语》)看来，眩惑的确与媚美很相似。 归纳以上的论述来看，媚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过度地追求感官刺激，而削弱理性的力量； 二、过度地追求肉欲，而忽视精神性的追求； 三、过度地追求功利，而忽视超功利的一面； 四、过度地追求真实，而忽视理想的一面； 五、过度地追求新奇，而忽视了平常的一面； 六、过度地追求冲突，而忽视和谐的一面。 媚美虽自古就有，但叔本华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审美现象提出来，还是有时代原因的，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生活方式有很大关系，叔本华已经看到，在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背景下，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与堕落。作为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他为此感到忧虑，他为社会开出的药方虽然未必能救资本主义社会，但将问题揭示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 叔本华所批评过的媚美在当今社会是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了。这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与世界接轨，西方的文化思潮、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传播方式也进入中国。加上中国自身的原因，上面所说的媚美现象，在我们的广播电视中可以说比较普遍。仅就广播电视主持人的主持风格来说之，主要表现在： 一是做作。表现为语言上的做作，姿态上的做作，动作上的做作。语言做作，主要是港台腔、广播腔、话剧腔、娃娃腔(大人故作小孩)、女人腔(男人故作女腔)严重。广播与电视的语言与日常语言是应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是为了让受众能更好地接受，但是它与日常语言的距离决不能太大。一大，就产生隔漠与受众隔漠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大忌。因此，语言风格的这个同与不同，颇难掌握。这里，有个度的问题。就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现状来看，能较好地把握这个度的还是极少数。姿态也是一种信息传达的方式，它同样也要准确，还更要求美。姿态与风度密切相关，而风度是自然的，有些主持人为了让自己的风度优雅一些，或者更活泼一些，更豪放一些，总之是更好一些，就在姿态上做文章，包括发型、服装、举止、言谈等。这当然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一定要与自己风度相协调，要自然。一做作，就露馅了。特别令人生厌的是某些男主持人仿女孩做嗲，成人仿小孩做天真动作的做作，主要表现在程式化、生硬化，面对镜头，或过于紧张，或招式不多，动不动就是“掌声鼓励”之类。 二是夸诞。做广播电视节目，适当地夸张是必要的，这在艺术中是一种公认的手法，当然广播电视节目可以用，但须知，广播与电视与一般艺术不同，它不是一种纯艺术，比之纯艺术，它生活化些。因此，平易近人，是广播电视很重要的品格。现在，娱乐性的节目，主持人夸张的幅度太大，我将它称作“夸诞”。比如，要吹一个歌手或演员，就用上一大堆形容词，也不管合不合语法。从广播电视中我们经常听到诸如“非常非常”、“很巨大”等实在是不通的话。其实，夸奖的方法是很多的，何必都直言之？ 三是矫情。矫情也是做作，只是它侧重于内在修养来说的，矫情主要表现为故作幽默。幽默不是一般的说笑话，它要逗人笑，但这种逗法是机智的，是智慧的显现。更重要的，它的内涵是深刻的，既富有哲理性又富有人情味，是温馨的哲理。其次，它是自然的，不是刻意想出来的，是脱口而出，自然天成。再次，它是新鲜的，不是老炒现饭。现在广播与电视中故作的幽默很多，而真正的幽默很少。矫情还表现在故作感动，故作惊讶，故作天真，故作高明等等。 四是落俗。广播与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它有俗的一面，适度的俗是必要的，但不能落俗。所谓落俗是迁就某些层次较低的受众的品味，语言中充满了江湖气、铜臭气甚至流氓气。 五是卖弄。广播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对于一般的受众，他是要高明一些，他也应该对受众进行某些教育，传达新的科学知识，但千万别卖弄。如果不是很懂，言谈最好不要超出自己的知识范围，否则就闹笑话了。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的。 以上几点，归结到一点还是修养其中包括美学修养问题。但也牵涉到对广播与电视审美品格的认识问题。广播与电视中的媚美现象也不只在主持人的身上体现，像追求感官刺激、肉欲，在电视中几成为风气。尤其是电视剧，肉麻的镜头很多。爱情戏中，床上戏太多，而且太裸，太具体，太直观，对青少年的影响实在不好。 三 如何看待广播电视中的媚美现象？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方面是业务水平问题。中国的广播电视工作者思想、艺术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对于广播电视这种媒体的审美功能的认识还存在某些偏差，因而提高广播电视人员思想、艺术素质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时代风气，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现象。 后现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认为兴起于20世纪的五十年代。但其实，它不能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后现代有些学者又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它既可以作历时性的理解，也可以作共时性的理解。作历时性的理解，一般认为，20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作共时性理解，则按生产力水平将当今世界划成三个社会：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就是这样划分的。他认为，前工业社会主要是“意图”与自然的竞争，工业社会主要是“意图”与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而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个社会，在生产力上，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这当然是贝尔的理解，别的学者并不都是这样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在这点上，大多数的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看法是差不多的。一般认为，后现代的文化精神最突出的特点一是削减崇高，二是享乐主义。这二者其实也可以统一起来。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抗击理性，就是所谓“感觉革命”。有些学者认为，后现代文化实质是“反文化”。“反文化”也是一种文化，只是它反的是传统文化。王岳川概括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对此问题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在文化价值方面进行一场‘反文化’运动，它以个性解放、本能释放、冲动自由等为旗号，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激进势态，猛烈冲击一切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撞击着文明历史戒律和心灵禁忌。”[5] 王岳川先生认为，“后现代美学是一种视觉美学。视觉美学否定艺术的单一等级观念，视觉文化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方面，电影、电视、声音和景象造成的巨大冲击力，眩晕力，成为审美主导潮流。视觉艺术为现代人看见和想看见的事物提供了大量优越的机会，这与当代观众渴望行动、参与、追求新奇刺激、追求轰动相合拍。视觉的同步性(如电视现场直播)可以强化感性的直接性，将观者拉入行动，甚至将一些场面强加给观众。”[6]将这种美学称之为“视觉美学”，主要是强调它的感觉性，其实，不只是视觉，听觉乃至味觉的刺激与享受都是后现代美学所追求的。如果展开来说，后现代美学有这样几个突出表现：一、对性的强烈兴趣，在性解放的旗号下，追求肉欲，公然倡导“性感”。而这种性感又主要是对女性而言。性感成为时髦，成为美，大胆流露性感，不再是一种羞耻，而是一种炫耀。二、追求新奇刺激，越怪越好，越奇越好。三、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融了，审美看重的距离感消失了，艺术特有的超功利性抛弃了。四、追逐商业利润，广告效益、名人效益。五、速度成了最受关注的宠儿，一切追求时效，过时则废，因而有“快餐文化”的说法。六、满足浅显，而抛弃深刻，越简单越明白越好。七、拒绝崇高，非英雄化。八、喜剧行时，悲剧背时。而喜剧也只图表面的快乐，看过即忘，因而浅薄的相声、小品、肥皂剧走红。复杂的沉重的历史事件搬上电视，就变得如同儿戏。有的艺术家还明确标榜“戏说”。还可以找出一些特点，以上只是主要的。这种美学显然具有享乐主义的色彩，而享乐主义正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 贝尔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因为是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对现代文化的侵袭。后现代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将后现代文化的审美趣味称之为“中产崇拜”。中产阶级是相对于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而言的，这个概念消融了政治性的等级区别，而在经济上，中产阶级显然属于比较富裕的群体。“中产崇拜”与“大众文化”有内在联系。但大众文化似乎更强调它的普遍性，通俗性，快餐性，而“中产崇拜”分明露出一种崇尚奢华的、腐朽的气息。因而有眼光的资产阶级学者对这种中产崇拜给予严肃的批判。美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德怀特·麦克唐纳说：“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但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高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消解并庸俗化”[7]。 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言之，中国还不能说是进入了后工业社会，贝尔说当今世界真正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但是文化的影响是不受生产力的发展限制的。中国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很低，但文化却在一定程度上超前，后现代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广播、电视作为社会最主要的媒介与娱乐手段，它领风气之先是很自然的。我们上面讲到的后现代文化在广播电视中得到最突出的反映，是不容置疑的。 四 对于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如何评价，是个繁难的学术问题。本文无力担当此任务，可以基本肯定的是，后现代文化现象是鱼龙混杂的，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都有。它是一柄双刃剑。对人性，它有反异化的成分，但同时，它又制造新的人性的异化。比如，过去过于强调理性，说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不全面的，它压抑了感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化；后现代文化批判这一点，强调感性，倡导“感觉革命”，从某种意义上是反异化，但它过于强调感性，抗击理性，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这样，又造成了人性的另一种异化。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对西方社会出现的后现代文化现象，并不是欢欣鼓舞的，而是忧心忡忡。他们提出了种种拯救的方案包括新的“宗教崇拜”，试图构建新世纪人类生命的和谐。关于构建新世纪人类生命的和谐，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也是为了这个历史性的使命。 具体到广播电视中的媚美现象，它是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笔者认为，有个正视的问题。要看到，它的出现、存在是必然的，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但它并不是合理的，健康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上的某些不良风气推波助澜，应该加以纠正。从美学上来讲，它是审美的一个误区。审美当然不能离开感性，美学原本就是感性学。但是审美的感性是与理性结合的，不是纯感性。纯感性就走到生物本能上去了。审美的最高次是融感性与理性于一体的境界。追求境界，必然要实现超越，超越是美学的主题。审美的超越是不同于宗教超越的。这里，适当处理好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人为与自然、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等关系至关重要。美就在这个关系之中。媚美，它之所以不是美，就在于它迎合人性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它的过于感性，过于媚俗，使它不仅不能实现审美的超越，而且还沉沦在自然感性之中不可自拔。 美都是人的创造，但人的创造只有达到与自然合一地步，即所谓“巧夺天工”，才是真美。艺术贵真，其实也还是为了美。还是鲁迅说过的话：“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8]须知，真是美的灵魂。媚美说到底，还是假，尽管它有时以“极真”的形式出现。 媚美也不是一无可取，它有生动活泼的一面，有青春气息的一面，有求新逐异的一面，尽管这些因与不妥当的内容相结合而失去其应有的魅力，但可以采取剥离式吸取。我们摈弃媚美，绝不是要回到说教式的、单调乏味的、千篇一律的老路上去。我们广播电视应该既是健康的，又是清新活泼的、色调丰富的、引人入胜的。在后现代的文化大潮中，中国的广播电视应以自己独特的魅力播放芳馨! 注释： [1][2][3][德]叔本华：《作为意志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290页，第290页，第290-291页。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王国维美论文选》[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32页。 [5][6][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4页，第136页，第133-134页。 [8]《作文秘诀》[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614页。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