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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形成及其接受 “红色经典”是指新中国建立初期以讴歌中国革命、讴歌中国共产党，表现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题的作品，几乎涵盖了各种媒介手段和艺术样式，如小说、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其中洋溢着强烈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红色经典”电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电影无论是解放叙事（如《白毛女》、《红色娘子军》）、英雄叙事（如《南征北战》、《董存瑞》），还是新生活叙事（如《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老兵新传》）、民族叙事（如《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都可以归结为有关新中国宏大历史的叙事，充满了自信、向上、乐观的精神，并都形成了各自的作品群和经典作品。新中国银幕上那些充满着性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代表和民族英雄，构成了一幅真正的时代英雄画卷。 上世纪50年代《上甘岭》、《渡江侦察记》、《董存瑞》、《铁道游击队》等影片的观众都在1.3亿人次以上，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电影，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的流行电影。红色电影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与文化土壤，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追求、道德理想；它们以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帮助上个世纪50、60年代塑造了一种无可重临的乐观的、向上的社会生活气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英雄主义情怀和情结。同时，红色电影作为特定时代反复锤炼出的文艺作品，注重了民族文学传统、叙事传统的承接，注意了作品情节的传奇性，找到了一条通向大众的叙事方式和策略，并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成为人们难忘的“影像记忆”。 “红色经典”包括几个层面的考量，如约定俗成、群众公认、影响巨大、历史检验等，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在的张力。“红色经典”对中国观众而言具有特殊的含义，保留了人们的集体记忆乃至“集体无意识”。红色经典的人物和故事都传递出丰富的精神内涵，其核心是对民族的热爱和对信仰的执着，这种精神对现代社会也有启示和示范作用，并且已经构成了当今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重要元素。 红色电影的演变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后，“红色经典”也伴随着受众思想及消费的多元化一度陷入相对沉寂期。1987年3月，电影主管部门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不但对主旋律影片在政策导向和资金投入上给予支持，而且在发行、宣传和放映上也同样给予支持。1989年，借助于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大片”如《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应运而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弘扬和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而且也满足了观众的“集体无意识”中的英雄梦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电影不仅成为了创作的主流，而且不少影片还成为了电影市场上的“票房霸主”，如《开国大典》、《焦裕禄》、《大决战——平津战役》、《孔繁森》和《鸦片战争》等。 遗憾的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创作者没有意识到 “电影观众看电影兴趣上的巨大变化”，使得创作与市场出现了巨大的“裂缝”。时间流逝到1999年前后，借向国庆５０周年献礼的氛围和契机，中国电影出现了第三次创作高潮，集中推出了一批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如《春天的狂想》、《横空出世》、《我的1919》、《紧急迫降》、《生死抉择》、《黄河绝恋》、《国歌》等。由于很多影片都是政府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影片一开始就失去了以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市场消费群，在票房收入与投资回报上都没能达到期望值；并且由于其投资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平均投资水平，完全靠市场回收成为了一种“世纪末梦想”。如非常优秀的影片《横空出世》在进入市场以后，经过多方运作和努力，最终全国票房收入不足300万元人民币，与它接近1000万人民币的投资来说，从市场角度看是失败的。因此，《横空出世》那样的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电影如何突破市场“瓶颈”，如何通过市场手段和方法进行有效营销、有效传播，也成为了中国电影的“世纪性难题”。 可以说，2003年全面启动的电影产业化改革为包括红色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解决“世纪性难题”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2007年，一部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主流大片《集结号》的出现，不仅感动了老年观众，也感动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使得80后，甚至90后的电影观众都接受并认同了影片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念。《集结号》在获得了高票房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中国大片的口碑，塑造了中国主流大片的新形象。更重要的是，《集结号》的市场化融资、市场化有效营销及其有效传播，引领了中国电影的全面市场化生存和发展。《建国大业》首先在艺术创作层面摆脱了过去的“红色情结”支配下简单、截然对立的审美审视和判断，赋予了镜头中的人物形象以更丰富的历史内涵、人文内涵。同时，《建国大业》在明星云集的商业运作层面，也为红色电影走进观众赢得市场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 新的红色经典的创造与传播 当前，红色影视剧创作、尤其是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成为了一种文化热点和文化时尚。红色经典的改编必须坚守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尊重原作的基本内涵、时代背景、主要情节。红色经典所蕴含的对信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对光明的向往，以及英雄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勇于奉献、敢于牺牲等崇高精神品质，不仅凝聚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并且已经积淀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动力。不论世事如何变迁，红色经典内在的精神本质及内涵决不能随意丢弃和改造，所有改编者始终有责任敬畏这种情感、尊重这种记忆、保护这种财富，有责任保持对历史的尊重和对道德价值的坚守。而有的创改编者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为了收视率和票房而一味迎合市场，迎合市场中的低俗趣味，竭尽“戏说”、“颠覆”、“恶搞”之能事并冠之以“现代化”， 把红色经典变味为一种大众消费文化快餐，已经远远超越了娱乐的界限。这种现象是可悲的，也是必须要克服的。一个民族没有经典是可悲的；而有了经典却肆意戏说、颠覆、恶搞则更加可悲。 红色经典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也必然带有特殊时代的精神烙印、情感烙印，甚至可能包含一些与现代化追求、现代化价值不相适应的元素，如传统的红色经典叙事单向度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先验的设定正面人物一切正确，忽略、忽视了对人性的全面建构，缺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一些红色经典的政治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等等。随着社会语境、文化语境的变化，考虑到当下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接受和认同，对红色经典进行适度的“改编”和新的演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就要求创作者必须有精神视野的拓展与艺术观念的更新，以普遍认同的人文价值、现代化价值为视角，立足于现代来缅怀当年的红色记忆，用新鲜复杂的历史事实，以感性的形式重构历史，找寻到领袖与英雄人物身上那跨越时空、足以征服当代观众的精神情感力量，一方面使“红色记忆”的先进文化品质在审美过程中得到有力的弘扬，另一方面又使其艺术表达具备更充分的人文亲和力、感染力。《恰同学少年》、《建国大业》等成功的新的红色经典，以激发观众的审美兴趣、发掘观众的心理积淀为基础，不拘一格地调动各种审美元素，充分拓展“红色记忆”的审美适应性，融合多元文化优势弘扬主流价值，将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效对接，使得当代中国的“红色”叙事呈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审美新境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 毫无疑问，当下文化生态、消费语境、观众趣味都制约着红色电影的创作和生产。“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当下无论是红色经典改编还是创造新的红色经典都有多种言说的方式、可能性。无论如何，都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市场规律、传播规律，实现艺术规律、市场规律、传播规律的有机统一。有效传播是红色电影的生命线，毕竟只有通过有效传播，才能使红色电影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光彩，赢得更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喜爱。创新力决定传播力，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包括红色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要在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中发展壮大，并终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艺术之树常青的源泉。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实现艺术与商业双赢，实现红色电影的市场化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总之，红色经典影视剧创作要处理好教化与娱乐的辩证关系，实现坚守与创新的统一，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传播规律的统一，大众化与“化大众”的统一。 不同时代，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会有所不同。我们需要经典，因为经典积淀了民族的智慧、人类的智慧，可以不断启示对人们主流文化价值的坚守、不断开拓人们对主流文化价值的现代化转化。有了经典，人们才更感觉到文化的存在与分量。要尊重经典，更要有智慧创造新的经典。在红色经典的改编洪流中，呼唤红色原创，呼唤创造新的红色经典。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按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要求创造新的红色经典，是更为紧迫的任务。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05月20日2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