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 文论大视野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随着20世纪语言学对各个学科的渗透，“文学性”不再成为文学的特有属性而成为众多理论的共性。在当今的社会意识中，“文学性”不仅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美学概念，而且渗透到文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因素。虽然当今学界对“文学性”内涵的界定存在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基本倾向，前者持守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是文学区别于政治、经济、军事、新闻、其他艺术的根本特性，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后者力主反本质主义的观念，不仅认为“文学性”因“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边界随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而且确信“文学性”已经弥漫到学术理论、媒体信息、日常生活等各领域之中。但是，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 无论是普遍主义对“文学性”恒定本质的界定还是历史主义对“文学性”固有属性的否定，他们所坚持的“文学性”内涵中都具有通过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而产生强烈的审美效果之意。而这种作为社会现象的审美效果，实际上产生于广阔的知识空间，是深层的社会关系的表象和符号，遮蔽了现实中的诸多矛盾。 首先，现代的知识谱系将文学划归为艺术，使审美特征被确立为“文学性”的题中之义。如果说普遍主义所主张的“文学性”指的是文学文本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那么这种独特性就是将文学的外在形态看作是进入文学内在的文化性世界的桥梁和门槛，“文学性”就主要存在于由作品的语言层面而指向的文学意象。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看来，文学语言正是对日常语言的颠覆和变形，也就是“陌生化”。 “陌生化”使文学形式成为复杂而深刻的内容的凝聚物，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马尔库塞的“美学形式”论对文学性以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艺术的特质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内容变成了形式；艺术的手段不是顺世从俗地反映现实的直接性，而是形式对于既定现实内容的超越作用和疏离效果。“在审美的形式中，内容(质料)被组合、整形、调整，以致获得了一种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材料’或质料的那些直接的、未被把握住的力量，可以被把握住，被“秩序化”。形式就是否定，它就是对无序、狂乱、苦难的把握。”[1] 在他看来，现实总是不尽如人意的，而艺术以其形式——由审美形式所构筑起来的艺术世界能对既成传统的经验、意识、感觉起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达到的审美效果也就遮蔽了现实矛盾。 其次，历史主义主张文学的定义总是随时代而变迁，“文学性”的内涵也就处于流动多变的过程中，它在历史的演进中不断融合新的时代、社会、意识的特征并逐渐形成每一历史时期“当下的”文学观念、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性”已经远远突破了文学文本的独特本性即审美性，渗透到社会的一切领域，积极参与社会历史的生成发展并成为诸多领域潜在的统治性的因素。美国学者卡勒就曾深入揭示了“文学性”对20世纪的理论运动显著参与和文学性统治的事实：修辞装饰了理论话语。他说：“事实上文学胜利了：文学统治了学术领域，尽管这种统治伪装成别的样子。”[2]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话语传统上将叙事或讲故事描绘成再现的观念受到了强力挑战，海登·怀特说，“叙事绝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清晰的再现事件——不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事件——的中性媒介。它以话语形式表达关于世界及其结构和进程的清晰的体验和思考模式”[3]；亚理斯多德早就提出，政治就是修辞，修辞的功能“不在于说明，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4]。众所周知，经济学堪称“最硬的”社会科学，但是，有西方学者在列举了经济科学中大量的“文学性”事实之后说，“经济学家是不证自明的语言表演者，而对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的戏剧概念来予以讨论”，“经济科学家用了许多装备进行说服，就像一个大庭广众之上的演讲者”，“科学的最终产品——科学论文——是一种表演。”[5] 由是观之，无论是历史学、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中的“文学性”实则是通过煽情、通过减弱对文本之外的指涉性而达到审美效果。这种审美效果具有疏远生活、抚平现实、弥补矛盾、建构意义的作用，也许“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6]。 二 对“文学性”的本质追问必定为文学预设某些普遍的法则，从而使文学彰显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文学性”的本质主义还是反本质主义都存在着程度不同、方式各异的对“文学性”的本质追问：普遍主义对“文学性”恒定本质的界定无疑属于对其本质追问的直接应答。历史主义虽然力主“文学性”内涵的流变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但从根本上还是存在着隐秘的本质追问；虽然他们承认对“文学性”的本质主义阐述是未经证明的，但是仍然在寻求流动多变的“文学性”所担当的不能减弱为其他话语的社会功能。 “文学性”的历史主义者主张，由于历史和现实中丰富多样的文本，致使文学的边界难以界定；也由于文学知识在历史性过程中的变动，“文学性”始终不可能定于一尊。伊格尔顿是这一观点的代表者，他说，“一部文稿可能开始时作为历史或哲学，以后又归入文学；或开始时可能作为文学，以后却因其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受到重视。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获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自己的。”[7]“任何认为研究文学就是一种稳定的、界定清晰的实体——就像昆虫学研究昆虫一样——的想法，都是可以当作妄想来加以后摈弃的”，文学是“某一时期，因某些原因，而为某些人所形成的一种‘结构’。……它表示任何被某些人、在特定环境中、根据特定标准、按特定的目的来评价的东西。”[7] 尽管伊格尔顿的主张充满极强的历史性，让人感到“文学性”只不过是一种漂浮的所指，但是我们同样能看到他寻求和回应本质追问的努力，“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为它大费脑筋？”[7]，文学性“话语本身没有确切的所指，这不是说它不体现什么主张：它是一个能指的网络，能够包容所有的意思、对象和实践。某些作品被看作比其他作品更服从这种话语，因而被挑选出来，这些作品于是被称作文学或‘文学准则。’”[7] 由以上可以看出，即便是历史主义的“文学性”观念也为文学预设了基本的法则。伊格尔顿一方面认为没有永恒的“文学性”，另一方面又反对将“文学理论的界线扩展到失去特殊性的地步”，他非常注重“文学性”话语所产生的效果以及这些效果产生的方式，实则是在设定“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正是以这一研究对象为基础，他的文学理论才“同政治制度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才“有意或无意地帮助维持这个制度加强它的各种理论主张”[7]。 对“文学”的本质追问所预设的普遍法则来自于现代的知识生产以及对这种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的认定与人的自我意识相联系而产生的一种悖论性处境：一方面，在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过程中，工具与理性的工具性功能日益加强，使知识分子对科学、理性、知识、真理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后现代主义视一切为游戏，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不再是稳定的、有序的、渐进的，相反，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不平衡、不稳定、无序性和非连续性，因此，不能用不变的逻辑、规则和普遍规律去解释世界，而应该用开放的、灵活的、多元的游戏规则代替普遍的规律。于是，即使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科学和哲学也不过是形形色色的语言游戏罢了。利奥塔尔说，“社会关系的问题，作为问题是一种语言游戏，它是提问的语言游戏。”[8] 而这种提问的语言游戏体现了显著的意识形态特征，因为“只有在发生迅速而深刻变化的知识界，那些过去被认为是固定的观点和价值才真正受到彻底地批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可能有足够的敏锐去发现所有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9]；另一方面，人在观念活动中设立一种诗学精神并赋予文学及其他活动，将“文学性”视为人生在世的一种精神状态，人总是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因为“我们可以从神话和宗教中获得这样一个启示：人类文化不是某种被给予的或不证自明的东西，而是一种有待诠释的奇迹。然而，惟有当人类不仅对这种问题的提出感到必要和合理，而且还进一步创立出能解答这种问题的可靠而独特的‘方法’时，这种启示才会导向更深邃的自我意识。”[10] 人在这种自我意识的驱动下，不可避免地会去追寻带有普遍性或永恒性的“文学性”定义。 三 文学惯例在建立“文学性”观念的过程中显示出构成文学经典的统治地位。史忠义曾在概括了西方学者关于“文学性”的形式主义、功用主义、结构主义、文学本体论、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等五种定义之后提出，“‘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认为“这种定义应该是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文学性存在于话语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11]。在笔者看来，这种开放性的定义实际上显示出了文学作为惯例之深义。我们知道，文学性存在于具体的、具有很高价值的文本之中，文学经典是这种文本的代表，而“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12]。经典的累积形成导致了美学的概括、标准化的方案及文本归类，文学性的历史性观念是沿着经典演进的。 文学惯例对文学性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譬如一个文学文本的作者之名，作为外在于文本的信息，不可能不唤起具有一定文学阅读经验的读者对类型、文化和视角的期待。作者不仅仅是文本和版权的所有者，而且也是特殊的社会一文化角色，依据这种角色读者予以分类、评论。对于一个具有相当文学修养的读者，一个著名作家的名字就像是个产生文学、文化联想的仓库，无论这种联想是发端于作者的其他作品还是来自于新闻和媒体制造的形象，只要认定是一位作家或一位诗人，那么读者就会根据惯例很容易来判断这个人所创作的是文学或诗歌而不是其他，于是就显而易见地认定他所创作的文本主要具有“文学性”而不是其他特性。因此，文学经典“被动地被建构起来”，是批评家进行“价值判断”之后“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它“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13] 虽然乍看起来，作品本身所客观存在的“文学性”等因素共同参与了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但是由文学惯例所隐含的规则、标准、批评者的反应等等成为形成作品本身“文学性”的深层原因，文学经典被挑选出来作为普遍观念和超历史价值的代表具有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意义。 由文学惯例所定格的“文学性”不仅建构了文学经典、承载着范式的功能、具有对文学经典的命名权，而且也是文学史的实质性构成因素。经典在“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13] 佛克马、蚁布斯曾以文学经典统治整个中世纪的教育为例来说明文学经典的定义权和维护权，并且揭示了这种权威性与路易十四王权的关系。陶东风说，文学经典“必然与文化权力乃至其他权力形式相关，同时也与权力斗争及其背后的各种特定的利益相牵连”[14]。今天，文学经典化过程也极大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看似客观的文学惯例掩盖着极为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正如汪晖所说，“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15] 检视诸多作者站在各种立场撰写的中外文学史，不难发现文学惯例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对文学史的构成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中就包含了客观的历史就是被主观解释而成的历史之意。我们知道，文学文本是文学史的主要构成要素，詹姆逊曾以大量的篇幅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认为从政治阐释的角度而言文学就是一种“社会的象征行为”，并且申言政治阐释方法“不把政治视角当作某种补充方法，不将其作为当下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或神话批评的、文体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辅助，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6] 只要我们考察从文学惯例到“文学性”的流程，就能发现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蕴含而彰显的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统治地位。 因此，无论是哪一种意义、哪一领域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掘广泛而深刻的“文学性”现象是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 审美之维[M]. 李小兵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9. 123. [2][美]乔纳森·卡勒. 理论的文学性成分[J]. 余虹译. 见“文化研究”网站。 [3]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46. [4]亚里斯多德. 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 颜一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 [5][美]黛尔德拉·迈克洛斯基. 经济学的花言巧语[M]. 石磊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3. [6][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M]. 张国清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94. [7][英]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原理引论[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11. 13. 228. 336. 230. [8]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 后现代状态[M]. 车槿山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7. 33. [9][德]卡尔·蔓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黎鸣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86. [10][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沈晖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8. [11]史忠义. “文学性”定义之我见[J]. 中国比较文学，2000(3). [12]斯蒂文·托托西. 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 马瑞奇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4. [13]佛克马·蚁布斯. 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 俞国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0. 39. [14]陶东风. 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上)[J]. 中国比较文学，2004(3). [15]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三联书店. 2004. [16]王逄振. 批评理论与叙事阐释(詹姆逊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43. 原载：《东岳论丛》2005/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