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文学被无数次地宣告死亡之后，2003年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再次访问了北京，他在带来的新作《论文学》中，对文学的命运作了如下表达：“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注：金惠敏：《图象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5期。）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为文学的当下处境忧心忡忡，为文学不远的末日深感不安和惊恐，另一方面，新世纪文学日见奇异和灿烂的想象，又为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魅力。 现代小说的诞生在中国已近百年。四部不列，士人不齿的小说，其地位的改变缘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那一世纪思想文化遗产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个小说传统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遭到了质疑，普遍的看法是，20世纪激进的思想潮流培育了作家对“宏大叙事”的热情，培育了作家参与社会生活的情感需求。这一传统形成的“主流文学”压抑或压制了“非主流”文学的生长，因此也是文学统一风格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土壤。如果从文化多元主义的角度出发，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出发，这一质疑无疑是合理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个争论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或者说，文学传统及其解构者谁是谁非都不能解决小说生死存亡的现实和今后。就现代长篇小说而言，其成熟的标志无论是《子夜》还是《财主的儿女们》，他们都是从社会问题出发的，但它们都取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当吁求的多元文化在今天可以部分地实现的时候，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百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体的衰落，显然并不来自小说创作的内部问题。 新世纪以来，虽然有《白银谷》、《沧浪之水》、《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银城故事》、《大漠祭》、《张居正》、《解密》、《作女》、《大秦帝国》、《漕运码头》、《白豆》、《水乳大地》、《我们的心多么顽固》、《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天瓢》、《圣天门口》等一大批很好或艺术性很高的长篇作品，但小说在今天社会文化生活结构中的地位，仍然不令人感到鼓舞。因此，在我看来，一个令人悲观又无可回避的问题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要终结了。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文体都有它的鼎盛时代，诗、词、曲、赋和散文都曾引领过风骚，都曾显示过一个文体的优越和不可超越。但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这些辉煌过的文体也终于与自己的衰落不期而遇。于是，曾辉煌又衰落的文体被作为文学史的知识在大学课堂讲授，被作为一种修养甚至识别民族身份的符号而确认和存在。它们是具体可感的历史，通过这些文体的辉煌和衰落，我们认知了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因此，一个文体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以“历史”的方式获得存活。今天的长篇小说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评价近百年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无论这一文体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它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它的经典之作通过文学史的叙事会被反复阅读，就像已经衰落的其他文体一样。新的长篇小说可能还会大量生产，但当我们再谈论这一文体的时候，它还能被多少人所认知，显然已经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把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文学地位的下跌，归结于市场和利益的驱动是不准确的。这一说法的不可靠就在于，市场可能改变作家的创作动机，但在现代中国，许多作家也是靠稿酬生存的，鲁迅的收支帐目大多来自稿酬。这些靠稿酬生活的作家与市场有及其密切的关系，但并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改变大师的创作动机，也没有因市场的存在而失去他们大师的魅力。另一方面，市场的诱惑又确实可以改变作家的目标诉求。利益也可以成为一个作家创作潜在或明确的目标。因此，小说的衰落与其说是与市场的关系，不如说是与接受者的趣味变化的关系更大。现在，对鲁迅及其那一代作家有了不同的评价及其争论，不同的评论我们暂不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意义和价值，其人格成就可能大于他的文学成就。鲁迅的魅力不仅仅来自他对现代小说形式把握的能力，不仅仅来自他娴熟的现代小说艺术技巧，而是更来自于他的文化信念和坚守的人格。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小说中表达出他的悲悯和无奈。他是在市场化的时代用一种非市场的力量获得尊重和信任的。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运动和不间断的检讨过程中，独立的精神空间几近全部陷落。当政治挤压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讨也置换为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最后的一点尊严的时候，推出的也是陈寅恪、顾准等已经作古的人。因此，作家人格力量的萎缩和文化信念的丧失，才是当代小说缺乏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消费文化的兴起和传媒多样化的发展，也终结了长篇小说在文化市场一枝独秀的“霸权”历史。科学技术主义霸权的建立，是带着它的意识形态一起走进现代社会的。虽然我们可以批判包括网络在内的现代电子传媒是虚拟的“电子幻觉世界”，以“天涯若比邻”的虚假方式遮蔽了人与人的更加冷漠。但在亚文化群那里，电子幻觉世界提供的自我满足和幻觉实现，是传统的平面传媒难以抗衡的。它在通过“开放、平等、自由、匿名”的写作空间的同时，也在无意中结束了经典文学的观念和历史。因此，现代传媒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 事实上，关于文学命运的预言和争论，几十年前在西方就已经开始。80年代初期，英国两所举世闻名的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由师生们发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问题是：“英语文学”教学大纲应包括什么内容？它的连锁反应便是对文学价值、评价标准、文学经典确立的讨论。激进的批评家发出了“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的吁请；而大学教授则认为：“传授和保护英国文学的经典是我们的职责。”这一看似学院内部的争论，却被严肃传媒认为“一半是政治性的，一半是学术性”。 类似的讨论在西方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过。而事实上，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从来也没有终止过。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典的确立与颠覆的历史，经典的每次危机过程也就是经典的重新确立的过程。经典的危机与确立，引发的原因显然不止人们对经典作品的认同有歧异。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经典就是不同领域里的权威性著作；按照弗克马的理解，“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但这样的理解又可以追问出无数个问题：比如，认定权威性或“精神宝藏”的标准是什么？由谁来认定？这一认定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这些追问在经典危机的时代不仅咄咄逼人，同时也具有难以抗辩的合理性。但如果认为这样的追问是不能质疑的，那么围绕经典的讨论就变成了另一个问题，即还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经典危机和确立的历史，一方面表明了这些追问的合理性，一方面也表明了它的时段性。永恒的经典是不存在的，没有休止的追问也会使追问本身变成假问题。 经典的确立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与之相关的还有对经典确立的历史环境及其需要。在中世纪，文学经典的功能在于它统治了教育、并与帝权、神权共同构成了宰制性权力。此后，利用经典为政治服务，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现象至今也没有结束。即便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得到了承认，但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从来也没有彻底解除。假如没有经典带给我们的文化认同，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问题是无从讨论的。 科举制度的终结，大大弱化了中国传统经典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已经弱化了的传统经典雪上加霜。到40年代，传统“经典”在风雨飘摇中失去了踪迹。古典的被抛弃，西洋的半生不熟，现代汉语文学莫衷一是。40年代以后，我们又经历了几次经典危机，从延安红色经典地位的确立到“文革”样板戏霸主地位的形成。几乎都与政治需求密切相关。 经典确立的复杂性还不仅仅限于它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就其本身来说，经典是人确立的。他就不能不有人的局限性。其次，经典须有一个经典化过程，也就是历史化过程。当代文学史不要说已经出版了近70部，仅就近年来出版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对经典的判断和叙述就非常不同。因此，这些在切近距离被写进文学史的“经典”，可被看作是“文学史经典”。“文学史经典”与“文学经典”的差别，就在于，后者是经典化、历史化了的“经典”；前者是尚未经历这一历史化和经典化的“经典”，它只具有文学史意义，而不具有文学经典意义。 这个看法，是针对我们以往的对经典的理解提出的。或者说，我们曾经历过的那种对经典理解的语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不仅与当下文学生产的方式相关，同时更与文学在社会生活的处境与地位相关。对中国而言，20世纪既是现代小说发生的世纪，也是现代小说成熟和终结的世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末乃至21世纪初，中国现代小说的艺术水准已经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时期。但恰恰在这成熟的时期，现代小说开始衰落了。原因很简单，就像先秦散文取代了骚体，汉赋取代了先秦散文，唐诗取代了汉赋，宋词取代了唐诗等一样。古代文学专家普遍认为，宋诗比唐诗更成熟也更深远，但诗必言唐的观念根深蒂固，宋诗再成熟，影响也远没有唐诗深远。现代小说的成熟与衰落，就与宋诗相似到了这样的程度。 当今世界，不是没有了文学经典，而是关心“文学经典”的人已经被分流于影视、读图、DVD、卡拉OK、酒吧、美容院、健身房、桑拿浴甚至是星巴克、超市或者远足、听音乐乃至独处。日常生活在商业霸权的宰制下也为人们提供了多种文化消费的可能。这就是文化权力支配性的分离，文学经典指认者的权威性和可质疑性已同时存在。在这一处境下，文学经典还被多少人关心，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以下几个材料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传达了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读者对经典文学和时尚文化的态度和接受状况： 新华社西安3月13日电（宋杜贺）“2004年是青春文学大放异彩的一年，青春文学的市场表现达到迄今为止的一个最高点”。这是新浪网对青春文学之盛行的评价。与此相印证的是在西安市大大小小的书店里，以描写“情”“爱”为主的网络文学、韩国小说等青春题材文学类图书也是最抢人眼球，而摆放在书架上的科普读物、古典诗词却少人问津、备受冷落。（注：2005—3—14 9:19:09来源：新华网陕西频道。） 北京一家调查公司最近的一份读书调查报告显示：现代人中有三分之一不买也不读名著，认为名著枯燥无味，不堪卒读；有三分之一的人买名著，但是却不阅读，目的是为了装点门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虽然读，但由于时间等原因，读得非常零散……河北经贸大学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要求全校同学必须阅读包括《三国演义》、《史记》等在内的文史哲名著。读书不合格者不能毕业。此令一出，众学子一片哗然，非议四起。……一位学生更为直率地问道，读《三国演义》能帮我们找到就业的饭碗吗？在这些当代大学生的心目中，外语、计算机和经济类书籍以及传授青年各种处世技巧、成功经验的书籍，才是他们的“必修课”。（注：炎毕文：《不读名著会怎样？》，2001年1月11日北京报业集团。） 国际在线消息：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普通的俄罗斯人已经逐渐远离文学作品，即使是那些经常看小说的人，他们对美国通俗作家丹尼尔·斯蒂尔的喜爱程度也胜过了本国作家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 据英国《独立报》7月21日报道：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最新公布的调查发现，37％的俄罗斯人从不读书，52％的人从不买书，而只有23％的人认为自己属于那种酷爱阅读的人。另外，人们对于侦探小说和浪漫爱情小说的喜爱程度要远远胜过于由诸如列夫·托尔斯泰或安东·契诃夫这些大师们创作的经典名著。（注：见2005—07—22 09:40:55国际在线。） 著名的美国文学出版商兰登书屋：每日将一百多部经典文学作品推上因特网，对传统书商构成重大挑战。兰登书屋说，推出电子文学作品是它向读者介绍世界名著这一传统的扩展。首批上网的作家包括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英国作家狄更斯和简·奥斯汀、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以及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威拉·卡瑟。读者只需进入兰登书屋现代图书馆的“作者链接”网站，登记和选择下载格式，就可购买和下载这些电子版本的名著。下载费用为每本4.95美元。（注：2000年11月3日23:17，大洋网讯。） 据英国《卫报》8月1日报道：《哈利·波特6 》的德语版翻译者克劳斯·弗里茨曾要求再给他77天的时间以便完成全部翻译工作，而那些“业余翻译家”们显然没有这份耐心，他们纷纷登录一家名为“哈里在德国”的网络俱乐部的网站齐心协力翻译该书，最后仅耗时45小时便宣布大功告成。（注：见2005—08—02 08:42:04国际在线。） 国人阅读文学经典的状况我们大致可以了解，但有深厚文化传统的俄罗斯人民也远离了文学经典，这不是一个好消息，但却为我们对文学经典命运的判断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美国兰登书屋的举动虽然冠冕堂皇，似乎在拯救文学经典，但它无疑是一个商业行为。但遗憾的是，网上阅读器一年才卖了5万个。 而美国惊险小说作家斯蒂芬·金在网上免费推出的66页新作《子弹列车》，创下了头24小时被下载40万册的惊人记录。而严谨和傲慢的日尔曼人民，也将满腔热情毫不矜持地献给了“哈利·波特”时代。无论是沮丧还是痛心，这都是现实。 也正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使关心“文学经典”的人更加焦虑。一般来说，学界讨论什么问题，就是对什么问题表示焦虑的一种形式。今天讨论“经典”问题，问题背后所凸显的可能恰恰是对这一问题的焦虑。最近，我注意到学界和有的媒体正在讨论的“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以及“伟大的小说意识”问题。学界的讨论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联合发起的，包括弗克玛等国际著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上不仅对经典的看法非常不同，而且对今后是否还会有经典的看法也完全不同。有的媒体现在仍讨论的“伟大的小说意识”，事实上是从另一个方面在讨论经典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者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他认为中国要写出伟大的小说，必须要有“伟大的小说意识”，就像美国有一个普遍被认同的小说意识一样。他认为美国有这样的伟大的传统。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传统，从《红楼梦》到鲁迅，都被他否定了。他认为《红楼梦》只是那个时代的好作品，而鲁迅只写了七年小说，七年时间连小说技巧都不可能掌握，怎么会写出文学经典。哈金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曾经获过美国重要的文学奖项，但他能这样评价中国的小说传统，我们只能对他的勇气表示震惊。于是，他用美国“伟大小说的定义”，照猫画虎地为中国“伟大的小说意识”给出了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且不说这个定义中的陈词滥调，即便它能够实现，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一个普遍的认同感的存在。 以上的分析，我旨在说明，当“伟大的小说”或“经典文学”已经成为过去。历史是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人类肯定还会写出伟大的小说，但这个“伟大的小说”只能存在于文学史，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文学”学科和靠研究文学吃饭的人群，我们必须讲授文学“经典”，比如那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但必须说明的是，像18世纪的法国文学、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20世纪的美国文学或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经典那样深入人心，已经永远不可能了。因此，21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这是文学的宿命。 原载：《文艺争鸣》2005/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