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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文艺理论界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我们已经进入“图像时代”,而文学在图像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文学该采取何种策略来谋求更好的生存?是坚守自己的特性还是向图像俯首称臣?总之,图文关系是目前亟待厘清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当下的语境,梳理图文关系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将有助于我们审视文学今天的处境及其未来的发展策略｡ 一､西方古代文化的图文之争 图文之争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才开始的,它始于人类文明诞生之初,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古代文化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先辈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先从西方说起,在照相术发明之前,图像主要表现为绘画艺术,19世纪中期以前的图文之争可以从诗与画的关系中得到考察｡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认为诗迎合情欲,使人不受理性控制,因而主张把诗人逐出“理想国”｡但他也同样否定绘画及其他艺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是模仿理念的影子,而模仿自然的艺术只能是影子的影子,因而艺术不过是骗人的影像｡柏拉图更深层地怀疑人的视觉｡他认为人类亲眼所见的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理念透过“火光”折射到“洞穴”墙壁上的影子｡因而我们通过视觉获得的图像并不真实,真实只存在于理念之中｡亚里士多德对诗与画的态度截然不同｡首先他肯定视觉是我们认识真理的开端,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写道:“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他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①但他对诗的关注超过绘画｡他认为诗的媒介不同于绘画和音乐,诗“以语言摹仿,所用的是无音乐伴奏的话语或格律文”｡②人是logos即语言的动物,因而诗因其媒介的特殊性而在艺术殿堂中拥有崇高地位｡ 诗与画的轩轾在古希腊时期尚不明显,但到中世纪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延续柏拉图对艺术的否定态度,中世纪宣扬禁欲苦行,镇压感官享乐的文艺活动｡其中绘画､雕塑等图像艺术比文学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教会开展大规模的“销毁偶像运动”,禁止一切关于基督､圣徒､神灵的画像｡到中世纪后期,教会对文艺的态度转变,开始利用文艺为宗教服务｡从中世纪初期､后期的两位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对文艺的不同态度中可看出这一转变: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极力忏悔年轻时对文艺的酷爱,而托马斯·阿奎那却认为符合理性的情欲能够引人向善,还积极地探讨艺术问题｡所以中世纪后期,文学､建筑和音乐等都获得了一定的艺术成就｡然而绘画的地位却始终未能提升｡中世纪的圣像均是“模式化人的面部表情,无肉体感觉的身体,突出的眼睛,神秘符号的巧妙安排”,③无不显示出对视觉图像的有意淡化和轻视,特意引导人们忽略图像而注重其背后之物｡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迎来继古希腊之后的又一次辉煌｡人文主义者竭力为文艺辩护,抬高文艺的地位,但此过程中诗画关系也日趋紧张｡从古希腊罗马至中世纪,绘画一直就被视为机械艺术或手工劳动,诗和音乐则相对被奉为高尚的“自由的艺术”｡这一格局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打破,挑起诗画之争的“始作俑者”是达·芬奇｡他在《画论》中将绘画与其他艺术,尤其是诗进行一番比较,最终将绘画奉为最高最有价值的艺术｡而且这一时期透视理论诞生,使绘画取得辉煌成就｡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也在旷日持久地为诗辩护,这主要是针对神学对诗的压制｡文艺复兴初期,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等人试图通过“诗即神学”的攀附方式抬高诗的地位;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如锡德尼,彻底摆脱神学对诗的束缚,从诗的本质特征方面重树其地位和价值｡ 启蒙运动时期的莱辛的诗画理论是诗画关系史上的一座丰碑｡他从时空角度探究诗与画的界限,认为画以颜色和线条为媒介,在空间中并列,适合表现空间中静止的物体,而诗以语言为媒介,在时间中流动,善于描写时间中先后承接的动作｡诗与画分别是时间的艺术与空间的艺术｡同时,他也看到了诗画的交融,只要遵循各自的艺术规律,画可以通过“最有包孕的顷刻”表现动作,诗亦可以描写静态的物体｡总体而言,莱辛更加推崇诗,他认为诗以真实为最高法则,而画要秉承美为最高标准,所以诗比画更有能力表现广泛全面的人生｡在照相术发明之前,诗与画的张力在此达到顶点,莱辛的诗画观影响了我们对诗画的普遍认识｡ 古典时期,诗画关系大体上和谐发展､共同进退｡黑格尔对艺术进行了系统的分类研究,他将艺术划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诗､画以及音乐都被归于第三种｡以理念感性显现的状况为标准来衡量,绘画层次最低,音乐略胜,而诗这种“绝对真实的精神的艺术”是浪漫型艺术的最高阶段,也是全部艺术门类中的最高形式和它们的总汇｡诗歌在运用各门艺术的表现方式方面具有最广泛的可能,因而是“最丰富,最无拘碍的一种艺术”｡④ 二､中国古代文化的图文之争 图文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处于水乳交融的和谐状态,两者的矛盾､对立比西方缓和得多｡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图文关系体现在“言､象､意”､“文学之象”(意象､兴象､意境等)､“诗画一律”和“书画同源”等众多方面｡ “言､象､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言”和“象”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图文关系的一种表征｡最早将“象”引入“言､意”关系的是《周易》,其《系辞》中有言:“子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⑤这里“言”指卦辞和爻辞,“象”指卦象和爻象,儒家认为通过“象”这一中介“言”可尽“意”｡后来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进一步阐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⑥由此更加确立了“象”在“言､意”之间的中介地位,同时也明确了“言､象”之间“寻言以观象”和“象以言著”的彼此依赖关系｡“言､象､意”的哲学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古代的诗歌和绘画理论,在诗歌理论中表现为“意象”､“兴象”､“意境”之说,在绘画理论中也同样存在着“诗意”和“意境”的审美诉求｡ “象”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极为重要｡刘勰在探询人文本源时有言:“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⑦(《原道》)“太极”即“易象”,是人文的起源｡“象”在文学中具体表现为“意象”｡“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⑧(《神思》)原本圣人用以尽意的卦象､爻象在此引申为主体化的物象,即文学主体的心灵之象,成为文学思维的本质规律｡同时“象”也指“文学形象”,作者之“意”需借此“象”才能得以寄寓｡与“意象”近似的“文学之象”还有“兴象”｡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首次提出“兴象”,并认为诗歌创作应以“兴象”为主｡自此之后,“兴象”便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重要概念和评价标准｡“兴象”的“兴”本身就含有“象”之义,朱熹释之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并指出“兴”与《周易》的“立象以尽意”相似,皆是寄“意”于“象”的手法｡⑨王夫之更将“兴”与“不兴”视为诗与非诗的标志:“诗言志,歌咏言,非志即为诗,言即为歌也｡或可以兴,或不可以兴,其枢机在此｡”{10}“象”对文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意象”､“兴象”的深入发展是“意境”理论｡“象”乃是“意境”的重要成分,但“意境”的至高境界却是“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这种诗歌审美标准是受“贵意论”的哲学思想影响,同时也是道家“大象无形”思想的体现｡老子所崇尚的文艺或美的至高境界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所推崇的绘画是“解衣般礴”式的自然之画,而文学也只有超脱语言限制,出于“言意之表”的才是精妙之作｡ 其实如庄子对绘画和文学采取同等的审美标准,无论“意象”､“兴象”还是“意境”理论在我国都不仅是诗歌的专利,也是绘画的重要思想｡“这个‘象’如果落实到纸面上,即‘手中之竹’……以国画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由笔墨或者少量的色彩构成的画面｡”{11}中国绘画之所以重“神”而不重“形”,与“言､象､意”､“意象”和“意境”等理论息息相关｡对诗歌和绘画来说,“言”和“象”同样都是尽“意”的工具,只有“忘言”､“忘象”才能得“意”｡ 中国古代历来就有“诗画一律”的说法｡苏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断是对此命题的高度概括,意为诗有“画境”,而画有“诗意”｡前者要求诗的情志要通过生动具体的形色物象来显现;后者要求画不仅要表现形色,更要从中传达出情志意蕴｡叶燮说得更详尽:“画者形也,形依情则深;诗者情也,情附形则显｡”更有“摩诘之诗即画,摩诘之画即诗”的绝对之语｡{12}王夫之亦有云:“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此二者同一风味｡”{13}不过均与苏轼的说法大同小异｡ 与“诗画一律”相仿,“书画同源”之说也由来已久｡自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首次提出“书画异名而同体”之后,这种观点就不断深化｡“书”最初指文字,后多指书法｡我国之所以会产生“书画同源”思想,原因有二:其一,中国文字最初是一种象形文字,在造字过程尤其是造字初期借鉴图画的方法,在文字书写方面也借鉴绘画思维,注重观察文字所指的客观事物,尤其注重对其精神意蕴的把握;其二,中国古代绘画运用毛笔和水墨这样特殊的材质,所以中国绘画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书法为基础的,对书法的点､线的把握在绘画中至关重要｡{14}我国图文和谐的文化氛围孕育出“文人画”这种独特的绘画类型｡“文人画”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我国图文关系的最好体现｡ 当然,“诗画一律”和“书画同源”只是相对而言｡钱钟书曾批判过这一命题,指出“诗画一律”仅在这样的范围内成立:其诗为神韵诗,并非中国古诗的正统,而画是南宗画,却是中国画史的正统派系,我国对诗画的评判标准并非完全一致｡王维是“诗画一律”的最好例证,苏轼评价王维的诗画而得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结论再恰当不过,但如果将这一结论扩展到全部的诗歌和绘画派别就有问题了｡“书画同源”也是如此｡象形只是造字的方法之一,并非所有汉字都源于图像｡而书法､绘画两种艺术当然各有特色,并不完全同源同体｡因而我国古代文化的图文关系只是从总体上呈现出和谐交融的倾向,这一倾向是不能被绝对化的｡同理,西方古代文化也有诸多类似于“诗画一律”的说法,诗画的对立在西方也只是相对而言｡ 三､图文关系的现代变革 纵观中西古代文化,图像与文学既有矛盾对立,也有和谐交融｡总体而言,西方文化较多述说二者的矛盾对立,而中国文化则更倾向于二者的和谐统一｡沿这两条线索来看,图文关系在古代的发展都相当稳定,且文学之地位颇高,但20世纪后半期它们的关系却发生了巨大变革｡ 1994年,美国学者米歇尔和瑞士学者博姆分别提出“图像转向”的概念,这宣告着“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和“图像转向”的开始｡然而“图像转向”并非突如其来,在“语言学转向”内部早已蕴藏端倪｡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就预言:“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不如说,根本上世界变成图像,这样一回事标志着现代之本质｡”{15}米歇尔本人也认为:“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16} 随着“图像转向”所向披靡的发展,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进入一个如海德格尔所预言的“图像时代”或德波所说的“景象社会”｡“景象不是现实世界的补充或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非现实主义的核心｡景象以它特有的形式,诸如信息或宣传资料,广告或直接的娱乐消费,成为主导的社会生活的现存模式｡”{17}当“景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因时,图文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如巴尔特所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形象不再用来阐述词语,如今是词语成为结构上依附于图像的信息……过去,图像阐释文本(使其变得更明晰)｡今天,文本则充实着图像,因而承载着一种文化､道德和想象的重负｡过去是从文本到图像的涵义递减,今天存在的却是从文本到图像的涵义递增”｡{18} 图文关系在今天不再表现为诗画关系,而是集中体现为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影视是当代文化的主流｡麦克卢汉认为:“电影的诞生使我们超越了机械论,转入了发展的有机联系的世界｡仅仅靠加快机械的速度,电影把我们带入了创新的外形和结构的世界｡”{19}布尔迪厄则指出电视对报纸这种传统文字媒介构成了强有力的威胁｡“文字记者推出一个主题,如一个事件,一场论战等,一定要被电视采用,重新策划,拥有某种政治效力,才会变得举足轻重,成为中心议题｡”{20}文字新闻业在电视媒介的压迫下萎缩,并日益失去其自身的独特性,要依赖电视媒介来生存｡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古代诗画关系的继续,而是一场全新的变革,这是因为影视是一种有别于绘画的全新的图像或艺术类型｡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认为的那样:绘画是传统的手工艺术,具有“即时即地”的“光韵”和膜拜价值,而电影是机械复制时代的产物,“光韵”在复制和修改中消失,艺术的膜拜价值被展示价值取缔;另外画家与对象保持着天然距离,提供的是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而电影摄影师则要深深沉入对象之中,所展示的是被分解成诸多部分的形象｡ 影视并非绘画艺术的延续,这种新型艺术向绘画和文学,甚至所有的传统艺术同时发出挑战｡古代的图文矛盾化解,而新的图文矛盾产生｡“电影实际上不像歌曲或文字那种单一媒介,它是一种集体的艺术,不同的人分管色彩､灯光､声响､演技和对白｡”{21}影视作为一种集体艺术不仅表现在影视人的分工合作上,更表现在它可以借用或融合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这其中包括绘画､音乐,也包括文学｡上文谈到黑格尔之所以确立诗歌为最高的浪漫型艺术正因为它能够利用其他众多艺术的表现手法,而现在影视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所以毫无疑问地取代了文学而登上艺术的至尊宝座｡相形之下,文学的处境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迷恋影视剧而抛弃文学作品,文学书籍充斥图片,文字沦为图片的附庸,而且作家们也期待通过影视提高知名度,许多人因投身影视制作而无法潜心创作｡我们不禁要问文学真的会走向终结吗?在“图像时代”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生存? 四､文学在“图像时代”的生存策略 面对影视的冲击,绘画和文学这两种纷争几千年的古老艺术站在了一起｡在文学面临影视冲击之前,西方绘画就已遭遇了一场与摄影的激烈“战争”｡从这场与“图文战争”相似的“战争”中,我们能否获得些许启示呢? 1839年8月,达盖尔的摄影法公布,这给以写实为最高艺术理念的西方传统绘画带来致命打击｡“绘画终结”之说如今天“文学终结”一样不绝于耳｡众多画家､批评家,如安格尔､波德莱尔都坚决反对摄影,将之视为绘画的永久敌人｡但也有少数画家,像现实主义画家米勒那样,对摄影报以积极的态度,认为摄影可以作为绘画的参考资料,也可以被用于绘画教学｡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绘画开始逐渐利用这一技术为自己服务｡受到摄影最大冲击的肖像画和风景画也受益匪浅,画家可以轻松拍摄一张绘画对象的照片,然后将之带回家中慢慢描绘,这使画家和模特都免受过去劳累之苦｡然而摄影对绘画更深层的影响还在于其促使绘画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西方绘画自古希腊以来一直秉承“真实再现现实”的理念,摄影术的出现使绘画终于有所突破,朝着摄影术所无法表现的领域发展｡所以19世纪末西方绘画开始“由再现向表现､由再现向多元､由统一向个性方向发展”,{22}由此步入现代绘画之旅｡ 从绘画与摄影的“战争”来看,绘画在面对摄影的冲击之时积极地采取了“为我所用”､“另辟蹊径”的发展策略,所以才取得了现代的辉煌成就｡那么“为我所用”和“另辟蹊径”这两种策略对文学来说是否依然有效呢?也许人们会对这种类比提出质疑:摄影和绘画同属视觉造型艺术,绘画的发展策略是否可为文学借鉴?文学是否具有利用影视来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呢? 所谓“为我所用”即文学借鉴影视来发展自身,这其实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自莱辛《拉奥孔》以来,文学一直被视为时间的艺术,而区别于绘画､雕塑等其他空间艺术｡但是现代文学却日益表现出空间化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受到影视艺术的影响｡阿瑟·米勒说过电影“快速的转换,互无联系的画面的突然结合,照相术(摄录技术)固有的记录效果,简洁的叙事法和对无声动作的集中表现”都已不声不响地,有时则是全未觉察地渗入到小说和戏剧之中｡{23}文学借鉴影视最突出的例证是蒙太奇手法在文学中的运用｡蒙太奇是电影艺术独特的艺术手法,亦即对影片镜头的剪辑组合｡许多文学作品尝试运用这种手法来进行诸多毫无关联的时空场景的自由组合和拼贴,获取新奇､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种空间化的叙事方式无疑打破了以往的文学观念,丰富了文学单一､线性的时间叙事方式,也是传统文学现代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 所谓“另辟蹊径”即朝着影视无法触及的领域发展文学的独特性｡文学在许多方面是影视无法匹敌的,依照麦克卢汉的看法:“正如照片促使画家向抽象艺术和雕刻艺术方向靠拢一样,电影使作家坚定地在语言简练和深刻象征方面下功夫｡在这两方面,电影又是不能与作家匹敌的｡”{24}换句话说,“照片已经充分表现的世界,画家再也不能去描绘了｡于是,他回头用表现主义和抽象派艺术去揭示创造力的内心活动｡同样,小说家再也不能为读者描写物体和事象,因为读者通过照片､出版物､电影和电台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诗人和小说家转向内在的心理姿态｡”{25}语言､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深刻的修辞手法等几方面都是影视无法与文学媲美之处｡文学朝这些方面发展就会避开与影视的强烈冲突,从而在文学的独特性上达到无法企及的高度｡作家对语言的重视自不必说,其他方面其实也早已是文学现代发展的倾向｡如意识流小说便极大增强了文学表现人物心理的功能｡“意识流”心理描写打破了传统心理描写的逻辑性,将时空错乱并置,极具跳跃性;舍弃了传统心理描写的全知叙事视角,让读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消解了传统心理描写中人物心理与周围环境的必然联系,突出心理活动的主观随意性｡“意识流”小说成就斐然,而且被影视艺术争相模仿,制作出许多杰出的“意识流”电影｡ 文学是否会在影视的排挤下走向终结呢?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文学即将终结的想法,主要是因为文学今昔差异而引起的失衡和焦虑心理｡每个世纪都有它的“主因”(the dominate)艺术形态｡绘画､音乐､文学都曾是某个世纪的“主因”,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终究都会落寞｡即使文学的辉煌时代不会再来,我们也没必要气馁｡因为文学在众多艺术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不仅影视艺术需要它,人类的健康生存和文化的持续发展也都需要它｡ 影视对文学的需要毋庸置疑,影视界也对此直言不讳｡如摄影一样,电影诞生之初也曾被质疑为庸俗技术,被拒绝于艺术门外｡通过改编文学作品以及从文学中汲取营养,电影才走上艺术之路｡这种依赖关系至今也在延续,如我国第五代导演的成名之作《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麦克卢汉从更深层次上探讨电影对文学的依赖,他认为文字阅读是欣赏电影的前提｡对于没有文字的民族,如土著人来说,“透视”､“光线强弱所造成的距离远近效果”以及“照相机镜头追踪景物或抛开景物的运动”都是无法理解的,而“偏重文字的观众习惯于追随一行接一行的印刷形象,决不会怀疑线性排列的逻辑,他们会毫无异议地接受电影的序列结构”｡{26} 影视虽然借助文学发展起来,但却在日益侵占人类生活中的文学领地｡“图像时代”的电影､电视､网络等形成的视觉形象正一个接一个地垄断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在沉溺于“读图”的感官刺激和便利的同时,也在接受“图像”成为我们唯一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懒惰､被动､丧失思考､缺失精神的培养是人类在“图像时代”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确切地说,这种危机并不是图像造成的,而是由图像的垄断或“霸权”造成的｡针对“图像霸权”,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听觉的拯救构想:“在技术化的时代社会中,视觉的一统天下正将我们无从逃避地赶向灾难,对此,惟有听觉与世界那种接受的､交流的,以及符号的关系,才能扶持我们｡堕落还是得救,灾难还是拯救——这就是不同选择的图景,人们正试图以它来搭救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27}为了拯救文化以及人性的均衡发展,我们需借助听觉这样的非图像因素来抵制“图像霸权”｡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学也不失为一种拯救的方法｡ 文学是能够拯救人类现代危机,制衡“图像霸权”的,这主要是因为文学是一种通过“语言”媒介来实现的艺术形式｡“话语受制于理性,与人的理智､普遍性､推论和阅读等相连;而图像或形象受制于欲望,与感性､特殊性､感悟和感知等相连”｡{28}这一命题从相对角度来看是成立的｡“语言”媒介使文学的形象､想象､情感都与理性､判断等因素紧密相连,这比影视的“图像”媒介更具理性因素｡而且文学欣赏是一种独特的“语言阅读”方式,如同传统绘画一样,这是一种个人的､沉静的,可以随时停下来投入个人思考的艺术欣赏方式,而影视的欣赏则是一种集体的､喧闹的,只能被动追随影像运动而无法投入思考的“图像阅读”方式,所以文学的“语言阅读”比影视的“图像阅读”更有益于培养人的主动思考能力｡语言,即logos,在公元前4世纪的西方就具有“思考能力”的含义｡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通过它独特的“语言”媒介以及特殊的“语言阅读”方式可以发挥拯救人类现代危机的功能｡在许多国家已出现这种现象:知识水平越高的人看电视的时间越少,读书的时间越长,他们自觉地运用读书的方式来抵制“图像霸权”｡ 我们站在文学的立场上通常对抵制“图像霸权”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也因为这一立场对另一种“霸权”视而不见｡20世纪“语言学转向”不是也形成了“语言霸权”吗?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学模式成为普遍的研究模式,甚至对于绘画和摄影这样的图像艺术,我们也运用语言学模式进行研究｡即使这种“语言霸权”有利于抬高文学的身价,我们也不应该为这种霸权辩护｡客观地说,“图像转向”有利于“语言霸权”的瓦解,可以形成并发展一种新的图像研究模式,同时也势必会带动文学的发展,站在整个文化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对之抱以积极的态度｡肯接受文学在“图像转向”过程中边缘化的事实,是正确认识文学在今日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的必要前提｡文学在“图像时代”中虽处边缘地位,但却具有抵制“图像霸权”的重要功能,是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图文战争”重新加以积极的审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图文战争”也许是文学终结的先兆,但以积极的态度观之,“图文战争”也许是文学的一次新的发展契机｡从消极的文学终结论中走出来,积极探索文学在“图像时代”的发展前景,发挥文学对文化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的价值,才是文学目前最好的生存策略｡ ①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页｡ ③高建平《文学与图像的对立与共生》,《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④转引自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 ⑤《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⑥⑨{10}转引自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3-94､249-250､337页｡ ⑦⑧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5页｡ {11}林承琳《从“言(象)意说”和“能指”､“所指”理论看中西绘画差异》,《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2}《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4页｡ {13}转引自闾海燕《以苏轼为例:中国哲学语境中的诗画理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4}刘毅青《书画同源对文人画的影响》,《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15}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孙国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 {16}W.J.T.Mitchell,Picture Theory(Chica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P11-12,16｡ {17}Guy Debord,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1994),#6,#15.｡ {18}Rolangd Barthes,“The Photographic Message,”in Su-san Sontag,ed.,A Barthes Reader(New York:Hill and Wang,1982),P204—205｡ {19}《麦克卢汉精粹》,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20}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7-58页｡ {21}{24}{25}{26}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第360､355､244-245､352页｡ {22}董占军《摄影术的发明对十九世纪末欧洲绘画的影响》,《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3}何希凡､龚奎林《新时期中国文学与影视艺术的互动及其未来走向》,《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7}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28}王有亮《图像不可能取代文学》,《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原载：《文艺评论》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