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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经典的界定 本文对文学经典的界定，与当下的热点问题“红色经典”的概念是有区别的。“红色经典”的“红色”带有特定时代的颜色政治象征意味，该词指建国后取得了主流的统治地位、具有激进的革命政治色彩的作品。经典的内涵既具有实在本体的意义，又必须在文化政治等外在因素参与建构的关系之中去认识。而本文认为文学经典通常具有如下两个特点。第一，经典是指那种能够穿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经典作品只是在事后从历史的视角才被看作是经典作品的。”[1] 它体现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事件对当下生存主体在美学维度上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了作为个体的文学文本对历史的穿越，表现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文化语境中就是那些在该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具有权威性、神圣性、根本性、典范性的文学文本；第二，经典是一个处于流变之中的概念，对真理的认定标准因批评者价值立场的差异而不同。“经典”有着流变的命运与历史，是一个在各种价值体系中不断被建构的概念。并不见得一定是时间在淘洗经典，因为经过漫长时间流传到今天的很多作品之所以是经典，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就本文的研究目的来看，“主要不是讨论‘经典’的定义，讨论哪些文本应该成为‘经典’。而是关注当代的文学经典重评这一现象，关注‘经典’评定的不稳定性，它的变动，这种变动所表现的文学变迁”[2]。例如，在解放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大众化的肯定，使得乡土作家赵树理等人享受文学“经典”的殊荣。“文革”中，根据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策，经典之界定完全以作家的政治动机为主，《金光大道》及样板戏等几部思想“正确”的作品被尊为经典。可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建构，同时也往往附带获取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权力。 我对于文学“经典”的概念要做出大体的认定，但是关注点不是文学经典的性质和特征，而是为什么要以“这些”经典作为批评对象，对于这些“经典”的批评反映了什么样的“批评观念”，以及这些批评规范是如何通过“批评”建构起来的。 二、文学经典的建构类型 将“经典”提出来进行讨论，本身已经潜藏着一种评价标准。为了懂得文学经典形成的历史背景，我们必须把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看作它的历史。我们必须懂得文学的历史不仅是我们读什么的问题，谁读谁写的问题，还有创作何种（或流派、风格）文本和为哪一类读者而创作的问题。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认为，“在中国，现代经典讨论或许可以说是开始于1919年，而在1949、1966和1978这些和政治路线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年份里获得了新的动力”[3]。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历史的产物，它与经典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权力是紧密联系的。通过以1949年作为历史转折点，其具体形成过程分为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考察建国前后两个时期的文学批评状况，我们发现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颠覆具有五种类型。 第一，在1949年前被视为文学经典的遭到颠覆。如胡适、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的作品被边缘化，而这其中大部分作家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得到很高的评价。 第二，在1949年之前未进入经典行列的被确认为经典。通过文学选集和丛书的形式确认了一批文学作品的典范位置。例如，《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于1949年共出版58种，1950年编选新的文艺作品10种，修订或经作者校阅重印文艺作品16种。“本丛书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比较好的文艺作品，给广大读者与一切关心新中国文艺前途的人们以阅读和研究的方便。”① 这些作品被认为“是实践了毛泽东文艺方向的结果”。 第三，在1949年之前被确立为经典的得到重新阐释。这种阐释包括对新文学传统重新评价的理论阐释以及对作品的再解读。这种颠覆与重构反映了“一体化”与阶级论占主导的文学观念的确立。中国现代文学尤其以鲁迅作品的不断阐释为主要代表。周扬深谙鲁迅作品的时代价值与教化功能，他郑重其事地强调：“我们必须批判地、创造性地继承‘五四’的遗产。我们应当首先整理和研究鲁迅地著作，它们是“五四”遗产中最光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部分。”② 外国文学方面，1960年冯至总结外国文学研究成果时说，建国以来学术界产生了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日渐成长，他们站在今天社会主义立场上关于个别欧洲古典名著的评价初步进行了新的探讨”[4]。这种新探讨无疑更全面地体现出了社会主义的文学批评观。 第四，已取得文学经典地位的作品其影响得到确立并且不断强化。包括已经为历代文学批评或主流意识形态批评所确认的、文学史地位牢固不可动摇的经典。例如，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进行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校勘和重印工作。其计划包括《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西厢记》等名著的校勘重印，注释出版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人的选集或全集，编写著名作家的传记等；也包括40年代在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如赵树理的小说、李季的诗歌、歌剧《白毛女》等在当代进入了革命经典的序列。1947年陈荒煤对赵树理作品的典范意义进行了总结，首先，赵树理的作品被认为是边区文艺创作的最高成就和评价的标尺。“大家认为，要检讨一年来边区的文艺创作，最好对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因为他的作品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接下来进一步将赵树理的创作作为未来文学发展的方向。“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作为边区文艺界开展创作运动的一个号召！”最后，陈荒煤对赵树理作品的典范价值进行了概括总结。“第一，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政治性是很强的。他反映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基本矛盾，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写的，爱憎分明，有强烈的阶级情感，思想情绪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第二，赵树理同志的创作是选择了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创造了生动活泼的，为广人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第三，赵树理同志的从事文学创作，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他具有高度的革命功利主义，和长期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精神”③。“赵树理方向”的确立雄辩地证明了解放区文艺路线的正确性。 第五，重新确立经典作品。建国后毛泽东的诗词、革命现代京剧被推举为文学创作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榜样。文革时期极端性地表现为样板戏成为“革命”经典。在江青的授意下，“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炮制的《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及其他相关文章不但全面否定欧美“现代派”文艺，而且全面否定17年前我国曾经肯定过的欧美资产阶级的进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文艺，指责它们“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蒙蔽劳动人民”，“维护剥削制度”等。 三、文学批评的经典化 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是当前学界的一个焦点问题，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进路：依据启蒙文学史观来看待中国当代文学，那么“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势必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真空地带。为了避免这一陷阱，有学者试图从文化史、学术史、精神史与文学生产体制等角度重新对所谓的“红色经典”进行解读。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对中国传统意义的文学经典造成猛烈的颠覆与解构，维护经典的权威地位或纠正经典改编的不利偏向成为学界关注的第二个热点。而本文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时期，文学批评界是否存在文学经典的重新确认（即什么是经典的问题），如果存在，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事实确认，从而追寻演变的踪迹。其次，当代的文学经典确认者是谁？是怎样作出的（即谁的经典的问题）？ （一）文学批评经典化的原因 文学批评的经典化是指将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经典作品作为批评对象，通过对经典作品地位的存留或废弃，内涵的肯定或否定，从而为实现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目标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撑力量，确立某种批评观念的主导地位。文学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5]260 所以阿诺德·克拉普特认为：“经典，一如所有的文化产物，从不是一种对被认为或据称是最好的作品的单纯选择；更确切地说，它是那些看上去能最好地传达与维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的特定的语言产品的体制化”。[5]276 可见，对过去的文学经典重现新评价是为现存的批评观念寻找合法性依据。 为什么某一历史时期文学批评会聚焦于经典作品呢？因为文学经典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典范价值。“经典”指那些在文学角逐中跃居前沿，被认为代表了某一个文学时期的最高成就，并成为其他作品竞相效仿的对象的作品。经典意味着中心、正统和权威话语，它的确立与废弃涉及文化体制与政治体制这些关键问题。经典即使已成为过去，还具有艾略特所说的“现在性”。文学经典对当代作品具有特殊的规范性，它为后来者厘定准则，树立表率，是检查、考验和评判后来者的重要标尺。新兴经典和既有经典形成一种共谋和同构的关系，按照血缘组成一个庞大的家族，其内在的坚韧纽带带动它们前后承传、不断延续。在文学历史进程中，经典所沿袭和倡导的价值标准和艺术理念，逐渐上升、内化为某种文学传统，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后来者具有更为持久的规范、指导作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高度肯定了这种传统的巨大修正力量。 掌握文化权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常需要通过文学经典的批评、阐释以巩固政权的统治，宣扬关于政治、文化等特定观念。读者也需要某种主流价值来树立信仰与膜拜的对象。因此对文学经典的需求存在着持续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将文学经典的焦虑看作是文学“建制”的心理机制。“艺术建制（包括正典收编，学术体制和传统）也必然地是焦虑结构。圣经和一切实际的文学正典一样，都是焦虑的达成，而不是使我们释放焦虑的图式”。[6] 这种焦虑的心理往往会被文化权力的掌握者因势利导，实现对阅读主体的意识形态建构。 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学经典的确认既包括对过去时代作品的判定，也包括对未来作品的想像与设计。向前看的理由是，过去的作品作为已然的存在事实凝固不变，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在艺术形式和精神价值上成为后代人的潜在背景。向后看的理由是，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对将来的创作成果与经典形态做出预示与规划，从而为目前政权的文化政策与创作潜力提出合法和合理的依据。 因此，在建国之初，文学选本被编者追谥式决定存废，这是真正的文化权力的运作。批评者的评价行为表现在对于作品的取舍之中，不仅构成了赞许，也构成了价值的决定因素。而且，既然他们经常不仅要排除那些他们判定为差劲的文学作品，而且也要排除那些他们判定为非文学的、亚文学的和准文学的，他们的选择不仅意味着文学价值的确定标准，也意味着“文学”本身的界定，因而，也意味着关于文学作品正确的功能与对读者的假设性确定。1954年臧克家主编了《中国新诗选》中，“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排列也在此时逐步完成。其中“九叶诗人”没有一席之地，徐志摩、朱湘、周作人这样的作家更在考虑之外。 （二）文学批评经典化的建构方式 经典化，或经典的形成，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孔子从三千余首古诗中选取三百首的先例，这就是后来的《诗经》的雏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也邀请了一批文人学者对《尝试集》进行过删定，使该诗集成为经典。 文学经典的形成有两种方式，一是共时态的经典建构，例如通过文学研究、评奖、文集、选集、全集的出版等方式而取得典范位置。文学经典要通过一个非官方的、反反复复的接受过程来逐渐达成共识，并且随着时代发展会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纳入其中。此外，文学经典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范围，它与非经典不但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已经被选入经典的作家和作品永远要受到时代发展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而另一些会忽然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这样，一个作家或作品被社会认定为经典的过程就叫做经典化。文学经典不仅从来边缘不定，而且在不同的时代里中心和边缘作家的位置会有一些变动，从长远来看，成为讨论或争议对象会有利于一个作家在经典中的地位的巩固。 二是历时性的评价和认定，通过文学研究、文学史写作、文学批评、文学评奖、作家的诞辰或逝世的纪念等方式进行重新的阐释和评价。既然鲁迅被命名为“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那么为了巩固新政权的文化根基，就使鲁迅研究在建国后成为文学界的一门显学。五、六十年代大量以“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为名的文学史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新中国对文学意义的言说获得了独立的历史地位，从而确立起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正统；建国后由国家控制的各级出版社通过“文集”、“选集”、“丛书”等形式出版了一拨又一拨新民主主义与解放区文学经典，经由确立文学样板来为民众阅读提供导向。实际上，经典形成过程不能从历史、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延伸到教育体制以及社会文化资本分配等更宽泛的议题中去。 需要补充的是，文学批评的经典化只是本文选取的一个独特的角度，在任何一个社会，经典的数量都是相当稀少的，更何况由于经典的含义本来就因个人理解不同而暧昧不清，因此，本文认为，非经典的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泛的行为。 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批评的关系是犬牙交错、角逐不止的。非经典化批评表现为三种形态，第一，当经典化批评内部分化或偏离原来轨道时，有可能转化成为非经典化批评，处于边缘位置与中心话语对抗。第二，非经典化批评的倾向与追求处于历史流动之中。第三，非经典化批评经常在不同的文学阶段上表现出来，与某一时期文学权力话语控制的松紧程度密切相关。笔者并不认为经典化批评与非经典化批评的斗争或冲突关系是相对封闭的，实际上两种批评话语都是在总体性的“一体化”框架之中。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经典化批评在追求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文化目标过程中，它的目的、理想与最后的结局、效果之间是否取得了愿望一致的达成？如果没有，其原因是什么？在此过程中，还存在哪些具有变革意义的拆解因素，或者说“第三条道路”？因此，揭示各种批评力量内部及其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与建构方向，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收稿日期：2007-11-16 注释： ① 书目原载1949年9月《文艺报》第1卷第1期封底及1950年8月《文艺报》2卷10期封底。 ②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见《文艺报》第23期，1954年12月30日。 ③ 陈荒煤在1947年晋冀鲁豫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参考文献】 [1]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189-190. [2]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2:233. [3]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M].俞国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5-47. [4] 冯至．关于批判和继承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问题——一九六○年八月一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J].文学评论，1960(4):35-37. [5] 乐黛云，陈钰．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6] 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寓言[M].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3. 原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