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批评家法朗士曾说,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静下心来几度阅读《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以下简称《唯美》),确实有一种思考和对话的快乐。该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唯美主义的消费性质,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些当代社会审美文化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应该说,该书所持的批判性立场和表述的基本观点笔者大都是赞同的,不过,任何评判往往包含着某种悖论的价值观念,而审美王国里那些诱人的问题多存在着康德所说的“二律背反”,远非仅靠审视或批判就可以解决的。经过数月思索,笔者梳理出几个问题,并在自我论辩中产生了一些新的感悟和认识。 一、审美与资本 《唯美》一书明确地告诉我们:“唯美主义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一尘不染,纯粹是象牙塔里的制作。相反,唯美主义十分贴近生活,十分通俗,也非常时尚。”(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以下引文凡出自该书者均只标注页码。)在书中作者用大量事例说明了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的内在联系,并运用当今西方批判理论和消费文化理论,揭示了这些审美活动背后资本的运作和控制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对审美的渗透和同化不仅使审美丧失了传统美学的救赎功能,而且使其成为一种机械的和毫无精神内涵的形式,进而指出,“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导致人的感性的物化”(第252页),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资本在社会生活中全方位的渗透,甚至已延伸到对心理和感性的殖民,审美活动“变成控制人的感性存在的一种有效方式”(第233页)。由此,作者断言,用一种肯定的态度对待审美和艺术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因为各种形式的审美理想所掩盖的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物化和权力关系,“在当代社会条件下,无论是纯粹艺术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形象,总是以美丽诱人的方式遮蔽了资本扩张所造成的感性物化这一残酷现实”(第20—21页)。 应该说,《唯美》一书在揭示资本对审美活动所造成的弊端这方面是较为深刻的,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消费文化日益扩张的趋势。但是,我认为,依据历史的观点,将审美与资本的关系置于当今社会的全面革新中加以评价,才能够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时期艺术生产的分析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范例。马克思一方面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考察,指出资本主义把艺术家变成了“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使艺术家的创作屈从于市场的需要和指令,造成艺术与资本主义生产“相敌对”;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历史进步。随着生产关系的革新,此前社会形态中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复存在,艺术家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创作自由。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时期艺术领域中丧失与进步、沦落与普及并存的辩证发展进程。 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将审美与资本完全分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审美活动大都以资本为后盾,并受到资本的控制,但反过来这种结合又构成了审美的基础和条件。从历史上看,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初就已出现,失去宫廷和贵族呵护的诗人要生存,就不得不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资本交换”。而现代性所标榜的专业分工和艺术自律的概念,实际上也暗含了交换的概念,因为“分工”和“自律”都需要依靠文化市场来运作。由于市场规律无所不在,审美创造者即艺术生产者,多半只能把这种美的创造当作谋生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少数伟大的艺术家才可能“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①。审美与资本的结合在艺术品市场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杰作的价值往往借助市场价来体现,而那些特殊的艺术门类如雕塑、建筑等则直接与资本挂钩,它们的整个创作活动都离不开相应的物质材料。由此我们发现了一个以往研究中忽略的事实:传统美学所追求的超功利的境界只是隐去了审美的物质条件。 由于时代和语境的变迁,审美与资本的联系在今天尤为突出。当今盛行的视觉文化与资本运作有着密切关系,风靡全球的电影大片之所以能够明星云集,气势恢弘,其背后依靠的是天文数字的资金投入。《唯美》一书中多次提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命题也是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日常生活中“美”的事物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从衣食住行到整个生活方式,从城市街道到购物商厦、电视广告、健身房、美容院……这些情形在一个物质十分匮乏的社会是不可能看到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是支持日常生活中出现并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的物质力量。 《唯美》一书的作者还认为,资本的参与和渗透导致了审美经验的扭曲和变质,人的感性活动被控制、压抑和物化。从理论批判的角度看,这一观点有其合理性,但具体考察当今的社会现状,则不尽然。事实上,当代的审美活动主要转移到感知领域,快感被置于突出的位置,特别是视觉快感成为人们感受生活的主要方式。如今的审美有诸多特点,它不同于席勒所说的把人从“感性的”、“碎片的”人经过审美教育而塑造成“理性的”、“完善的”人的美学,而成为一种消解了传统审美距离的即时体验,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当人们面对激情动感、温馨可爱、活力四射的影像和广告时,往往会产生或激越或梦幻的感觉,以此来宣泄生活中的各种压力。不仅如此,今天的社会生活具有审美普遍化的趋势。随着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断被美化,审美主体无时不受到美的濡染和冲击,其审美感觉的疆界将在艺术化的氛围中不断开拓。审美已经不是单纯的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性活动,对美的追求成为一种生活的推动力,激励人们创造更加适宜人的发展的生存方式。如果说美学的任务是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建构完美的人格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也许更接近康德所设计的美学理想。 要言之,当今审美概念的内涵、审美范围与功能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审美不再只是纯粹的艺术旨趣,在很多情况下,审美一方面与政治、经济、文化等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又向人的感性和需求倾斜。同时,审美的对象也不断扩展,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今天的审美活动已超出了纯文学、艺术的范围,扩展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身体乃至技术都已进入审美视野。第三,审美的功能在经济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制约下正改变着其基本的社会功能,它不仅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以对抗人的物化,而且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肯定性力量,通过审美活动释放和引导着人们的欲求。 二、“审美泛化”与审美不足 在《唯美》一书中,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审美活动从救赎、物化到逐渐泛化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唯美主义在当时可视为一种“想象的解放运动”,它在思想和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立的文化。而在当今,由于审美从传统的文艺领域和研究领域急遽转向社会生活领域,审美成为生活的基本形式,“美学已经丧失了它仅仅作为与艺术相关的特殊学科的品格,而成为理解现实的更为宽泛的中介”(第232页)。这种审美的泛化导致了审美价值的扩散,“审美在生活领域的增值带来的是审美价值本身的贬值”(第233页)。 审美泛化是否真如作者所言“带来的是审美价值本身的贬值”,这一观点需要商榷。的确,在当今,“美的幽灵”无所不在,成为城市空间普遍存在的社会生活形式,但这种现象也许正展示了现代美学的转向。审美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呈现出“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趋势。一方面,艺术去掉了头上的“光晕”,逐渐向日常生活靠近;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则越来越趋于审美化,普通人也正以审美的方式规划着自身的生活。我们认为,审美泛化是审美活动继审美救赎、审美物化后的历史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应该说,这种审美泛化是与审美活动的民主化相伴而行的②。审美走出精英阶层,不再是文化特权的象征,复制使艺术大师的稀世珍品已不仅仅限于在博物馆欣赏,文学经典从大学课堂走向畅销书店。如果说王尔德等人的唯美主义生活实践是一种曲高和寡或曰“小众化”,那么,随着审美的大规模扩展,艺术和审美开始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杰明认为机械复制是一场艺术的“伟大革新”,“艺术的神学”从此被击碎,“机械复制在世界上开天辟地第一次把艺术作品从它对仪式的寄生性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使之由少数人的工具和玩物变成群众的生活方式,回归到“现代的群众运动”之中③。与此同时,生活也向艺术化方向发展,人们“把都市的、工业的和自然的环境整个儿改造成一个超级的审美世界”④,从广告形象到服装设计,从室内装潢到城市规划,乃至外套和内衣、桌椅和床具、手机和计算机、住宅和汽车,唯美主义者生活在一个世纪前的梦想中,而且其形象化、艺术化的程度远远超出他们当年的想象。尤其要提及的是,当下的审美活动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产物,不是对芸芸众生的精神启蒙,而是大众自发和自愿的产物,其动力来自于人们对更好的生活的追求和渴望。 需要说明的是,审美泛化并不是“美的平均值”。在今天,审美所面对的大众是有着不同的情感需要、情感表述和情感满足的众多个体的集合。人们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味正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人们对生产和消费中的标准化、平庸化的摒弃,各具特色的生产加工方式出现,商品已不再只是满足人们使用的需要,而是力求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欲求。文化产品也是如此。 由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参与的审美化潮流还具有推动社会和谐与繁荣发展的功能。审美追求具有不可阻挡的超越性,具体表现为不同阶层、区域之间的影响、传播和竞争。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曾形象地将上层、中间阶层与下层民众的竞相消费比喻为犬兔追逐游戏。这里我们暂时将这种游戏的意识形态批判搁置起来,就现实意义说,它毕竟使普通人可以超越阶层和地域的限制,有机会享受过去享受不到的东西。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对审美的追求以一批到城市务工的人员为纽带,审美化逐步由城市向农村推进。若驱车于乡间公路,不难看到点缀在道路旁或田野边的嵌着马赛克的小楼,那正是先富起来的农民受城市文化熏染的结果。尽管审美泛化可能带来某些艺术“光晕”的消褪,但是它所产生的审美的普及效应能通过推动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如哈贝马斯所说:“生活世界审美化的合理性在于艺术起到一种催化剂、一种交往形式、一种中介作用,使彼此分离的瞬间重新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⑤ 试问在物质财富相对充盈、丰富之时,提倡生活的审美化,培养人们的审美情趣,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只有将“审美泛化”这一现象作为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深层结构改变的表征来理解才能合理地解释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是否存在“过度审美化”的问题,我想是有的,那种没有节制的过度审美消费的确会引起人们“美学上的反感”(马克思语)。但当下的主要问题不是审美泛化而是审美不足。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在中国文论界热闹过一阵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话题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盛行的范围是有限的,中国大部分人还未进入到费瑟斯通所描述的那种情境;二是对这一现象缺乏积极性反思,任何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出现新的问题,对此需要有足够的警惕。审美不足首先表现为中国当代社会里存在着地域、群体、阶层的差异,特别是城市与农村之间严重的差异性。农村中大多数人群的日常生活远远谈不上“审美”,他们大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盖房、结婚、生子,成为一生劳作的追求。乡村农民偶尔的业余生活呈低俗化倾向,城市流行文化产品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因此生活的审美化特别需要向农村延伸。即使在城市,审美不足也同样存在,一部分未达到温饱水平的市民不可能有很高的审美奢求,也很难体会到审美的愉悦,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化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明显,分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其范围越来越大”⑥,这是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理想的社会应该为它的全部成员提供愉快、优美和从容的环境。正因为如此,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活动也存在着不断提升的问题,审美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表层的、物质的美观化和具体生活情境,它需要有所超越。我们发现,步入消费社会的城市人群虽然乐于追求带有贵族气息的精致生活,但他们身处的却多是亦真亦幻的人造美景,且整日步履匆匆,无暇眷顾。往日那份闲适和宁静已渐渐远去,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和有质量的生活。胡塞尔曾提醒我们,现代人正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悦耳悦目”、“悦心悦意”和“悦志悦神”⑦划分审美的三个层次对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通过审美的陶冶,人们从外界转向自身,以心身的愉悦为指归,真正享有审美化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都可视为一种使生活恢复自由与诗意的策略。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在我国,为什么人们一直认为唯美主义强调美和纯艺术,而很少有人将其与消费联系起来呢?究其原因,也许与研究中的某种思维定势或惰性有关。一些研究者对学术界固有的或流行的观点和看法持认同态度,即使偶尔有人提及一些新的材料和不同观点⑧,也视而不见,大多满足于引用第二手资料,由此以误证误、三人成虎,遮蔽了研究对象的一些重要层面。这种现象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学术研究的水准和学术创新。扩展来看,人们的误读并非仅限于对唯美主义的理解,“盲人摸象”式的做法在当今中国文坛具有某种普遍性,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等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由此造成在西方文论的接受、认识和评析上的曲解。 在研究方法上,《唯美》一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途径。作者在《后记》中援引了英国青年学者托尼·宾尼教授的三条写作原则——理论深度、历史具体性和材料分析(theoretical depth, historical concreteness, textual analysis),并将此作为他研究唯美主义的主要方法,这三点对于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规范不无启发意义。作者坚持“历史具体性”,将唯美主义置于其最初形成的历史语境之中,在人们遗漏或语焉不详之处,辨析唯美主义特别是英国唯美主义的理论主张和生活实践。作者认为,作为唯美主义运动重镇的英国,唯美主义思潮有其特定的内涵,“唯美主义运动的核心是这样一种愿望:重新定义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赋予生活以艺术品的形式并把生活提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存在”(第3页)。在当时的英国,生活艺术化既是一种理想追求又是一种实践行为,而正是这种对生活艺术化的追求和实践使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联系起来,并逐渐演变为与商品同化乃至物化⑨。《唯美》一书十分注重对史料的钩稽,用材料说话是该书的又一重要特征。作者一方面从英国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行中梳理其倡导的生活艺术化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又着力发掘同时代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对唯美主义的记载和描述,以证明英国当时的唯美主义与装饰艺术、生活时尚的密切关系。作者还简略地论及唯美主义的生活艺术化这一现象被抑制的原因,除了唯美主义本身的复杂多样以及内部的矛盾性等因素外,或许与当代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的压制有关,艾略特等人认为唯美主义提出的生活的艺术化“是一种伦理理论,这种理论与艺术无关”⑩。此外,该书还搜集了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很少论及的人物和事件,如当时名声不雅的张竞生和他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审美学社”,以及一群推崇和宣扬唯美主义的海派作家如邵洵美、叶灵凤等人。这些材料不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唯美主义和消费文化的关系,而且有力地显示出中国唯美主义者与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联系以及与都市消费文化的关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出:“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11) 这种治学方式是严谨有效的,它值得今天的学者深思。学术研究的水准与学者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有直接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不过,作者所追求的“理论深度”则需要稍加辨析。中国当代有些学者研究问题时大多借用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资源(12),《唯美》一书也不例外。与一般从史的角度评述某一文艺思潮流派演变的著作不同,作者在书中娴熟地运用当今西方各种批判理论(13),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但是,书中所借用的那些具有挑战性的西方理论毕竟是舶来品,它们是西方学者为了解决自身现实问题所作的理论设想和实践尝试,是为反思和批判由启蒙现代性所造成的西方社会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刻板空洞这一弊端,为解决西方人对生存意义的追问而提出的。而西方的这些理论能否恰当地观照和阐释中国的文化现状则成为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审美与生活的关系,这是人类长期思考的共同问题,但由于时空的差异,又有着不同的探寻路径。我并不认为舶来品不能用于解释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可以肯定地说,外来的思想文化能够部分地被中国本土文化改造和吸收,演化成中国思想文化的有机成分,这一点已被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在的实践所证明。西方思想中所充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对中国审美文化建设是一个很好的矫正和补充,西方文艺批评的一些概念范畴如“反讽”、“意识形态”等也都自然地成为中国当代批评的常用词汇。不过,理论的创新除受到异质文化的滋养和触动之外,主要来自对新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的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建设,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土壤,研究当下文化现状,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命题,从中提炼出一些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我们是否还可以再进一步,通过深入考察中国当今的生存环境,在研究中国审美文化现象中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思辨力,在与西方理论的互动中探索和提出应对新的文化环境和审美经验的命题,形成能够解释中国当前文化现状的话语表达呢?当然,要创立一个能够合理地解释和引导中国审美文化的审美理论殊非易事,还有待于我国学人的共同努力。 ①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7页。 ②《唯美》一书的作者认为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参见该书第248页。 ③瓦尔特·本杰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④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⑤Jurgen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 Frederick Lawre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LT Press,p50. ⑥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⑦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0—144页。南朝宗炳曾提出“应目”、“会心”、“畅神”三种境界。 ⑧赵澧、徐京安主编的《唯美主义》一书曾提到佩特的快乐主义和莫里斯的生活美化的思想。 ⑨书中选录的当时美国报纸上一幅关于王尔德演讲的漫画形象地说明了审美与资本结合的现象。王尔德身穿唯美服装,周围是百合花与向日葵这些具有审美意象的植物,然而口袋里却塞满了美元,参见《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第65页。 ⑩托·斯·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12)中国学者借用西方理论资源的现象既是全球化语境的影响所致,也与中国社会在向现代转型中人文社会科学缺乏思想、观念和理论上的积淀和准备有关。 (13)作者在“后记”中列举了阿多诺关于唯美主义是文化工业的先驱的观点,鲍德里亚关于审美泛化的观点,戈德曼和布迪厄关于文学或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结构同源性的观点,詹明信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的观点等等,参见《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第255页。 原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