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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文学经典遭遇到被轻忽和亵渎的虚无化命运。这并不主要表现在文学外部，虽然受整个文学环境的影响，文学经典的阅读者呈现减少的局面，它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也逐渐降低，但相比之下，文学经典还是始终有比较稳定的读者市场①。文学经典虚无化的最主要表现是在文学内部。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表现出非常强烈的鄙弃和挑战经典的意愿。例如90年代初一度很受人关注的“重排大师”事件就可见一斑。之后，更多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如鲁迅、茅盾、巴金、丁玲等屡屡遭受非议，传统文学的经典和理论思想更是受到普遍的冷落和遗忘。在这一潮流下，一些年轻作家公开宣称放弃对中国文学经典的阅读，将学习和仿效经典当作落伍与可笑的行为。与此同时，对文学经典的亵渎式解构成为时尚，对经典进行无厘头的戏仿作品频频出现于文学期刊、影视和网络。在这里，经典已经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神圣意味，变成了嘲弄和亵渎的代名词。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最根本的，是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带给文学内涵特征以根本性的冲击。信息化时代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文化网络媒体的兴起，这使文学的传播途径迅速扩大，文学的创作数量也无限制地增长，于是，文学的边界受到了严厉的挑战。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文学创作”，那么，什么是文学，什么是作家，似乎都已经成为问题，更难以判别什么是优秀文学，什么是低劣文学。文学标准的缺席使经典失去了生存基础，也使对经典的解构显得轻而易举。与此同时，商业文化在信息化时代得到更为兴盛的发展，它大规模介入文学市场，对文学经典的存在意义和神圣地位作了进一步的消解。对于以消费为目的的商业文化而言，所有经典的唯一价值就是娱乐和消费。对经典的消解和嘲弄，能够满足人们亵渎和反抗权威的快感，也就能赢得商业市场，亵渎和解构经典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时代潮流。 其次，作家对文学权力的反抗也是原因之一。西方学者布鲁姆曾经非常精彩地分析过作家们身处传统中的“焦虑”和急切摆脱这种焦虑的复杂心态②，近年来，更多的后现代学者也在致力于对文学传统的解构和颠覆。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学者们深入地解构了经典的形成历史，解剖了其中存在的权力运作过程，揭示了经典文学在形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经典性。这种解构，与作家们对文学权力的反抗期待不谋而合，也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经典的基石。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的时代命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从必然性方面讲，随着文学媒介的扩大，文学创作的普泛化和大众化，传统的文学概念、传统的文学和读者的距离已经不再适应于现实，传统的文学经典内涵和位置也必然受到影响，调整和变化是一种趋势。从合理性方面讲，以往的经典认定，以及对经典过于虔诚的崇拜，确实有可反思处，尤其是在中国，过强的政治或文化介入，使文学经典在生成中掺杂了过多的非文学因素，也显得过于主观和片面。文学权力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原来神圣不可动摇的经典生产中的问题，也能使我们更冷静深刻地看待和审视经典。而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家们强烈的创新愿望，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推翻经典，也就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学创作也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所谓真理走过一步就成为谬误。完全忽略文学经典的价值，将经典彻底虚无化，存在着严重的思维局限，或者说表现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虽然文学标准正发生变异，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没有标准，同样，经典在构成中存在着权力因素的影响，但是，就整体而言，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有其成为经典的理由和价值。完全排斥经典的意义，只有解构，没有建构，将片面的个案作为整体性推广，忽略了更普遍也更根本的内在标准。这种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具有片面的深刻，但走向极端，又变成了另一种权力，另一种压制。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经典的虚无化很可能给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它可能影响文学的基本意义，也会影响到文学的文化精神传承。因为文学经典命运的根本问题是文学到底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人文的，还是娱乐的。在代表传统价值观念的文学经典那里，文学所指示的是精神的标准，是思想和美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的放弃和虚无化，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放弃文学的精神准则，是对文学消费文化趋向的认可与趋同。从文化方面说，因为文学经典是历史积淀而成，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记忆，或者说包含着民族的文化密码，是人类文明（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就中国文学而论，由于中国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的宗教传统，文学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宗教的功能，文学经典也承担着中华文化传承的职责，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内容。有学者对此的概括是相当中肯的：“至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它正如浤浤汩汩的长江大河，滋润着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心田，培养出一种中国人特具的‘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敦厚中和的气质。它不仅泽被四邻，影响着周边国家文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光耀五洲，使地理距离、思维方式俱属道阻且长的西方世界也景仰着它的流光溢彩，为之目眩神摇。”③ 所以，文学经典的虚无化，肯定会影响我们的文化记忆，疏离我们的民族精神。 文学经典虚无化还可能对现实的文学创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因为文学失去了经典的照耀，也就事实上失去了创作的标准，在没有传统的背景和规范的约束下发展，文学创作的能力和水平会呈现下降的趋势。而在信息时代，文学的创作和发表又显得那么轻易和简单，于是，文学探索的艰难和复杂过程就被完全简单化和浅俗化，出现完全凭兴趣创作，完全的自我中心和随意化的标准。长久下去，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使文学丧失自己的内在精神，逐渐沦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从艺术方面看，当前中国文学已经在很多方面表现出经典缺席后的退步迹象。像文学语言，许多作品呈现出的简单粗糙，已经远不能与现代文学的优秀作品相比；有魅力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更是当前文学集体性的匮乏；至于小说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白描能力，也已经突出地从作家们的笔下退隐。这一影响最突出的也许是在年轻作家方面，因为他们在嘲笑和鄙弃经典的环境中成长，也最容易承受匮乏经典的后果。事实上，缺乏思想，缺乏成熟和独创性的艺术表现力，正是许多批评家对年青一代作家的一致批评。只是，我以为，这些作家的问题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更是在我们近年来的文学评价机制，在于我们毁坏了文学经典，失去了文学标准，他们承受的不过是经典毁坏后的虚无而已。 文学经典的虚无化，也影响到文学批评界和阅读界。失去了经典的映照，失去了评判的价值标准，批评家可以肆无忌惮地凭个人主观臆断来评价文学。无原则吹捧和恶搞酷评的两个极端盛行，真正有原则的客观批评却严重匮乏，是当前批评界比较突出的现象。或者说，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影响了批评界在文学界和读者中的声誉，使批评界和创作界、读者不能形成真正的深层次交流，很好地促进文学的发展。 读者也是一样。一方面，缺乏了经典价值标准为基础，读者们面对汹涌而至的创作潮流，往往无从选择，难以形成清晰的判断和认识，很可能在价值混乱和矛盾困惑中逐渐远离文学。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所论述的：“以时间为经、以观念为纬产生的经典，总是需要承受时间考验的经典，稳固了文学文化生态系统，成为读者内心深处的一种心理保障，经典的存在给读者心理极大的安全和安慰。越是时间久远的经典，人们对它的依赖程度越高。”④ 文学经典的存在是读者热爱文学的重要基础和理由，对经典的简单亵渎，会影响到读者对文学的信心和感情。当前文学受读者冷落是客观的存在，有许多人将之完全归咎于社会文化环境，但我以为，文学自身的变异也有一定的责任。从文学经典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作家们以嘲笑、戏谑经典来迎合市场，但社会大众的态度却与他们的作为构成了尖锐的反讽：尽管当前文学市场整体不够景气，但是，与当前绝大多数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的读者量仍有明显的优势，许多文学出版社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依靠的是经典而不是以解构经典为手段的当下文学。这既显示了文学经典存在的意义，也反映了失去经典标准之后人们对文学信心的缺乏。 这一状况的最后结果必然是文学越来越与读者和社会疏离，并将最终失去自我。因为文学的本质并不是娱乐而是思想精神，它的魅力和价值在于以美的形式，以对生命和人性价值的思考，启迪民众，感染读者。真正热爱文学的读者希望从文学中得到的也绝对不仅仅是娱乐和消遣，而是有更高的精神期待。如果文学失去了思想，失去了精神的映照，它可能会取得一时间的热闹，但留下来的肯定是长期的被人忽视和冷落。 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来说，首先需要做的，不是对文学经典简单的亵渎和淡忘，而是应该作出大力的维护和张扬。这需要明确经典的意义，需要明确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理由——这其中，既有精神价值的映照，也有美学魅力的感染。我们并不缺乏文学经典，缺乏的是对它们价值的充分彰显，对它们意义充分的尊敬和推崇。只有光大了经典的意义，优秀文学的魅力和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呈现，让社会得以了解，产生出积极的社会作用和文化影响力。西方学者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以重树文学经典的方式反击消费文化的泛滥，我们也需要做类似的工作。 同样，在创作上，也需要对传统有所继承。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作家与传统的关系，对我们确实有启发意义，“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一，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⑤ 尤其是对于中国新文学来说，由于时间的短促和过多外在因素的影响等原因，它还未达到其真正的成熟期，优秀的传统还尚未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吸取前辈作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将自己的创作融会入新文学传统中，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事情，也是当代作家一项重要的工作。 其次，需要对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与建设。如前所述，文学经典不是僵化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带有很强的个性，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而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调整。更重要的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学经典曾遭受过多的外在干扰，需要加强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审视。如沈从文、张爱玲，包括鲁迅等，都需要充分的理由进行新的认定，需要以文学的标准作出新的价值评判。这不是对经典作家的简单解构，不是像翻烙饼一样简单否定历史，更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来代替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真正回到文学认识文学作品。通过这种对经典的重新认识，可以确立和加强真正文学经典的地位，可以扩展它们的社会影响力。 在这当中，还需要对文学评判的标准进行必要的重构。受信息化时代的影响，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已经被严重挑战，许多文学领域可以说已经是不存在标准。最典型的如新诗。尽管当前并不乏新诗创作者和批评者，但是，究竟什么是好诗，甚至什么是诗歌，在不同诗人、批评者和读者那里，诗歌的评判标准相差千里，完全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这种价值混乱的后果是人们越来越远离诗歌，长此下去，诗歌的命运可想而知。当然，究竟应该怎么来重建文学的标准，是一个内容广泛的问题，需要作家和学者们的讨论和思考⑥，但建立标准，确立价值观，却是当务之急。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经典，它们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日益边缘化的文学来说，建立现代的文学经典，确立鲜活的价值标准，能够使我们不迷失于信息化的海洋中，也能使文学最大限度地显示自己的魅力，以独立的姿态卓立于物质文化潮流中，以顽强的精神光芒，照亮现实和未来的天空。 注释： ① 例如，据有关调查资料，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销售量一直很好，甚至是许多文学出版社得以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参见陈力君《世纪之交文学生态系统中经典的命运轨迹》，《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前提上，本文更侧重从文学内部谈信息时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从外部角度已经有许多学者作了论述，如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李春青《文学经典面临挑战》，《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等。 ②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北京3］联书店1989年版。 ③ 王文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上），［南昌］《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④ 陈力君：《世纪之交文学生态系统中经典的命运轨迹》，［长沙］《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⑤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卞之琳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页。 ⑥ 对此，本人曾在《电子传媒时代的文学坚持》一文中作过初步的思考，参见《钟山》2007年第5期。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