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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学者关注文学经典问题。时至2005年，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有拓进，文学经典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理论热点。2006年该问题愈发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仅有更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深入研究，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还共同主办了“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观近几年的论争与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经典面临挑战 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经典都会面临挑战，如“五四”时期，“四书五经”不再成为经典，流传千百年的文言诗文从文学场阈中心骤然边缘化；“文革”时期，诸多文学经典成为“毒草”。但是，在以往这些时期，变革者所做的是摧毁旧经典，确立新经典，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推陈出新，是文学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不管思想观念变革多么剧烈，新旧经典反差多么刺目，没有人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当前所谓的文学经典面临挑战恰恰并非如此，它不是说以“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改写经典，损害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形象，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使得当下文学经典面临着被新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的危险，而是说在当代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挺进审美文化轴心的背景下，文学经典还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吗？所谓经典，不仅意味着价值的恒久性，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得有价值，能满足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文化权威以及文化规训的需求。如果文学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就可能不需要任何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生活资源过度丰裕，文化资源充沛，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再举足轻重，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文学进入了“后文学时代”。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一文中则以极其丰富的材料例证了文学经典的终结。 针对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高楠在《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一文中认为，以历史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进行媚俗式的价值退让。高楠将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与大众趣味权力化联系起来考察，眼光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将文学经典面临的现实挑战解释为造势者的危言耸听，不免有失偏颇。盖生在题为《“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一文中则提出，文学需求是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自身的本体规定使其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性。当前文学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物质享乐的相对餍足，将会出现意义焦虑，因此，生产意义的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然而，人并不具有先于社会历史的本体性，人的文学需求与其文学经验，尤其是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所谓人的文学本体性需求其实是由文学经典建构出来的，一旦文学经典退出当代文化场阈，不久之后文学也许就不再成为人的本体性需求，到那时，文学自身也将无所谓独特价值。本文以为，文学经典是否会终结，这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它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客观影响，但是，人们毕竟还可以通过操纵文学教育这台机器等实践性努力改变其进程与方向。 二、文学经典与消费社会 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挑战，首要在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当代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学经典面临危机源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在该文中他还分析了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认为只要能够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就会逐步消弭，甚至可能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吴兴明在《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一文中，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他首先详细地分析了文学经典商业扩张的种种情况。所谓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是指出于经济驱动而改变文学经典的形态，使文学经典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品；或者直接利用文学经典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比如《三国演义》被改写为小人书，被拍摄为影视作品，被制作成网络游戏，其中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被用于制作酒店招牌，开发旅游业等。吴兴明认为，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是因为经济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消费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座架），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将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走向终结。仔细思量，吴兴明的推论学理依据并不充足。一方面消费关系未必是当代社会关系的座架；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某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可能上升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但也未必就能决定文学经典的命运。相比较而言，赵学勇的观点有些乐观主义色彩，但其思想方法不同于决定论者，他重视文化参与者的实践努力，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对于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有些学者还就具体问题作了深入考察。陶东风在《“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一文中，分析了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中的独特遭遇——“大话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消解，并认为“大话文化”容易导致犬儒主义人生态度。李治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一文中，介绍了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概况，他认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可以促进雅俗互动的文学文化生态平衡时代的到来。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是个大课题，其中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如消费社会中网络文化对文学经典影响、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等。 三、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 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来自文学理论本身。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因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曾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的文学经典论者提出，现存的所谓经典绝大多数出自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n，缩写为DWEM）作家之手，而众多非欧洲的、非白人的、女性的作家却常常被排除在经典作家名单之外，由此可见，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这种理论催生了文学经典虚无主义观念，使得人们从理论上怀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朱国华在《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一文中，对这两种文学经典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地分析，并认为古往今来的经典化结构原则根本无法通约。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以及其内在机制，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论争也许只能走向西方学者所走的文化政治学路径，而无多少纯粹的学术价值。 朱国华的观点并没有引发国内学者共鸣，大多数国内学者仍然把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看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并且主张将审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等文章中就提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此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只是诸多建构因素的一维，此外还有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以及接受者和特定的文学观念等重要因素参与其中。陈太胜在《文学经典与理论：变与不变的辨证》、《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等文章中则批评了以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的忽视，认为一切理论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只是文学经典暂时的“变”，文学经典本身其实是“不变”的，它是文化的源泉与宝库。将文学经典形成机制作为一个纯粹学术问题来对待，显然不是三五篇论争性的文章所能真正解决，而且宏观论证也难免失之于空疏。有些学者另辟研究路径，开始深入研究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方面代表性文章有黄大宏的《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杨春忠的《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等。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如胡景敏的《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陈刚的《戏曲的经典化形式：折子戏》等。 四、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既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学经典价值实现的重要场阈。在阅读文化还未兴起之前，文学教育几乎是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途径。由于活字印刷术发明与市民阶层兴起，阅读文化占据了审美文化的中心，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广泛传播的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仍然与文学教育机构的认可密切相关。随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汹涌而来，阅读文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教育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还能有何作为呢？是顺应历史潮流，欢迎武侠传奇、流行音乐等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教材，还是坚守“利维斯主义”，严格鉴定文学经典，并利用文学教育体制广泛传播文学经典，以此抵制大众文化的威胁呢？这是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严肃问题。有学者针对文学教学现状，认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是当前文学教育的误区，主张借鉴“利维斯主义”，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文学教育的位置。我们知道，在现代教育体制建立之前，并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文学教育，所谓文学教育其实主要是意识形态与伦理观念的载体，用于教育的文学经典也主要发挥其教化功能，而不是审美功能。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文学教育。专业化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训练人们的阅读能力来培育其文学审美能力与文学创造能力，通过传授文学史知识来提高其文化修养等。但是，在阅读文化衰微时期，文学审美能力还能够为人们认可吗？人们还需要文学史知识来提高文化修养吗？“利维斯主义”只是把能够培养读者道德意识的名著作为文学教育的经典，其主张的文学教育恰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文化多元化时期，即使传统的文学写作终结了，文学经典还是否具有人文教育价值呢？又具有怎样的人文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黄浩.《从“文学经典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社会”的五大历史特征》.《文艺争鸣》[J].2002,(6). [2] 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J].2005,(6). [3] 盖生.《“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文艺理论研究》[J].2006,(2). [4] 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J].2006,(5). [5] 吴兴明.《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中国比较文学》[J].2006,(1). [6] 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中州学刊》[J].2005,(4). [7]李治建.《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中州学刊》[J].2005,(4). [8]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J].2006,(2). 原载：《电影文学》2007年第1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