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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的一种文化思潮,其反对权威、解构崇高、消解中心和尊崇多元等特点,使艺术、文学、哲学和社会学领域产生了经久不息的论争。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也日益卷入到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 面对后现代主义的颠覆性、无中心、无历史感和多元化等特质,常常被认为是承载了人类普遍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的文学经典遭到了很大的挑战,文学经典的权威性、超时空性、永恒性和稳定性等特征面对后现代主义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两者间构成了一“正”一“反”、一“重”一“轻”的相对景观。当代文学界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它使我们重新检查并理性反思现有文学史,从而尽可能展示出全面、真实的社会和历史。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文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还有90年代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和“重新排大师”的说法。“重写文学史”的核心即是对文学经典标准的修改。“重写”的重点是重新评价那些原先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抬得很高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赵树理等,以及那些同样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边缘化的作家。“重新排大师”的情况同样是在突出“审美”标准的旗号下进行的一次对于经典标准的重写,尤其引起争议的是青年学者王一川在1994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将茅盾排挤出了十大“文学大师”的行列而让金庸入选其中,反映了新兴大众文化正在显示自己的力量,对精英化的经典标准提出了挑战。而最近一次对“文学经典”的讨论是2005年5月27日至30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培训中心召开的,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学科、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化研究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70多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美国、德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荷兰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这些都对文学经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经典的确立与颠覆同时进行,一些文学作品被经典化而另一些被去经典化。去经典化揭示了经典掩盖的权力关系,去掉其头上的神圣光环,还其本来面目。经典不是唯我独尊的唯一,而是各行其是的多元,这与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宽容性特征是分不开的。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大学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通过有选择地传授某种知识或某些作品,从事着经典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山大学的黄修己教授主编的四个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可以提供一些文学史上的佐证。它们分别是1984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1988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这是对上一本书的修订版),199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2004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可以看出,四个版本的文学史整整历时20年,而这20年恰好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传播的20年,这不能说仅仅是巧合。 我们以黄修己先生主编的四个版本为例分析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和去经典化。在对这四个版本的大致梳理中,可以看出很多有趣的问题。为了叙述方便,我将用四个版本的出版时间来指代它们。首先,后两部已使用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个术语,而前两部仍沿用的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个划分。考虑到前两部只谈到了现代文学,这里主要就现代文学在文学史上这20年的发展变化进行比较。在04版中的第六章《小说创作的硕果(二)》中多了一个徐讠于和无名氏的专节,而在98版中尚没有,在88版和84版中就更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04版的第七章《散文和话剧创作的成就》与98版同样有七个小节,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把周作人的散文由原来排在朱自清和冰心之后变为排在了第一位;其次是删去了《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的成就》这一节,多了一节对丰子恺散文的论述。04版在论述丰子恺的散文时谈到他的散文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探究人生和自然的底蕴,且受佛教思想影响,带有玄思禅味……二是抒写童真情趣,突出地表现了他的儿童本位思想和一颗赤子之心……三是记述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四是发掘日常生活、玩味世态人情,集中体现了他对现实和人生的矛盾态度。” ①从他散文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关注当下、反映自身体验、贴近生活的作品才会逐渐脱离“边缘”身份。被称做“现代罗曼司”的都市大众传奇小说(徐讠于和无名氏的作品)能够入选也是同样的道理。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另外两名作家更是如此,他们就是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被重新发掘的沈从文和张爱玲。这里要提一下的是他们都进入了王一川的十大“文学大师”之列。综览这四部文学史,可以看出这20年中对他们二位的评价有着怎样的变化。84版中沈从文被放置于第三编《发展第二期(1928-1937.7)》中的第十六章《多方面的新的收获》中以小部分篇幅做了介绍:“当沈从文在二十年代中期登上文坛时,他的思想、创作就带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色彩……三四十年代,他也基本上保持着这种态度。在文艺思想上,他主张文艺脱离政治,与当时进步作家是不同调的……”“沈从文的创作有广度但缺少深度。他的画面是五彩斑斓、炫目耀眼的,但他的笔往往没有深入到生活的底蕴。”“他受鲁迅起始的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乡土文学’的影响,对地方风情的描写是很杰出的。但他缺少‘为人生派的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以变革现实的根本精神。’”“至于他写了那么多的作品其中有一些是灰色的,无聊的,那也是不足为奇的。”②在88版中,沈从文已在第十二章《不同思想倾向的各类作品》中有了专节论述:“沈从文的文艺观与左翼作家是不同调的,他的创作偏重于道德批判。”“沈从文笔下多数篇章的语言,是素朴的、洁净的。他着力运用这样的语言进行描绘。写景,有鲜丽的色彩;写情,也丰腴饱满。他还常常变换着各种体式,结构多变,不拘一格,显示了摸索使用不同角度和笔法写作,自觉地‘求差’的成果。”③在98版中,沈从文同样在第六章《小说创作的硕果(二)》中被专节论述:“沈从文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熟期的作品,描写俏丽生动,富于诗情画意,有种独特的魅力。”④在04版中,因其已返回文学经典中心,评价变化不大,“在艺术上,有关都市人生的小说,形成了沈从文独有的讽刺品格;有关乡土的小说,则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魅力独具的湘西世界的建构。”⑤ 再看对张爱玲的评价。在84版中,仅在第四编《发展第三期(1937.7-1949.9)》中的第十七章《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抗战文艺运动中的台湾和沦陷区文学》中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提到张爱玲:“她的小说多围绕恋爱、婚姻表现城市中的上层人物……她在为《传奇》写的《再版自序》……已经预示了当人民革命风暴到来之后,她的思想将趋于反动。”⑥在88版中,她被置于第十三章第四节的《孤岛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中论述,篇幅仍然不长:“她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侧重于从家庭婚姻角度,来反映洋场生活,人物环境多封闭式的,市井的俗气也更浓些。”“她为《传奇》写《再版自序》时,反映了在抗战胜利后,在人民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时她的思想情绪,已经预告了她后来将有什么样的发展趋向。”⑦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对张爱玲的论述已经不再使用“反动”这一词语了。在98版中,张爱玲在第六章《小说创作的硕果(二)》中,与丁玲和萧红一起被专节论述,对她的评价与04版非常接近。04版是这样评价她的:“从少女时期的试笔和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小说开始,张爱玲便持一种反精英化的世俗姿态。对‘人生飞扬的一面’的不屑与对‘人生安稳的一面’的看重,是张爱玲与丁玲、萧红在人生观和审美观上的重大差别。首先在故事体式上追求消遣性,摹仿张恨水,写城市各式人生的传奇故事——戏剧化的情节,功利化的人际关系,浮萍般的人物命运……历来具有价值或意义的事物:情、义、爱、理想、主义,在张爱玲的‘传奇’世界里走形变样,破绽百出。原本不可置疑的‘意义’或‘价值’受到怀疑及至解构。”⑧ 以上基本上谈的是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由于98版和04版之间所处的社会环境相比80年代要相似一些,黄修己先生的98版和04版在当代文学的评价方面变化不大,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书的第十二章《转型期的文学新作》中,04版多了一节《小说中的女性写作》,这可以看做是对 “女性主义”兴起的一个回应。至于黄修己先生在这20年间编写文学史有着怎样的考虑,我想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即88版的序言中的一段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经过‘历史的拨乱反正’,现在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增添了许多新内容。本书较之《简史》,也多了个别自认为可以入史的作家作品,但这次更多的是删枝去叶,因此所述作家数量较《简史》少。这并不损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多彩的面貌。把许多历史上已经沉淀下去的东西,重新搅起,再予审视,在特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接着便应是再沉淀,而不能让水总是浑浊的。我觉得一个史学家应该有胆识地把不该沉没的历史,重新恢复原貌,给予应有的评价;同样也应该有勇气对历史进行选择,把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保留下来。短短的三十二年里,名垂青史的作家和传世之作,恐怕不会太多,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上百个,甚至几百个。所以我们可以编一本详尽的作家作品索引,供后人重新审察历史之用。而在编写历史著作时,入史的标准还是严格一点好。” 二 重写文学史中的鲁迅和金庸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还存在一种可能,即某一作家的作品其经典地位并未受到怀疑,但构成经典的内在价值在阐释中却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和变易。如在50年代至60年代时,鲁迅的《野草》被看做是未完成转变时思想苦闷的产物,而在80年代则因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被有的批评家誉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同样的还有对阿Q这一文学形象的分析。《阿Q正传》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作品的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但对阿Q形象的阐释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生发出新的内涵。在30年代至40年代,阿Q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50年代至70年代末,阿Q被视为“落后农民”的典型,而小说对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也引起了普遍重视;80年代,人们又从《呐喊》《彷徨》是“中国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观念出发,重读《阿Q正传》;而近年来对阿Q的关注又转向人类学内涵的探讨,即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着人的一切生存困境。鲁迅正是通过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⑩无论是《野草》还是《阿Q正传》,只有在后现代主义这个语境中,其揭示人生存困境的深刻性这一内涵才会被解读出来。 在文学经典的重评中,还有一个作家是无法绕过的,他就是被王一川列入十大“文学大师”之列的金庸。金庸作品从80年代进入大陆,经历了从民间流传到荣登大学讲坛到成为学院研究对象这一由边缘到中心的经典化过程。王一川在谈到以金庸取代茅盾的理由时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清除政治影响返回文学立场,因而茅盾落选;一是填平雅俗鸿沟,打破等级偏见,因为他的作品“丰富了中国的小说类型”,“拥有数量庞大的读者群”[11]。从中可以看出,消费时代的来临与金庸作品的经典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 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乃至颠覆 后现代主义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另一种表征是:大众消费文化对精英文学经典的戏拟、改写乃至颠覆。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首先,对名著的改写与戏拟。如香港女作家李碧华对《水浒传》加《金瓶梅》改写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网络写手林长治在《Q版语文》中以语文课本中原有的经典作品为“原型”和素材进行的篡改和戏说。比较著名的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对《西游记》的解构。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原有的文本遭遇到了危机。《大话西游》以其戏说和荒诞,对某种既成规范形成了挑战与批判。孙悟空不再是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英雄形象,而是变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中的男主角。而作为真理持有者和道德典范而存在的唐僧却变成了啰哩啰嗦、滑稽可笑的弱者形象。二人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师徒关系也发生了错位。 其次,对名著的改写还出现了一个只有在商业大潮冲击下才会出现的有趣现象,即以古典名著为载体而将其置于新的语境中,阐释新的内涵的文学现象——《水煮三国》、《麻辣水浒》等一系列书的出版。这类书定位的目标读者群是公司企业的老总或员工,被称做是“职场宝典”。改写后的书中人物还是原来的人物,但人物生活的环境却发生了变化,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职场中的关系。刘、关、张不再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而成了老板与下属的关系。这些书利用原来文本中的人物与线索,阐释人在职场的生存之道。这也可以算做是在当代社会广大民众阅读构成发生变化时,传统意义上的经典经过变形的另一种传播渠道吧。它的结果孰好孰坏尚无定论,只能拭目以待。 还有一种情形是与商业大潮紧密联系的对“红色经典”的影视改编。“红色经典”的内涵和外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里暂且借用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直有关制作单位发出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所界定的: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已有文学理论家对某些作品的经典地位进行了挑战,如对茅盾的“大师地位”的挑战,对赵树理提出的非议,对《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的质疑。在经典化和去经典化的过程中,上述遭到质疑的经典却又以影视改编的形式穿上新的“经典”外衣卷土重来了,但这样的改编具有很明显的商业意味和迎合大众的倾向。如爱情取代革命,渲染《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正面人物多重性,杨子荣这名战斗英雄不再是天生的,而是由一名屡犯错误的炊事员逐渐成长起来的;反面人物的人性化,如有情有义的座山雕。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对神圣和英雄的消解。 四 结语 文学经典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层面讲,虽然任何“经典”确立的背后都存在着一定权力关系的制约,但对“经典”的重新评价仍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多元和宽容,使我们看到了尽可能全面的社会和历史,使我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更能尊崇审美标准与文学趣味而与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它的消极面正如陶东风在《关于〈Q版语文〉与大话文化现象的讨论》中所说:“它一方面使得一切人为的树立偶像、权威之类……成为不可能;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有这样的忧虑:这种叛逆精神或怀疑精神由于采取了后现代似的嬉戏态度,采取了自我解构的方式,由于没有正面的价值与理想的支撑,因而很容易转变为批判与颠覆的反面,成为一种类似于犬儒主义的人生态度与投机主义的行为策略。……他们可能由于没有必要的价值底线而成为无原则的、唯现实利益是从的投机主义者。”[12] 因而,我们在享受这个社会的宽容时,更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和长远的眼光树立适应当今社会的新的人文价值与理想,不应使思想解放走到与它的初衷相悖的路上。 注释: ①⑤⑧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196页、212页。 ②⑥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331页,第354-355页。 ③⑦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421页,第477-478页,第3页。 ④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4页。 ⑩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49页。 [11]王一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序言,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 [12]陶东风等:《关于〈Q版语文〉与大话文化现象的讨论》,《当代文坛》2005年第3期第53页。 原载：《当代文坛》2006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