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读书界的“经典热”轰轰烈烈，不少人都主张重读经典，我们自然也是赞成的。不过，我以为，“经典热”有这样三个问题需要思考：第一，什么才是经典？第二，为什么读经典？第三，阅读经典应该有怎样的态度？解决了这样三个问题，“经典热”才能够健康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 首先，什么是经典？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篇中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意思是说，阐释天、地、人这些常理的书谓之“经”。同时，“经”也是至高无上的道理、不可磨灭的训导。而“典”有模范、典范之意。“经”和“典”两个字合起来可以简练概括为：先贤智慧的总记载，文化精华的总记录。漫漫历史长河，不乏各种著书、各类典籍。在这些浩如烟海的著书典籍中，并非所有的书都是经典，只有历久不衰、文质兼具、蕴含伟大精神的著作，才能配得上“经典”这个称谓。在现代社会中，那些不满足于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或者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人们，通过品读经典，实现个人精神的超越。也正是因为经典呈现出的某种超越的境界或意义，可以满足人们超越现实的心理需求，人们才会承认经典存在的合法性和价值。毕竟，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作品，是不能替代经典留给读者的那种伟大、战栗和震惊的。 我们认为，阅读经典的魅力，在于每一个阅读主体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而不是完全依靠名家们对经典进行解读。比如，众多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白话翻译，对于经典的阅读心得和研究类的书籍，都只是辅助阅读和理解的一种手段，只能称为一家之言。一本对于经典原著进行阐释、分析和鉴赏的书，其价值远远比不上经典本身来得深刻，它们并不能代表经典本身。比如，《论语》只几万字，精炼传神地阐释出了深刻的哲理，记录下了中国古代哲人广博的思想境界。几千年来，《论语》一直都在被阐释，被重新解读，被重新挖掘。对于《论语》的阐释文字成千上万，但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不朽的仍然是《论语》原作本身。 第二，阅读经典的意义在哪里？明确了经典的定义(或者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标准)，我们再来谈谈读经典的意义。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谈到阅读经典的意义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读经典总比不读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事实上，读经典需要的不是一个理由来支撑，而是捧起它们的决心和坚持下去的毅力。当年我们阅读卡尔维诺的作品，就像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本书中，谈论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海明威等大师的作品一样，充满了敬佩。区别在于，有些人只是敬佩，而之后就将经典扔在了脑后，而卡尔维诺则以此坚持了他一生的创作。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书。在很多成功的作家的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未必多，但是他们读得很精。经典是不会一次就向读者传达出它要表达的一切东西的。重读经典也和初读一样，每次有不同的收获。卡尔维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这样一个创作规律：对于大师的敬佩，不等于取消自己，而是汲取前人的经验，对自己进行警醒和反思，照亮未来的路。 从事教学之初到现在，就不停有学生问我如何摆脱浮躁的状态，我就劝他们多读几本好书。阅读本身应该是一件享受的事，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古典先贤、社会各个层面、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阅读亲密联系的建立，可以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在中国古代对经典的理解中，不仅有“微言大义”的说法，还有治学的法则，还有能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传统。而在今天，能把经典字面后的东西读出来、写出来，才能真正把经典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真正完成了对经典的拥有。我们不赞成“跟风”似的追捧畅销读物的做法。在当代中国，越是畅销的快餐读物往往越容易面临“速朽”。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畅销读物都匮乏底蕴，但是如果当下的作品对于历史上的经典未曾领会和传承，又怎能超越先贤、推陈出新呢？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历史虽然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但我们能从古人留下的经典中感知社会和事态的全貌。这种对经典的解读，不仅仅是为了知识获取的需要，也是为了在今天获得新的存在和指导的意义。经典既然成为经典，肯定是有其原因的。一部经典，可以跨越文化，跨越时间，与不同的读者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从经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生活侧面，可以经历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类心理的过程。经典作品本身，可能比任何阐释、评论它的作品都更值得一读，也比任何它改编的电影更值得一看。阅读经典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探讨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 其三，我们怎样对待经典。在历史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的文化复兴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回到民族或国家文化的源头。这也是经典历久弥新的原因所在。对每个国家民族来说，阅读充溢着民族智慧的经典，是对文化进行温故知新最好也是最主要的途径。重读经典之所以成为一个热潮，不仅是对经典的重温，也是民族文化自我拯救的行动。当然，这必须解决这样一个前提：我们该以何种态度对待经典。在不同的时代，经典其实也是一种动态的构成物。在不同读者群的参与下，经典才有可能显现出它们“活”的力量。因此，把经典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是危险的。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对待经典，怎样健康地传承经典时，盲目地守护，对于经典反而是一种颠覆。我们认为，对于经典的态度不应只是仰视或下地而跪，而是平视；不是盲目推崇或极端崇拜，而是尊重和热爱。只有以平视的态度去阅读经典，还原经典本身的魅力，才能够让经典的思想来回答当代问题， 使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焕发出它背后的生命力。 举例来说，不同时期对于鲁迅文章的接受、阅读、鉴赏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目前的大学与中学校园中，对于鲁迅作品的阅读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在中学，对于教材中鲁迅作品的去留问题，一直争议不断。最近，网络上又有一些文章讨论是否将鲁迅的作品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拿掉的问题。应当说，“五四”以来，鲁迅的文章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鲁迅作品的深刻性以及其人格魅力，使其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遗憾的是，在“五四”运动发生近九十年后，鲁迅作品却在校园中遭遇到了尴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作品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三篇，诸如《药》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则从教材中消失了。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要重新确立鲁迅作品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思考，多年来在对于包括鲁迅作品在内的文学经典讲授中的问题。我想，面对经典，我们的态度可能存有问题：我们只是注意到了鲁迅经典不变的“恒久性”意义，而没有依时代的变化将其理解为“活”的力量。以大学的鲁迅讲授为例。对于初读鲁迅文章的学生而言，鲁迅的那些深刻思想是不易理解的。在讲授鲁迅文章时，如果老师只搬来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启蒙”、“民主”、“科学”、“革命”等过去通用的概念进行讲解，很难使学生真正理解鲁迅思想的深度。若较多地对作品采用惯用的空洞口号式的理解，进行僵化概念的讲授，反而无益于对鲁迅作品的阅读。由于对于经典动态性理解的缺失，以及对于经典阐释上的守旧，我们对鲁迅作品的讲授就会变成教学中的“鸡肋”。这种情况，不管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的课堂，都不在少数。 那么，面对鲁迅，我们究竟应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由于鲁迅的形象深深嵌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因而，不同时期，随着时代主题的不同，每一个读者也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其对于鲁迅作品的接受态度也是不同的。从1949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影响鲁迅作品的接受最主要的因素来自于意识形态的导引。在当时，与鲁迅有关的话题，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话题。鲁迅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来理解，捍卫了当时的正确思想路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关于鲁迅的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意识形态的范围，开始进入到学术领域，而不再把鲁迅当作某个标杆和工具。这一次转变，也让鲁迅的作品得到了新的阐释和解读，研究硕果累累。自那时起，“从仰视到平视”，才真正地回到鲁迅文本本身的价值，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的读者应该做的。 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在中国，作为“病人”形象的时代，鲁迅的伟大就在于同最混乱的时代幻想清醒地保持着距离，并以最坚韧和执著的创作态度，传递着理性反思的精神。在当代中国，鲁迅作品体现的思想仍然具有强大的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对社会黑暗面的长期坚韧地抵抗。这恰恰是鲁迅作品具有跨时代的深刻意蕴。他用文学这种表达方式，启悟人们为改造自身和民族的精神以及整个人类的人性而努力。如果没有将鲁迅的文章还原到历史真相，就不能将鲁迅文章融入到现代公民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秩序中。只有结合对当代问题深入地理解，并对其进行还原性地解读，才能传承鲁迅留下的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营养。还原式的解读角度，对于经典本身的尊重，是每一位从事相关教学工作的文化责任。对于经典不再只是膜拜，从平视的角度进行以心契心的解读，这可能才是阅读、理解经典本身最健康的态度，也才能使经典具有永恒性的生命。 珍视经典，而且正确地面对经典，才能扫除我们土地上太多的尘埃。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