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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经典”这个话题的背景因为被设置在影像传播大行其道的今天，而使“重读”的内涵和性质发生很大改变。在当下的“重读经典”中，无论是阅读的主体、客体，还是背景、策略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所谓经典，指的是千百年民族文化智慧反复凝炼、提纯而出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就像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经典是我们常听人说，‘我在重读……’而不是‘我在阅读……’的那类书” (《为什么读经典》)。一旦成为经典，就会自然进入一个开放的、具有超时间性的结构和流程当中，正是通过一次次重读，经典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意识和生命形态，那些栖息在历史文本上高贵的灵魂才一次次被激活，悠远高妙的回声在每一个时代的精神空间里盘旋响应，其深刻意义和恒久魅力才不断获得验证。重读经典作为传承与激活民族文化精神的关键环节，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又具有时代的规定性。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以消费主义为特色的时代，任何经典作为精神性的文化产品，事实上都不可能止步于传播，自弃于时代。若要传播，必有消费，传播过程也就是一个消费过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书籍出版，需要读者购买；各类媒体上的文化讲座开办，需要受众、需要眼球。在一个“眼球经济”一呼百应的时代，市场关注度反客为主地成为文化传播活动的主宰者。所以说，目前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经典是否要进入市场，是否要去感受市场的冷暖和铁律的无情，而是在不自觉地已经进入市场，成为文化产品之后，我们如何秉持和高扬超越功利的文化理念，对于这种媒体和学者合谋的“经典代读”进行学理化的反思和明辨！ 在文化消费背景下，“重读经典”的活动本身体现出复杂的时代特性，具有以下几重特征： 其一，影像化。重读经典的传播形式和场域发生变化，由传统的纸质传播一变为以电视媒体的影像传播为主流。媒介文化的演变历经了从“口头”到“笔头”再到“镜头”的过程。而现在，则是“镜头”一家独大，统摄了“口头”和“笔头”的优势，通过联合口头优势和出版优势，将效应不断放大。“经典代读”影像化的优势在于直观快捷，通过强势媒体迅速抵达千家万户，也使民众趋之若鹜。而缺陷也至为明显，影像的动感超越了文字固有的静态特性，单向地提供感性直观的当下体验，却取消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影像时代注定是一个直观浅表、排斥深度的时代。 其二，大众化。重读经典作为当下一种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乃是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或小群体的行为。首先应该肯定的是，“重读经典”群体化的积极意义在于当经典开始进入大部分民众的视野时，可以认为它们正在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至少形成了场面上的繁荣，构成了“群体化”的奇观。细究之下，群体和个体的关系却显得错综复杂，普罗大众是在“学术明星”的“代读”下而被集结在一起，“学术明星”以学术号召大众，自身却被学术主流(有别于大众的小众)所抛弃，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一时代。尽管在中国历史上，经典的雅俗在很多时候并不截然可分，尽管一些文学经典如《水浒传》《西游记》本身就是通俗文艺的杰出代表，但是在大部分历史场域中，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发表见解的方式和场域基本界限清晰、泾渭分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以精英团体的内讧为触发点，使得精英团体与非精英团体，对于经典的评判出现了相互歧异的标准，学术主流与民意主流的观点被扭结在一起，难解难分。 其三，商业化。重读经典作为文化消费具有双重品格，既具精神性，更具商业性。一方面，这种传播活动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所消费的是经典，乃是文化传统中最富精神含量的部分。另一方面，究其本质，则是一种以文化、以经典相号召的商业活动。“重读经典”几乎被完全带入市场营销的流程中，在强势电视媒体的主导下，遵循的主要是商业逻辑，它主张“受众为王”，因此其所选择的“学术明显”基本上口头技巧高于学术能力，经典阅读的形式被置于极高的地位，始终遵循文化传播中的“就低”原则，对带有趣味性的娱乐元素进行不遗余力的挖掘，强调语言表达的技巧，强调外在包装，有时甚至不惜以矮化、歪曲经典为代价。 其四，浅俗化。只有通过阅读经典，才能理解经典，进而重释并重建经典，这是经典重读的历史意义。一方面，我们相信，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有其恒定的精神传承和厚重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经典重读始终是一个现在进行时，其实质是一种当代性阅读。体现特定的时代背景，从而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当下的特异之处在于，当历史性智慧与当代人趣味扭结在一起时，媒体和学者无法摆脱电视媒体的某种先天局限性。于是，在媒体和学者的主导下，受众也不自觉地放弃了对于经典深层意涵的探询和追问，信息的不对称使受众面对经典之被肢解和扭曲而浑然不觉。所有人都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虽然彼此以经典相号召，其实被浅表化、通俗化后的经典已经与本相相去甚远。可见，当重读经典的形式大于内容时，当重读经典被贴上时尚标签，几乎演变为一种文化的“狂欢仪式“时，已不大可能要求参与者去平心静气地体味和感悟经典的真意了。 对此，我们的关注和反思也就有了更多现实的紧迫性，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已经出现的问题？或者说，如何理清彼此纠结的矛盾？ 第一，重新审视“重读经典”的出发点。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都应该正确处理社会使命和商业利益的关系，尤其是作为公共媒体的前者，肩负着知识传播与文化消费的双重使命，知识传播比之文化消费更是任重道远，在文化娱乐沸反盈天、甚嚣尘上之际，公共媒体如何守住教育与娱乐的边界，显得尤为重要；而学者不仅承担着经典重释，而且还负有精神领航的责任，岂可为了名利，忘记历史使命，舍弃文化理想！ 第二，深刻反思“重读经典”过程中“主导者”(媒体和学者结成的利益共同体)与受众的关系。到底是以传授者为中心，还是以受众为中心？以传授者为中心，就应以新的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并通过个性化的重释，重建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使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大众共享的人生智慧，从而不断提升受众群体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而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趣味，舍弃精神导师责任，淡化文化理想，降低学术含量，甚至曲意媚俗。 第三，准确把握经典内容的当代转化。作为经典的传播者必须明了经典内容中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与思想性(学术性、严谨性)之间的界限，同时在推进经典民间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掌握这些分寸。到底是以趣味化、娱乐化的知识为中心，还是以具有学术性和严谨性的思想为中心？这是亟待“主导者”做出的选择，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景象则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说：比物理意义的娱乐圈更糟糕的，是“娱乐”的泛化。显然，在这个娱乐被“泛化”，被无穷放大的时代，我们凭借什么来摆脱“娱乐至死”的魔咒？面对经典，除了我们强调并实践：“营养”比“口味”更有利健康，思想比知识更有益大脑，此外，别无他法。 第四，不断优化经典内容的传播方式。当下兴起的国学热潮乃是基于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和感悟，我们必须以极大的热情来回应这种热潮，应该在传播的方式、途径、载体上不断拓展和提升。用活泼灵动的方式不断拓展传播渠道，用视、图、文等多种形式优化经典内容的传播方式，使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民众都能够得到熏陶和教益。即便在经典的讲授传播之中，也鼓励讲授方式的创新性和多元化，强调探索性和启发性，反对模式化和单一化，使普通民众能够因讲授之“导”，而登其门庭，窥其堂奥。 第五，共同关注“重读经典”的落脚点。“代读”不是终极目标，只是大众化经典阅读的中间环节，只有回到公共图书馆，回到自读，才是回归“重读经典”的本来之义。大众群体的“自读”具有不可替代性。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素养是通过无数个体个性化的阅读、思考和智慧逐步累积而成的，只有学会阅读、学会思考、学会批判，才能够重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与创造力。 以纯粹消费的心态来对待重读经典，对于受众而言，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学会独自去面对经典，独立思考。正如波兹曼振聋发聩的提醒：“一个慈爱的教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娱乐至死》)我们始终相信，相比于影像，文字是更真实的存在；相比于代读，自读是更个性的存在；相比于知识，思想是更重要的存在！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