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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文化语境中，男性的身体形象一直是谦谦君子、文弱书生的形象。古代男性这一身体形象的形成，与古代历史中的儒家文化背景紧密相关，是在儒家文化浸染下被儒家文化塑造出的男性形象。 儒家文化倡导远离人的自然属性，重视人的社会属性，从孔子开始就提倡用文化和礼仪来塑造士文人的人格和形象，孔子所欣赏的“文质彬彬”的君子一直成为中国古代男性的经典形象。古代对文质彬彬的书生这一身体形象的认同是由对读书人文化身份的认同渐至影响到对书生文弱身体的认同。 中国古代文化尤其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儒家，对男人的要求是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刚健进取，在社会中获得一个更好的身份。男人的身份意识得到强化，但男人的身体却始终是被忽略的。在男性的身份要求中继承和发扬了源自周易阴阳观念中刚健进取的属“阳”的一面，但对男性的身体要求却承继了属“阴”的一面。“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不必拥有强健的体魄，因为他们只要用心就可以了，所以他们看起来都是瘦弱的文人，但是这种体征却是统治者身份的标志……中国人从来就鄙视那种五大三粗的身体类型。”[1]28中国古代男性的身体形象始终偏于文弱，在阴阳对比中，其阴的属性比较明显。为什么中国古代文人欣赏的是那种弱不禁风类型，从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对极端瘦弱型体格的欣赏，到宋以后对“白面书生”的塑造，中国人对男性的身体想象，主要类型都是如此[1]30。 其实，中国古代的士子、文人，从外在形象到心灵状态，在唐以前其身体特征中的文弱特质尚不非常明显。魏晋时期虽然欣赏的是极端瘦弱的身体类型，但并不柔弱，其“阴”的属性并不明显。宋代以后，由于社会环境的“积贫积弱”，唐代文人的进取精神已然消失，文人们附庸风雅，吟风弄月之风盛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社会的审美风尚在发生变化，对女性的审美由唐代的以盛装华服的丰满转变为宋代的瘦弱、清秀。以男性为主体的士子文人的身体也日渐衰弱，渐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柔弱萎靡，阳刚之气明显不足。这一转变原因很复杂，诸如宋朝的崇文抑武，宋代儒学过于严格甚至有些严酷的社会规约、士子文人报国无门，渐渐聚成的衰颓幽怨之气以及审美风尚自身的演变等等。这一问题，相关的研究学界亦有一些，但并不深入，对此，笔者将另外撰文著述。 总之，宋以后，由于文化趣味的过度精致与颓废带来了男性身体的集体衰弱，渐成风气，影响到整个社会对男性身体的审美趣味。元明在文化趣味、审美风尚上基本沉淀和延续了宋的风尚。在元明戏剧的推波助澜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的白面书生形象被定格，成为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经典的男性身体形象。 任何审美趣味成为风尚潮流后，其内在就开始孕育否定性的声音。这种否定和反驳，会体现在各个领域。《水浒传》以文学的方式，力图颠覆和否定自宋以来所形成的偏于阴柔的文化和美学趣味，尤其在男性身体形象上所进行的颠覆，可谓生动而又嚣张。 二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中诸位梁山好汉的身体形象非常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这部讲史小说女性角色很少，而且无论个性还是形象都不生动。但小说在男性身体形象的塑造上，其规模前所未有，它以虎虎生风、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身体形象颠覆了传统文化语境中男性身体的经典形象——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对固有的男性身体的经典形象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美学暴动。 《水浒传》小说中一百零八将的身体特征都非常明显，令金圣叹先生拍案感叹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往往以其鲜明的身体特征为徽记。在《水浒传》的人物中，从身体形象上而言，最鲜活生动的当属李逵。 小说对李逵的身体形象是这样描写的：黑熊般一身粗肉，铁牛似遍体顽皮。外加一字赤黄眉，双眼赤丝乱系。怒发浑如铁刷，狰狞好似狻猊。天蓬恶煞下云梯。李逵真勇悍，人号铁牛儿。李逵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黑凛凛的大汉”，“浑身黑肉”，所以绰号叫“黑旋风”。(第38回)[2] 李逵这一类型的身体形象并非《水浒传》首创，这一力量型的莽汉形象早在秦汉文学典籍中就已经出现，后至唐传奇、宋元的话本小说中渐渐多起来，最为生动并深入人心的应该是《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张飞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另一类男性身体的经典形象终于完成。李逵的出现，使这一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张飞、李逵的身体都是典型的力量型身体，壮、猛、莽，恰好与古代主流文化中文质彬彬的书生们文弱的身体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衬。在《水浒传》之前，这种力量型的男性形象只是个别出现，作为陪衬人物出现，但《水浒传》却成为这一力量型男性形象狂欢的舞台。《水浒传》中的男性，大都是李逵型的身体，鲁达、刘唐、武松、晁盖、李俊、索超等等，虽然他们个性不同，但他们的身体形象非常相似，如：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一身黑肉”，“两条黑魃魃毛腿，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绰号“赤发鬼”。(第14回)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身长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第13回)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家住浔阳江浦上，最称豪杰英雄。眉浓眼大面皮红，髭须垂铁线，话语如铜钟。身躯凛凛长八尺，能挥利剑霜锋，冲波跃浪立奇功。庐州生李俊，绰号混江龙。(第37回) 鲁智深到五台山出家，众僧们的感觉是：“这个人不似出家人的模样，一双眼却恁凶险。”他到山下打戒刀，打铁的看他是：“腮边新剃暴长短须，戗戗地好渗濑人。”(第4回) 林冲、杨志由于出身于官家而非民间，其身体特征略有别于李逵等类型，但其也基本属于刚勇、粗犷型。 林冲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绰号“豹子头”(第7回)。杨志“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绰号“青面兽”。(第12回) 史进、阮氏兄弟基本为一种类型，属于力量加技巧型身体。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第2回)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躯兜脸两眉竖起，略绰口四面连拳。胸前一带盖黄胆毛，背上两枝生板肋。臂膀有千百般气力，眼睛射万刀寒光。休言村里一渔人，便是人间真太岁。(第15回) 文秀的花荣、俊俏的燕青属于一种类型，是《水浒传》中难得一见的英俊型好汉。 作为梁山好汉首领的宋江，他的身体类型比较独特，对这个水泊梁山的领袖人物，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论述。 《水浒传》中男性的身体形象也有不同的类型，如白衣秀士王伦、吴用，属于传统书生型的身体。其身体形象显然没有另外一类以李逵为代表的粗犷豪放型的好汉虎虎有生气。在《水浒传》中，他们的身体被淹没在虎虎生风地诸位梁山好汉的身体背后，成为陪衬，自身没有鲜活的身体生命特征。 《水浒传》呈现了民间江湖男性身体的狂欢盛宴。这些好汉们的身体大多属于力量型、粗犷型。一种充满力量和阳刚之气的身体形象呼之欲出，扑面而来，甚至有一种夸张的粗粝豪放和过度阳刚的美学风格。其中黑魃魃的李逵抡着大斧一路砍来最具有标志性。李逵以及《水浒传》中所塑造的一系列李逵式的好汉们以粗犷、蛮横的力量将自宋以来逐渐转弱的男性身体形象以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夸张的方式予以颠覆。将阳刚、豪放、难以驯服的男性的属“阳”的身体特征张扬、宣泄得淋漓尽致。 《水浒传》的好汉们个个身体刚猛有加，《水浒传》除了在身体的外在形象上大力塑造和张扬李逵式的好汉，《水浒传》的好汉们还以对具有“阴”的属性的女色的远离、不屑和拒绝来成就自己的“好汉”、“硬汉”的阳刚形象。晁盖是一个有钱的财主，小说写他不过40多岁，但并不娶妻生子，只爱使枪弄棒，整日打熬筋骨(第13回)。卢俊义“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第62回)武松是一个力量型的好汉，他被嫂嫂潘金莲喜爱，但武松丝毫不为所动。当武松拒绝了淫荡的潘金莲的勾引时，更加成就了武松的好汉形象。梁山好汉中光棍居多，如史进、鲁智深、武松、杨志、阮小五、阮小七、刘唐、李逵、雷横、石秀、燕青、时迁，又如李俊、童威、童猛、张横、张顺以及原来各山头的大王加上走江湖的薛永、石勇、焦挺等等。没有家室浪荡江湖四海为家的好汉，他们对女色的态度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排斥乃至厌憎，如第32回中，独火星孔亮出场，书中还特地赞了一句“相貌堂堂强壮士，未侵女色少年郎。”武松在蜈蚣岭松树林中，一见到身为出家人的王道人搂着一个妇人看月嬉笑，便立刻怒从心头起，杀机大动。李逵一听到刘太公说抢走他女儿的是宋江，便怒火万丈地冲上大寨，砍倒杏黄旗，要当堂斧劈了宋江。冲上大寨后，又对宋江大叫：“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第73回)这种对女色的拒绝和排斥，与《水浒传》选择的题材有关。《水浒传》讲述的是江湖民间英雄好汉的故事。在闯江湖习武之人的规矩里，女人是累赘，是会使男人筋酥古软的祸水，英雄耽于女色，便“不是好汉的勾当”。自《周易》开始，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男性属“阳”，女性属“阴”。阳刚的男性接近女色，其刚猛的属性便被消解，打了折扣。《水浒传》的好汉们在对女色的拒绝和冷淡中成就了自己的男性阳刚形象，在身体上、心理上完成了对自己男性阳刚形象的打造。 《水浒传》的这种民间江湖身体观，是民间江湖文化给予的，同时也是作者给予的。施耐庵按照自己的美学趣味和追求打造男人的身体和属性，极力张扬一种男性“阳”的风格。相对于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中所形成的文弱书生型的男性身体形象，《水浒传》在男性身体美学上的颠覆性非常明显。 三 《水浒传》对偏于阴柔的男性身体形象构成否定和颠覆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因为《水浒传》所选择的题材。《水浒传》讲述的是水泊梁山一些江湖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题材背景完全不同于主流文化，而是江湖民间；人物的身份角色也不同于主流文化语境中的常见的士大夫文人，而是江湖民间的英雄好汉。《水浒传》中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大都是江湖民间的习武之人，习武之人，自然崇尚力量和强健的身体。可以说《水浒传》人物的身份立场决定了他们的身体形象。 其次，是由于《水浒传》在成书之前有一个在民间说书人口中流传的过程。在施耐庵成书之前，水浒故事曾在勾栏瓦肆的说书人口中广泛流传。说书人为吸引听众，增加故事的传奇性、生动性，自然会故意渲染一种迥异于主流文化风尚的“异质”声音。如为水浒英雄增加一些传奇色彩，夸张这些草莽英雄的狰狞豪放，使水浒英雄呈现出与主流文化完全“异质”的另类形象和特征。 对张飞、李逵型的身体，人们在欣赏其“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豪放率性时，其实是从美学上欣赏关于古代男性身体的一种“异质”的声音。那种文弱的书生式的男人从美学角度而言已经深入人心但又令人厌倦。李逵型形象的成功，并非是对李逵型力量型身体的真正认同，更不是身份认同，而是一种审美疲劳后的认同，因为他们的身体承载并完成了关于古代男性身体形象的美学颠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有意识的个人反拨和美学追求。是作者对江湖民间豪放粗犷美学趣味的偏爱，和对自宋以来文化过于精致细腻所导致的男性形象尤其是身体形象的普遍沦落的一种反感和厌倦。“这种美学趣味形成的历史原因，耐人寻味。小说作者把水浒好汉写得如同猛兽恶鬼，意在张扬一种嚣张的生命力，显示他们不同凡响的豪侠风度。”“《三国演义》并不在人物狰狞上多作渲染，而《水浒传》则大不相同，是施大爷有意让他笔下的人物显得狰狞。”[3] 这话说的确实没错。对此，学界亦有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研究。 施耐庵夸张了水浒人物的身体特征，尤其是李逵式力量型身体的粗犷、豪放、率性、阳刚的特征，着力渲染了水浒英雄不同于主流文化语境中男性的身体形象，张扬了一种民间的身体美学立场，以民间的江湖的身体观颠覆主流文化对于男性的身体想象，在中国古代的男性身体美学上发出了一种反抗的声音，以此来颠覆和抵抗文化对男性身体所造成的异化。当然，这种颠覆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也不是一个时代审美趣味发生转折的表征，而更多是一种个人的逆反和抵抗，是对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形成的过于精致细腻的审美趣味的抵抗。 《水浒传》中李逵式力量型的身体形象在《水浒传》之前，其出现的时候总是配角，即使是《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虽然很鲜活生动，深入人心，与李逵的身体形象非常相似，但其身体形象在《三国演义》中的作用只是一种陪衬，而不代表一种美学立场。《水浒传》中诸位好汉们的力量型身体带着虎虎生气大量呈现，这些身体形象不再是一种陪衬角色，而是对一种来自于民间的美学立场的大力张扬。 《水浒传》中好汉们这种略带有夸张的力量型身体正是中国古代民间崇尚的身体类型。这一身体形象从文化立场的角度而言属于纯粹的民间和江湖文化立场。好汉们的力量型身体承载了美学和文化立场上的颠覆功能。 四 在叙事文学中，由身份决定身体形象，所以叙事文学中人物的身体形象往往是模式化的，劳心者身体文弱，劳力者身体强健。身体背后操纵身体的是身份，出场的是身体，垂帘听政的是身份。所以古代文学中的身体美学其实是由其背后的身份立场决定的，身份决定身体形象。 在《水浒传》中宋江的身体类型非常特殊，他既不同于粗犷的李逵，又不同于俊俏的燕青和书生型的吴用，他的身体特征很难归类。这位将梁山泊诸位好汉聚拢于麾下，作为梁山泊领军人物的宋江由于其身份特殊，他的身体特征也很特殊。宋江作为108人的领袖，作者也把他写得又黑又矮，那厮自称“孝义黑三郎”，阎婆惜干脆叫他作“黑三”。 《水浒传》第18回描写宋江：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因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 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其实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县府的一个衙司，相对于民间百姓而言这是一个官方身份，因此他的身体特征不同于李逵等民间草莽，小说写宋江“眼如丹凤，眉如卧蚕，滴溜溜两耳悬珠，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时有若狼形。” 宋江虽然具有官方身份，但他喜欢结交江湖好汉，在江湖中名气很大，与江湖人氏多有往来，因此，他还具有江湖身份。这种双重的身份特征使宋江的身体特征也具有双重性，他个子很矮，这便使其不具备力量型身体的基本特质。但他又不是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他很黑，身体粗壮，这一身体特征使他与民间的草莽英雄有了身体的交结。他的双重的身体特征与他双重的身份特征是交结在一起的。这一身体类型我们也不完全陌生，在《三国演义》的曹操身上，有着相似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中，男性经常出现三种经典的身体形象：一种是主流文化语境中弱不禁风的文弱书生，如张生、柳梦梅等；一类是民间的草莽英雄，体量比较巨大，属于力量型的，如张飞、李逵的形象；还有一类是权谋之士，其身体特征往往兼具有二者的双重特征，如曹操、刘备、宋江等，其身体特征往往是折中的。 三种身体形象背后是三种语境：文化、权力、民间立场。三种文化形态造就出中国古代男性三种不同的身体形象。这三种男性身体形象背后其实是三种身份和三种文化立场。这是一个三角形的文化结构。文弱书生身体形象背后是其儒家文化立场；曹操型权谋型身体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坚强后盾；李逵、张飞力量型身体形象的背后是民间立场。 中国古代对男性的欣赏始终不是对身体形象的欣赏，而是身份诉求。身份诉求背后其实是一种权力诉求。古代对男性身体的关注从来不在身体本身而在身体背后的身份和身份所代表的权力。身体——身份——权力，《水浒传》的身体颠覆是明显的，但其是否由身体颠覆走向身份和权力的颠覆？ 从《水浒传》好汉们最后的身体境遇和归宿看，在力量型身体所代表的民间立场对权力和文化的抵抗中，其最终与权力妥协甚至达成某种共谋。李逵等诸多梁山好汉的身体比宋江的身体更强大更有力量，但身体的力量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强大，《水浒传》也未能免俗。李逵始终受制于宋江的所谓“义”。宋江的义不是民间江湖所奉行的惩恶扬善、知恩必报、士为知己者死的江湖之“义”，而是带有权谋色彩笼络收买人心的“义”。李逵的身体葬送于宋江的带有权谋魔杖性质的“义”。 民间的力量型身体在古代的文化语境中从来没有逃出权谋的魔杖，韩信对刘邦的顺从，张飞、关羽对刘备的无条件的追随，顺从的是权谋，与权力达成妥协。《水浒传》的以强健刚猛的力量型男性身体形象颠覆了儒家文化语境中的文弱书生，但其深层却顺从了权力。所以《水浒传》的颠覆，只是一种美学上的抵抗和颠覆，对主流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过于精致细腻的美学趣味的颠覆，文化立场的颠覆。《水浒传》中的好汉们虎虎生风地力量型的身体，在此承载的只是美学和社会规约的颠覆功能，还构不成对权力意识形态的颠覆。 所以《水浒传》的颠覆是一种审美乌托邦。在中国古代，无论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历来缺乏对文化以及制度的反思和颠覆性著作及叙事，真正“异质”的声音很少出现。 《水浒传》中对男性身体这种夸张式的悖反，为古代男性的身体美学带来了一股鲜活生动的气息，但一个人的抵抗改变不了社会的方向和进程，男性身体与封建末期的社会一起走向沦落。 参考文献： [1]葛红兵.身体政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8. [2]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495. [3]笑骂江湖.再论《水浒传》的奢杀倾向[J].天涯论坛. 2007-03-22.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 strItem [作者简介]：陈迎辉(1967-)，女，内蒙古赤峰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艺学、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大连民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辽宁大连116605) 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32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