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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文论走出纯粹的古典时代已近世纪之久，文论工作者在此既往漫长的世纪岁月中，一直在探寻文论现代性发展之彼岸津渡。在世纪交接之际，文论界忽然发现这世纪问津的结果竟是本土文论的贫困和失语。因痛感文论的贫困失语及民族性迷失的断代现象，基于继往圣、创未来的强烈渴求，一些学者提出了古文论的“现代转换”说。该说一出，引起了文论界较大的反响，1996年在西安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文学评论》在97年也辟专栏加以讨论，97年末，在中国古代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10届年会上，再掀该说的讨论热潮。有关讨论迄未终结。 尽管转换说提法及其含义本身有很大的争议，但它也提出了不少有思考价值的问题。该说中有人倡导“古代文论从范畴、观念到体系、方法全方位转换” [1]，即强调体系意识，主张将古文论整体性地“转换”为当代文论体系。他们虽也主张学习西方文论，但不出“体用”思维窠臼。实际上这种全方位转换说认为古文论仅是系统的形式已过时，只要“换”以当代话语的表述，即在语言层面上作置换工作，古文论便可现代化为当代的文论体系。 这样看问题是否过于守旧和简单化了？ 首先，全方位转换说意在倡导将古文论经过改造后在当代的全面复兴，即体系意义上的古为今用。而古今中外的文论系统往往是以某一哲学思想体系为其立论和存在的基石的，即文论的生成和发展需有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撑。如，马列文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石，其他如存在主义文论、女权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等，莫不有其哲学思想的背景。中国古代文论是以中国古典哲学为其理论依托的。古文论的全方位现代转换，必须有中国古典哲学成功的全方位现代转换作为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将哲学界定为一定时代精神的产物，“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历史级次上的“时代精神”的长期积淀物。各历史性的“时代精神”如何全方位地转换为当今的时代精神？古典性如何全方位地转换为现代性？显然，主要生成于农业文明的古典哲学不可能实现体系意义上的全方位现代转换。因为它不可能具有系统意义上的全方位的超越历史局限的当代适用价值，古典精神不可能整体性地等同于当代现代性精神；否则，哲学也就不必发展新的体系了。连马克思主义哲学顶峰论都是唯心的，又何况中国古典哲学呢？ 准此，古文论在当代丧失了它生存的古典哲学背景，难以也不可能在体系意义上实现全方位现代转换。 文论重要的是实践性品格，任何活的文论体系都生成和生存于当下的文艺实践中，与文学创作如孪生共存的连体兄弟。故活的文论体系在时间维度上永远处于一种动态的流程中。任何体系都有其框架上的封闭性，理论思想上的排他性，生成存在的时代性。没有文论能穷极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所有文学真理，而成为超越时空的终极不迁的标准体系。体系一经形成，就只代表对过去及形成它的当下时段的文学规律的学理总结，当然也包括对文学未来的逻辑性前瞻。一个不再发展的体系当然不再是理论上的活体生命。古文论在古典文学时代结束之时，就已在体系意义上退出文论历史舞台，因为它只代表过去。何况古文论由于中国文学史、文论史的近现代化进程的决绝性特点，使之断裂近世纪之久，古文论之不能实现全方位现代转换，就如同不能实现古典文学的全方位现代转换一样。 应该说，古文论体系的各个构成部分，事实上不可能都具有超越历史局限的当代适用价值。古文论更多地属于大传统，其主体思想虽不乏民主性精华，但多少还是隶属于封建士人的精英文化，甚至常常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古文论有较浓重的身居大雅之堂的色彩，所以总体趋向上轻视俗文学。当它关注并肯定俗文学时，除非是被解读出政治、教化的意味。如，《诗三百》中的《国风》、《小雅》之被列入“经”。太世俗化的体裁，如小说、戏曲等，则始终被置于边缘化位置，如果被文论家关注到了，也多半是因为能从中曲解出政治教化的功能。如，《西游化》在鲁迅看来是“实则出于游戏，亦非语道” [2]；而清代文论家张家绅竟评为“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实寓《春秋》之大义……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正妙在循规蹈矩，不背朱注，将一部《大学》全然借一‘释’字脱化出来。” [3]鲁迅认为《金瓶梅》“不外描绘世情，尽其情伪……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 [4]而清文论家张竹坡竟以“苦孝说”论之；欣欣子则看出该书有“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的主题[5]。 古文论这种主体思想上带有封建社会的政教化、贵族化、精英华的倾向，正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关注世俗化、娱悦化走势相对立。现代文论的共同本旨在于“理解和评价文学” [6]古文论中以儒家思想为依托而产生的、依附政治教化及阶级色彩的那些理论，显然与现代文论追求自由度更高的主体性及平民意识格格不入。21世纪文论走向关注世俗化、平民化的各种现代文艺样式，要求生成与之相应的21世纪的新的文论思想。古典性与现代性有巨大的历史落差。古文论中有关诗赋词曲的声律理论，以及文体论中关于已过时的文体的相关理论等，除了研究价值，还有多少当代适用价值？面对扑面而来的21世纪以现代传媒为主要存在形式的各种文艺样式，仅换以现代表述的古文论能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和评说之？主要生成于封建农业文明的古文论又如何言说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电子文明的21世纪文学？尤其是国际化走势下的中外文学？ 主要作为封建文明产物的古文论，是多少适应于封建精英文学的存在模式的。精英创作极少考虑社会庞大的民众接受群体，与之相应的古文论也极少考虑民众阶层。而现代性的文论、文学的出发点和主要对象，无疑是普通社会群体，而不是精英阶层的二三知己。商品经济造就的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导向，不允许文学和文论不考虑“买方市场”，即庞大的普通社会群落的实际需要。文学面对大众化、商品化，将消解贵族化倾向。文论如何面对这种巨变？固守古文论那些李春青先生所指出的“精神贵族味道”的“雅化追求”[7]恐怕终将被完全挤出文学市场，最终无市场。 所谓“全方位的现代转换”过于简单地肯定古文论在系统意义上的当代适用价值，并且在潜意识中似乎仍有要建构一种独尊性质的，大一统的当代文论体系的意识趋向，至少还不自觉地处在几十年来一元文论的旧式思维定势中，不合乎现代学术文化一元消解，多元发展、共生共存的历史走势和需求。 一元独尊是特殊历史阶段文论的异化现象。一元文论话语其实是政治话语在文坛的化身。近20年来，中国文论逐渐走出政治权力话语的统摄时，有被抛出社会关注中心，逐步边缘化的失落感，无所皈依感。要知道当初文论之能成为社会众多话语中的明星话语，主要是以牺牲文论的主体性及学术平等地位，和归附政治话语充当传声筒为代价的。虽然文论的社会地位提高了，而自身品格却降低了。今天的边缘化和寂寞，正是文论回归学术本位、文学区域，获得主体性、获得真正独立发展、争取与其他社会话语学理上的平等地位的良好契机。因为古文论历经了一种世纪性的边缘困境，所以由此产生的失落和寂寞感更为强烈。因此，以为古文论打抱不平为己任的转换说一出，便立刻应和四起。这样就难免情绪化。 转换说在心理背景上，也体现了文论界某种心虚、焦躁和不自信，以及民族主义情绪。 转换说表现的对文论失语现状的焦虑，含有令人尊敬的使命感，但带有失语惶惑中的偏激。大家对文论界过多移情各种西方话语表示不满是可理解的。但西方文论话语的大量引进，既是失语的一种表征，同时也做出了填补本土文论暂时真空(批评缺席)的历史贡献，它让文论界更惊奇地看到了本土文论的贫困与危机。这无疑也推进了一元独尊文论的消解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要求在。再者，在中国综合国力真正强大之前，西方中心的霸权性话语权威还将长期徘徊于中国文坛，并同时起正负作用。 历史地看，失语并非自西方文论大量拿来始，相反，几十年独尊一元就已是本质意义上的孤语状态的失语，一种真正意义上文论话语的沉沦(消迹于政治话语)。外来话语的大量引进是对失语的天才直觉和对抗，而失语问题的提出，仅是对一元独尊的失语状态的迟钝反应，和对“拿来”行为的某种误解，以及弱势者对强势话语的过敏警觉、惧怕和敌意。这也是对西方文明由来已久的敌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面对强势话语的涌入，我们没有现成的体系可抵挡，于是自然想起民族性的古文论。这不能说没有心虚的心理背景在。 文论界在转换说中提出了主动“送出去”的动议，目的是让世界文论界有中国人的“声音”。这不免过于焦躁。我们骂西方文化殖民、欧洲话语霸权中心，潜意识中却自生向“心”力，自以西方标准为最高准则，希望送出文论获得西方的首肯。我相信论者所说的那个“世界文论界”，并不包括非洲、印度、阿拉伯、拉美，而仅是西方文论界。由于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的略见提升，有学者说，21世纪是中国人和东方文化的世纪，要让中国文论占领21世纪国际文论界。这是一厢情愿的民族主义的自我中心，焦躁、虚妄。这种观点无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按我国经济发展的远景设想，至21世纪中叶，如果规划能顺利实现，我国仅是中等发达的国家。即使至21世纪末，也尚难成为头等发达国家。如果不是西方发达国家停滞不前，或几十年内迅速衰落，又哪来21世纪是中国人和东方文化的世纪呢？ 过分强调本土文化的民族性、优越性，无视它种文化的优点，忽视异质文化的价值存在，就易忽视本土文化的缺陷，从而强化文化保守主义、本质主义倾向，阻遏自身的更新和对他者的借鉴，自外于国际化大势而失去机遇。既然我们反对西语中心霸权，就应该防止自我中心论。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争得霸权中心，成为普世性范式，垄断21世纪所有文学现象的阐释权，似是以霸易霸的狭隘思想。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文论体系有时代性、民族性(对于他者有时即局限性)、封闭性，认为一元文论可以涵盖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现象，是不科学的。而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一元对立式思维模式已是逆历史潮流的了。探索古文论的生存发展出发点应始终是生死相依的本土文学，而不是建构体系与他者争高下。假如面对当下民族文学，我们建构的文论话语却无法理解和言说之，那又何补于世？连本土文坛都占领不了，“送出去”又怎能占领世界文论界，并使之成为一种声音？ 转换说尚有一层不自信，是不自信文论界能以当代文艺实践为生长点，建设新的文论话语体系，所以固守古文论系统不放。这其中有传统思维上宗圣、征经观念。当代文论无疑的应根植于当代文艺实践，主要从实践经验中逻辑性地提升出它的理论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转换说心理背景是虚弱不自信、焦躁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化的。当代文论的建设既不能靠简单的转换古文论来完成，也不能简单地对西方文论说“不”。 此外，笔者觉得，由转换说带来的关于建构、重构当代文论体系之说，忽视了文论的实践性品格，易流于书斋化、学问化，缺失现实关怀，易停留于著书立说上的“转换”“建构”。这样虽能产生系统严密的高头讲章式的文论著作，却难以生成活的文论思想。可操作的文论的生成始终伴随着文学的发展流变，除了要对既往的中外文学史、文论史有总体把握外，主要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解读、批评、总结，和对创作的未来趋向的前瞻性测度。每一文论思想的生成既是对文学实践的总结，也是文论后续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活的文论永远处于时间维度上的动态过程中。先入为主的书斋化的“转换”“建构”是疏离于当下文艺实践的、文论家的自话自说，最终是无法切入到文艺实践中去的。 总而言之，笔者倾向于认为古文论在体系意义上已经是凝固不变的历史文献形态的话语体系，是文论思想的精神文物。文物的价值主要在于从它发现、认识历史，再以史鉴今。古文论的主要价值是在建设21世纪文论时的历史参照系和文化基因、基石、资源的作用。徐中玉先生在1997年古文论第10届年会的闭幕词中说得好：古文论作为过去时态的话语，其本身已无法转换。 二 既然转换说不可行，而当下本土文论话语一定程度的贫困又是不争的事实，那么，21世纪中国文论走向的津渡何在？基于文论的实践性品格和国际化的当下语境，笔者认为还是“发展建设”说更科学。它关注的是文论话语活的流程以及与当下创作和批评的交叉互动关系。21世纪文论的发展建设，应该主要解决两种疏离和国际化语境下的两个“为用”问题。 所谓两种疏离。一是几乎大半个世纪以来，作家、批评家对古文论的疏离。20世纪的中国文论史几乎是逐步的西化史、苏化史，对古文论的疏离史。另一种疏离是古文论逐步疏离于现实文学实践，成为一门学问走入书斋和学术殿堂。它存在的对象已是专家，而不是作家、读者、批评家，因此不再是现实性的文学思想。它对于现实的创作、批评实践已不是活的理论势力，而是游离它们的、凝固不变的另一知识体系。 两种疏离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古文论的古典性难以适合于创作、批评的现代性要求。因此，古文论的学术研究变成一种“考古发掘”的存在状态，缺乏对其当代适用价值的研讨。而且连研究本身也在整个文论界被日益边缘化。两种疏离逐渐使西方文论和苏联文论在中国确立中心霸权地位(这当然有政治因素的重要影响)，这又反过来强化了两种疏离，使作家批评家乃至最终将古文论母语抛弃殆尽。 应提倡作家、批评家有对古文论关注的回归，主动尝试运用古文论中有当代适用价值的东西。同时提倡古文论研究界在保持原有纯学术研究的发展时，致力于对古文论的应用研究。发掘古文论在21世纪的创作批评实践中的适用价值，及操作技术，和对建设21世纪文论有资源参照意义的东西。这或许能多少解决两种疏离的问题，充分利用古文论中尚可利用的部分。 解决两种疏离都涉及到“用”的问题，就是作家批评家用古文论中有当代适用价值的部分来影响创作与批评，古文论家用古文论观照当代文艺创作批评实践，反过来又促进对古文论的体悟和研究。这是古为今用的原则。另一个“为用”即洋为中用。但这将是国际化语境下的更宽泛意义的全球概念的“洋”为中用。两个“为用”也是发展建设21世纪文论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古文论的古为今用是在对它的纯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衡估和选择后，提取有当代适用价值的东西，进行古今打通工作，寻找其与当下创作批评实践的价值判断间的契合点，及其在当代社会经改造后的生长点，和在未来古文论系统的有机构成中的组织区域。任何一个本土化的当代民族文论都不可能抛开传统文论资源，仅靠学习外来话语和过滤当下创作批评实践经验来建构。 古文论的当代价值不在它的形式和主体思想，而主要在它蕴含的艺术思维方式、内在民族气质、神脉等。古文论的主要形态是较为粗放色彩的，21世纪文论不该回复到那种评点式、随感式、零星片断型的文论形式中。文论既是“论”，毕竟应提升为较有理性思维色彩的理论形态，它逐步强化理论演绎色彩、走向抽象的逻辑思维似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21世纪文论建设应从古文论中寻回民族气质、血脉，和本土艺术思维方式、艺术哲学思想，并以之作为21世纪文论发展的民族品质的生长基点，再在此基点上建设本土民族文论。古文论的古为今用是要发掘其活力性资源，变被疏离的状态为积极切入当下创作批评的主动渗透行为，将其蛰伏着的静态生命力激活，使之从沉睡的文献材料中复活出有流动生命力的动态的理论势力。这是古为今用的关键。 再说21世纪国际化语境下更宽泛意义上的全球概念的“洋”为中用。 21世纪我们所面对的“洋”已非毛泽东时代意义的“洋”，而是国际化语境下的全球概念的“洋”。因而洋为中用应有全方位的开放的国际性视野。文化上的国际化趋势根于经济的全球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哲学、文学等随之趋向国际化。哲学、文学等的巨变中的国际化，尽管不会走到像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那么深，接轨如此迅速和幅度大，但国际化趋势在所难免。 马克思曾预言哲学将有一种时代：“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8]尽管21世纪的哲学还不可能是“世界的一般哲学”，但它在朝着这一目标发展。比如，在哲学意义上，人类对最基本的有普同性意义的价值观、普遍原则的存在的诉求与认同，及思维上的愈益普遍地立足于全球视野、全球概念。这样，哲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将日益趋同。比如，人性、生命新现象(安乐死、人口爆炸与计划生育、克隆技术、试管婴儿等)、战争与和平、能源与环境、外层空间、人类未来等。这些国际化的问题也自然是21世纪文学的跨国界的共同的创作母题。文论不可不适时地予以理解言说。 现代高科技传媒使作为类的人和个体的人在电脑空间中享受到更多的交往自由。国际互联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使时间压缩，世界微缩为地球村，人类所有新的精神财富能跨时空地使人们同步共享。高科技足以促使意识形态的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程度深化。文学的同步互渗、共振性影响也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潮。21世纪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都将趋于电子网络化、音像化，传播接受更迅捷。有关国际化的新文学母题的创作，既是国际化的读者对作家的新要求，同时又反过来强化读者群的国际化。文学跨国界、民族、文化体系的现实，要求生成相应的国际品格的文论以理解和评说之、引导之。文学发展中的国际性互动效应，逼着我们在文论建设中必须以国际性视野和全球性概念来关注和切入当下世界文学实践。总之，文学创作和传播接受的国际化成了文论国际化的一个先导，正如米勒所说的，国际化使“一向是按照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来组织的”，“只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的研究和批评方式已经“是错误的”。[9] 国际化对于边缘性的弱势话语来说，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 经济全球一体化中，发达国家在国内增长极限的临界困境中，将目标移向发展中国家。外来强势经济和文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有一种使之产生自发性仿效的冲击力，这对本土化、民族性有一定的消解力。出于让发展中国家乐于接受强势文化的价值观，以便在发展中国家拓展市场的需要，同时也为了使处弱势的发展中民族消除文化心理上的本能戒心，强势文化也在考虑根据当地文化个性作一定程度的调整，吸收一些当地文化的价值观。这对当地文化进入国际视野是一种机遇。 国际化中的风险主要是民族身份的丧失与进一步边缘化的可能。西方话语不会不留恋其霸权地位，它会借助其政治、经济、军事之实力，在文化价值观上谋求“化”国际。英国学者查尔斯·洛克甚至这样说：“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名称”和变种，“是危险的事，它与帝国主义者令人眩目的修辞诡计共谋”。[10]但风险与机遇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人家在化你，你有风险；你也可以化人家，你有机遇，有走向国际舞台的机遇。正如经济上加入WTO与国际接轨，让别人进入你的市场，你有风险，但同时你也获得了进入他人市场的权力。关键在于保持清醒的民族身份意识，看清新殖民主义“化”国际的杀机与陷阱，力避风险，壮大民族文论的实力，并适应国际化潮流，在发展中求民族性，在民族性中求发展。 从本质意义上说，国际化并不是要消灭民族性。因为国际化并非价值观诉求的一元化，而每一种民族文论至少是世界文论“物种”基因库中之一种。文论的民族性在国际化中是民族身份的一种标志，和对共同价值体系的补充完善，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种文论能取代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文论，因为任何一种文论都无法解说清楚全世界所有民族的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只有多元的世界各民族文论的汇合才是解说全球多元民族文学的正确途径。人类文化的发展一直是普遍价值的共同诉求，与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的辩证统一的过程。由于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及当下需求之差异长期存在，因而国际化中，在普同性价值诉求的趋同中，新的文化个性在不断的分化生成。因而民族个性永远是有价值的存在。 但仅有民族性是不够的。近20年来有人不断强调一个口号：民族性就是世界性，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我相信非洲、阿拉伯肯定有其民族性的文论，但却没有世界性(国际性)的文论。民族性相对于他者而言有时正好是局限性，如古文论的声律论、大部分文体论。越有民族性便越有世界性，是对自己没有国际品格的一种遁词和饰语。在国际化语境中，必须在民族品格之外再生成国际品格。所谓世界性应就是国际品格，它是人类对跨文化的普遍价值的诉求，以及文学共同成规的发现与建构。这些成规生成于各民族文学知识的重新融汇整合，成为能一定程度地跨越阶级、性别、民族、文化、种族及语言的分野，有普同性价值的新知识。在国际化大潮中无法生成国际品格，无法超越原有文化时空的文论的生存时空将被挤压蚕食，乃至消亡、“化”去。 文论国际化是各民族文论在国际舞台地位的大调整，和新成规的生成过程。它带来文论势力的重组、文论结构的重建等。国际化对民族性有巨大的消解力。中国文论在重塑民族个性时，应避免被强势文论话语挤压而更趋边缘化的危险；在与他者文论的交往中，努力争取生成国际品格，争取在未来的国际化文论系统的构成中，增加中华民族文论在其系统中的文论资源份额的比重，以改写世界文论版图，拓展中国文论在国际文论界的生存时空。这当然还取决于政治经济改革发展的成功。 文论国际化中的互渗影响和消长结果，可能会形成多元的数种中具有较高国际化程度的、更具普同性价值的文论话语体系，从而取代西方文论话语的霸权。这些新型话语将是多元文论资源整合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型、现代性的文论模式。中国文论在21世纪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但不可急躁。 21世纪中国文论建设要从全球文化结构调整的大背景来设计其参与国际化的总体战略，将现实关怀与长远设想、民族诉求与全球关注结合起来，民族性、现代性与国际性并重。通过主动“化”自己来参加国际化，在与国际接轨中生成国际品格后，方有可能与人对话，让他者听得懂你的声音，使国际文坛有你的声音。 国际化是一种全新的全球关系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新一轮激烈竞争的开始。国际化在文化体系间、族际间主要体现为更广泛更深刻的交叉互动关系，没有任何民族和文化能不受其影响。在国际化语境中，本土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都可能存在着国际化大潮潜在或显在的影响；或说，这些都是构成国际化格局下的世界文化现象之组成部分。重要的是主动参预其中，因势利导，谋求国际化对本民族的积极性影响。 传统概念中的“洋”常仅指西洋，而国际化语境下的全球概念的“洋”，强调全球性胸襟和视野，即中国文论与全球各民族、各文化体系的文论的交叉互动关系。西洋之外尚有东洋、北洋，尚有郑和所下的“西洋”(南洋、印度、阿拉伯世界、非洲)，尚有拉美、东欧，及俄罗斯大地等。总之，洋为中用要做到毛泽东说的：“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该吸收。” [11]所谓用得着，我想就是是否有利于21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与批评，有利于21世纪的中国文论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 源于经济一体化的国际化，使一切都商品化、市场化，全球成了一大市场，市场运作机制已成为国际化中任何领域竞争的最重要的法则。以全球概念的洋为中用的姿态参预国际化，即加入文论的国际市场，可使我们的文论建设获如下好处；第一，通过市场机制淘汰我们认为尚有价值，而实际上已不合乎国际化大潮、毫无竞争力的文论旧思想，解构旧价值体系，建立新思维模式，创立新知识体系；第二，在竞争中广泛吸纳各国各民族的有竞争力的价值观，壮大本土文论的实力，谋求更多的生存时空和价值份额比重。 洋为中用应提倡东化接受。“化”是为了避免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变被动接纳为能动的，发展性的消化、融通、整合，将外来文论中有中国适用价值的东西改造、融合，为我所用。 21世纪文论建设应将主要目标定位于对自身当下文学的理解和评价。不要急躁地在话语贫困的现状下妄言“送出去”。没有相应的国际品格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文论是送也送不出去的。为什么我们不生搬硬套非洲、阿拉伯的文论？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是对国际文论界为何无中国人的声音的回答。 在21世纪国际化的世界文坛中，无论中国文学成就如何，都将是文学国际化大潮的一种结果，和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文论若能很好地言说本土文学，引导促进之，无疑就是对世界文论的一个贡献，也就是在世界文论界有了自己的声音(要摒弃那种视野仅限于西方的“世界”观，将西方等同于世界)。 21世纪文论建设可以参照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设想，将新文论建设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解决文论失语、批评缺席问题，即文论贫困的“脱贫解困”问题，先生成一些文论话语。第二步是通过本土民族文论建设，使文论从“温饱”过渡到“小康”，即一些民族文化体系略具雏型，从初步能言说过渡到能较好地评说当下本土文学。第三步，以中等发达的、有清晰民族身份的多元文论话语立足于世界，初步引起国际同行的注意和认可。这时的文论话语能自如地理解和评说本土当下文学，并对当下文学有前瞻性的启示引导作用。同时有一定的超越民族性的特质，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品格和国际操作价值，一定程度地揭示世界文学的普遍价值规则，能一定程度地言说、理解异质文化背景的文学。这样的中国文论可能争取到了相应的国际存在空间，减少了与西方文论的历史层次的落差，和交往中的地位不平等的逆差，提升了在国际文论版图中的地位。 在三步建设中要始终坚持新思路的古为今用，和国际化语境下的全球概念的洋为中用的原则。古为今用绝不是简单的“转换”，因为21世纪文论的发展问题是超越古典性、近代性，在历史级次上提升换代的问题。国际化视野的“洋”为中用，是要立足国际经济文化转型的历史高起点。三步走中两个“为用”的处理，应当注意梁启超当年的提醒：“第一，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第二，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 [12] 两个“为用”之外，还要考虑当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家发展中的互渗、互参、交叉互动的特点，和走向新的浑融的趋势，在新文论建设中打破学术学科分界，拓宽多学科交叉视野，将有关学科的新方法、新理论吸纳为用，减少文论体系的封闭性。 1979年中国古代文论学会成立时，将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体系作为学会章程的宗旨之一。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论自成体系，民族文论也可以自成体系。即一些民族文论可以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另一些则可以是纯民族性的。只要不认为文论只允许一元独尊就行了。这里要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纯民族文论无法抛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但却可以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自成体系。 21世纪文论建设总的原则应是：取法传统，立足新世纪，面向世界，面对本土，面向未来，学科交叉，国际品格，多元发展。著书立说上的转换、建构是容易的，但是疏离现实的经院化、学术化的体系是无生命力的。活的文论体系是在关注参与当下文艺实践中逐步总结、发现、累积，并动态地生成的。50年形成一些民族性、现代性、国际性、科学性相统一的文论体系并不算慢。那时，中国文论的世纪津渡的探索也许方可暂告一段落。 参考文献： [1]见屈雅君《“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新信息》，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 [2]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40页，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3]见《新说西游记图像·总评》，中国书店，1985。 [5]见《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6]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部《导论》，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7]李春青：《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121页。 [9]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译，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10]查尔斯·洛克：《全球化的隐身代理人》，徐燕红译，载《东方丛刊》1999年第1期。 [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横排袖珍本，667页。 [12]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 (作者工作单位：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