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文化资本及其存在方式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是借助不同的教育行为传递的文化物品，是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他认为文化资本有3种存在方式：①文化能力，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②文化产品，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等等)存在，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或是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③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以一种客观化的形式，这一形式必须被区别对待(就像在教育资格中观察到的那样)，因为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1]。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合法化[2]。 2农村妇女的文化资本占有现状 2.1农村妇女的文化能力 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欣赏能力、价值观、学习能力、思维能力、社交能力等。这是已经内化为个体身心中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的文化资本。 “贤妻良母”是农村妇女的最高价值追求。她们认为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把孩子教育好了，把老人照顾好了，就是达到了一个完美女性的标准。她们也把这些看作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她们往往把家人的需求放在自我需求之上，没有自我利益的观念。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自我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对知识的追求，还是对精神的陶冶和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我国的学校教育使用的是普通话和书面语。由文语所构建的世界是由规范的知识、正统的思想与正当的感情所构成，而由口语所构建的世界代表着一种朴素的、乡野的、未经文化体系系统改造过的思想、感情、智慧与生活方式[3]。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和书刊杂志使用的都是普通话和书面语。农村妇女使用的是自己的乡土语言，她们接触文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时，就存在语言沟通与理解的障碍，加大了她们掌握主流文化的难度。农村妇女的语言能力低的表现之一是对新事物、新名词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差。比如“冠心病”这个医学名词，农村妇女就将其说成了“换心病”，由于她们不懂得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因而只能得到错误、模糊的概念。 农村妇女的欣赏能力是生活化的、实用性的。比如对时装表演的欣赏，模特身上的服装在她们眼中是奇装异服：“拿两个碗盖在身上就在这么多人面前走来走去，真不要脸！”显然她们缺乏对艺术的欣赏力。而她们的思维能力也被日常琐事所限，是简单的感性思维。她们的生活由简单的爱与恨、好与坏、美与丑所组成。她们会为电视剧里的苦命人落泪，她们痛骂坏人、恶人。她们很难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去思考人生，也不可能做到孔子所说的“日三省乎己”“，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她们的思维完全是感性的，直观的，很少有理性思维。 2.2农村妇女的文化产品 书籍、字典、工具、机器等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的文化产品是文化资本存在的客观状态。因为这些文化产品，整个人类的文化资本才得以保存和传承，个体也有了积累文化资本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下，这些文化产品的分配也相应的不平衡，书籍、词典等文字形式的文化产品成了知识分子独占的财富，或者就是经济精英装点门面的工具。而农村妇女拥有的文化产品很少，甚至没有，她们家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本书籍。而古人所说的与琴、棋、书、画这些高雅文化相关的工具是农村妇女家中极其稀缺的资源，更别说文房四宝了。报纸是及时反映信息的媒介，农村妇女很少阅读报纸。一是由于她们没有订阅途径，二是她们没有阅读意识。村上的报纸只发放到村民小组的小组长手中，只有他们有权利阅读，作为一般民众阅读报纸是在自不量力地炫耀自己的才能。电视机、VCD、电话是农村妇女拥有的最普遍的文化产品。农村妇女只能被动接受这些文化产品所传递的文化资本，同时在电视节目的选择上，她们也总是优先子女和丈夫的爱好，牺牲自己喜爱的电视节目。 2.3农村妇女的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 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需要通过学术资格和教育制度凭证加以认定的文化资本的形式。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有着深厚的土壤和持久的生命力，农村妇女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被禁锢在家庭中，受教育资源被削弱甚至剥夺，这就导致了她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村妇女大多属于文盲和半文盲。长期以来，我国教育资源严重偏向城市，使得农村学校教学质量和升学率都不高。再加上农民收入不高，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投资教育，因而农民通过教育场域进入社会精英层的难度很大。而农村妇女还受重男轻女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歧视思想的影响，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这样她们很难拿到高水平、高级别的学术资格和教育凭证。少数有机会凭借自身勤奋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在考证路上过关斩将的农村女性，又纵身成为了城市人口，留在农村的仍旧是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农村妇女是整个社会占有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最少的群体。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是一个人文化能力的凭证，教育制度认可的学术资格同文化资本的关系就如同货币同经济资本的关系一样。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不高是她们的文化资本贫乏的最重要和明显的标志。 3影响农村妇女文化资本素质的因素 文化资本的积累处于具体的状态之中，采取了被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4]。个体文化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来完成。所以文化资本的积累受到这3个教育场域的影响。 3.1家庭传承的影响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首要场所。家庭在教育和传播价值观、信仰及文化传统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是构筑文化资本的“首善之区”[5]。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最初因素与出身及家庭培养相关，文化资本总是被烙上最初获得状态的印记，比如人的饮食习惯、生活起居的日常方式、语言口音等[6]。来自家庭出身的文化习惯和才能是个体日后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中的生理教育、劳动能力自立教育和精神自立教育是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体学习人类文化，获取最基本的文化资本的前提。同时，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拓展个体的精神世界，提升个体人格，培养个体把握现实的能力和创新能力等。这些都是个体获取文化资本的重要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文化资本在家庭中形成，靠的是代际传递，即前辈人对后辈人的言传身教。首先，具有良好家庭背景的上层阶级子弟在物质资源上具有优势，他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到大量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如书籍、CD等，这些资本同时可以在学校教育、大众传媒和行动者的态度与行为等因素的作用下转化为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它既可能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形态的“学历资本”，也可以被转化为兴趣爱好和感性等体现行为者品位与审美倾向的身体形态的文化资本[7]。其次，父母文化资本的具体化是指导个体文化资本获得的指南针[8]。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对个体的文化资本的积累起到巨大作用。比如在父母的安排下坚持读书看报就培养了个体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在父母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下，个体的修养、品格、兴趣爱好也就形成了一种定势。父母本身的文化素养、人格在无形中也会对个体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充分反映出父母文化素质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子女竭力仿效的对象。所以，出身于书香门第或艺术世家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培养成了具有高贵气质、敏锐感性和良好趣味的文化贵族[9]。而对于农村妇女来说，首先她们的家庭没有富余的经济资本为她们投资文化产品，她们从父母那里也没有可供继承的文化商品，因而也缺乏可以转化为文化能力和体制化状态的文化资本的前提文化产品。更重要的是她们的父母本身文化资本缺乏，他们既没有意识也没有经济和文化能力来培养下一代人。这样农村妇女就没有一个积累文化资本的优越的家庭环境。最后，父母所拥有的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直接影响子女对文化资本的多样性的占有。子女可以直接介入父母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以第三者的身份审视网络中的各个不同的行动者，在差异中吸取适合自身的文化资源，提高自身文化资本的积累[10]。农村妇女的父母的社会关系网中的行动者的资源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而农村妇女难以从父母的社会关系网中吸取多样性的文化资源来充实自己的文化资本，她们只能徘徊于家庭固有的文化背景之中，难以超越其家庭文化资本。 3.2学校教育的影响 布尔迪厄认为，教育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中起着“保留、培养和尊奉”文化遗产的作用，即文化再生产的作用。学校不仅为学生传承技术性知识和技能，而且将学生作社会定型，并将其纳入特定的文化传统中[11]。学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对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进行再生产的作用，它总是将女性的教育往女红、家务和贤妻良母的方向发展，而对男性则冠之以操作性强、挑战性大、实践性强的教育。个体通过接受学校教育取得权威机构认可并签发学历、文凭，实现以教育资质为形式的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认证[12]。 学校教育是个体获得学术资格和教育证书的正规途径。学校是生产、传递和积累各种文化资本的最基本的体制基础。个体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中所培养的趣味、知识和思想都将成为个体文化资本的重要组成要素。学校是一个传授系统性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场所。个体从学校获得的主要是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通过考试的形式正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并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被固定与制度化[9]。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继续，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家庭的子女倾向于选择政治类和经济类的学校和专业，而农村家庭出生的子女则选择实用性、职业类和技术类的学校和专业。这些教学定向不同的学校给学生传递的文化资本必然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人际交往技巧、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格等各个方面。教育机会的获得是个体获得制度化文化资本的必要条件。中国教育宗旨和目标是要重新分配文化资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学校教育分配文化资本的原则。但由于我国城乡间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国家教育资源不平等地倾向城市，同时，在农村，教育投资又存在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农村妇女在城乡和性别的双层教育投资不平等的压迫下，只能获得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因而她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学术资本”的数量有限，质量也较低。 3.3社会教育的影响 作为社会人的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总是通过和外部社会的接触不断积淀和完成自己的个性塑造和价值实现。个体习惯源自早年的生活经验，并得到教育系统的强化和调节，成年后也会在继续社会化中适当调整和变更自己的早年惯习。个体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与同辈群体、同事群体、亲属群体等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会有意或无意地审视他人的言语和社会行为，并且对这些言语和社会行为进行倾向性选择。通过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或坚持或改变自己思想体系中的观点、信念，提高某种能力，学习某种品质，掌握某种技能，培养某种兴趣爱好，最终降低或提高自己的文化资本水平。农村妇女社会交往圈内的同辈群体、同事群体、亲属群体绝大多数是以地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品位、信仰、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因而她们在社会交往中难以获得异质性的文化资本。 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提高农村妇女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的很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一旦农村妇女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掌握了一技之长，就更有自信，自我意识更强，价值观、品位等文化能力也随之提高。但目前，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还很欠缺和不成熟。在当代农村，科普观念和传播形式存在误区：由于人们对科普事业理解有偏差，科普所蕴涵的人文性、亲和力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因而人们对待科普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提高科学素养”只是“高雅”的口号[13]。 总之，社会个体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地形成自己的惯习。她们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工作环境、社会交往群体等因素中逐渐将周围的社会状况以经验的形式内化为自己的惯习，成为其社会行为的指导原则。农村妇女因为家庭文化传承的文化资本底子太薄，学校教育分配的文化资本不公平以及社会教育的缺乏，共同形成了她们文化资本数量少和质量低的现状。 作者简介易佳(1982-)，女，湖南汩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社会学。 参考文献： [1]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薛晓源，曹荣湘.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文化制度——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1)：45-47. [3]李书磊.《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81-82. [4]陈爱国.论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的形态构造[J].学术论坛，2006(6)：176-178. [5]马惠娣.文化、文化资本与休闲——对休闲问题的再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0)：71. [6]胡春光，杨宁芳.布迪厄的教育社会学思想除魅——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J].外国教育研究，2005(7)：12. [7]朱伟珏.超越社会决定论——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再考[J].社会学研究，2006(3)：92. [8]孙银莲.论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7)：44. [9]朱伟珏“.资本”的一种非经济学解读——布迪厄“文化资本”概念.社会科学，2005(6)：117-123. [10]赵岚峰.中国语境下的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J].兰州学刊，2005(6)：175. [11]郭凯.文化资本与教育场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评[J].当代教育科学，2005(16)：33-37. [12]苏筱红.文化、文化资本与人[J].甘肃农业，2006(3)：199. [13]马惠娣.休闲：人类美丽的精神家园[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原载：《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