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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各种理论不断变幻的潮流中，在众说纷纭的批评话语领域内，特里·伊格尔顿的批评话语影响颇大。伊格尔顿作为一位知名的牛津大学教授，也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他以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教养，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对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特别是后现代文化现象做了精妙的批判。作为一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批评家，他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又在意识形态批评领域有所发展。其对文学、美学、文化的批评，往往从意识形态入手，使其批评话语带有深刻的文化政治意味。许多学者曾把他的批评理论称为文化的政治美学。本文试图从其批评理论的身体话语角度来分析说明其意识形态批评话语的建构。 我们知道，身体作为当代文化理论的关键词，在分析人的社会身份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身体已不仅仅指生理上的肉体组合或感情的载体，还充满了浓厚的意识味道。身体形式不仅是一个自然实体，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用以定义自身，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1](p105)不同的文化都会通过各种法律和仪式，试着对身体做出限定：围绕它树立清楚的边界。装裱身体是建立权力、知识、意义和欲望的结构的重要手段。身体在当今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隐喻。在西方艺术里，身体作为最常见的表现对象常被当作赞美人的力量、能力和美丽的手段。然而，鉴于它的符号意义远大于它的物理存在，身体同时也被各种流派的西方艺术予以非物质化的处理。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随着全球范围内科技理性的发展，人们也慢慢成为机器的附庸。于是，人类在欣然高歌文明成果时，也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开始感到困惑。于是，如何找回自我，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价值，成了20世纪的人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面对时代的困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呼：回到马克思！回到“人”！他们高扬起“主体性”这面旗帜，要为人寻回失去的尊严和价值，要寻回完整的人。如何重振主体性？对当代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伊格尔顿把研究锁定到了人的“身体”上，曾被长久遗忘的身体在伊格尔顿那里复活了。 二、政治的身体 伊格尔顿的批评触及范围很广，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实践意识和批判精神从哲学的角度体现出了浓厚的文化哲学和主体性哲学的色彩，其意识形态批评和对主体性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其身体政治话语。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批评的差异是读者和批评家的批评观不同的逻辑结果。一个人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看法构成其世界观，而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行为是其世界观指导的结果。所以，关于批评的总体看法和立场构成了批评家的批评观，决定着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和结果。20世纪以来的批评家越来越表现出对元批评问题的重视，而对元批评问题的不断探索必然会向其他人文学科寻找启发和支援，使批评超出文学的对象范围，成为跨学科的综合学术活动。伊格尔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伊格尔顿的学术活动始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他的第一部专著是莎士比亚研究，名为《莎士比亚与社会》。基于自己丰富的文学批评实践，他亲身体会了批评观的重要性和根本性，更使其在批评的功能问题上花费了很大精力，同时也使其批评有了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在《文学引论》中，他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一切批评在某意义上都是政治批评”，[2](p303)这句话道出了批评的性质。在20世纪的语境下，批评更多的是从形式主义、新批评、精神分析、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视域下展开的，众多的批评理论遵守一个共识，即不言而喻地坚决与政治划清界限。伊格尔顿直言批评的政治性，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更需要坚定的理论逻辑、历史依据和现实分析的支持。人们常说批评在于培养人的分析判断能力或提高人的审美趣味，而伊格尔顿认为政治性是批评的集中表现。批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由人来进行。并且，人是一种具体的关系存在，社会是一切关系的总和，政治则是这些关系的制度性表达。也就是说，政治属于公共事务活动，人的社会性根本在于不可能超越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和联系，不可能完全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即使某个个体认为成功地躲开了烦人的社会网络，公共事务的活动机制和方式也会深深地影响该个体的存在方式。正是如此，亚里士多德才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公共事务活动必然生成并遵守某些制度性的规则。因此伊格尔顿认为，政治就是“将社会生活整个地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利关系。”[3](p281)很显然，批评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必然受制于特定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规定了什么该批评，什么不该批评，甚至也规定了批评的语气和策略，而这一切都清楚地刻写在批评家的文章里，致使批评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之外。 伊格尔顿强调批评家主体的政治性，也就是强调批评家身体的政治性。当一个批评家进行批评时，其在特定语境下的身体就突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这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不同。按照启蒙思想的设计，主体是自由、自足和自我决定的。为了保证每个个体自我选择的充分权利，国家和公共体系应该保持中立，个体似乎只有远离国家公共事务或政治，才能获得自足的空间。而这样的理想王国的构想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身体实际上是在政治中存在，与政治互为决定、互为实现的。因为，人的身体一旦来到这个世界，就进入了某种文化的政治系统中，受到这个系统的召唤、质询和塑造。当然，人也反作用于他所处的文化系统，理想的社会状况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充分地介入政治。所以，每个人能平等地参与政治，既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最有效途径。伊格尔顿认为：“相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充分地分享政治生活就是一种美德，是人们实现自由的自我的重要途径。”[4](p36)他的政治意识具有很浓的伦理成份。正是依靠他的这种身体伦理学，他能够坦然地要求批评必须使政治介入，批评始于政治，并以政治为灵魂。在伊格尔顿那里，政治的介入就是对自由的追求，是对身体的解放；政治的介入就是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里与专横跋扈的压抑人性的政治相抗衡。文学批评应该服务于人的解放，争取人的自尊，保障人的诉求，反对专制和等级社会。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是伊格尔顿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特色。 三、身体的批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往往是通过阶级斗争或暴力革命实现的。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的，是通过对文化的批判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即通过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确立人的社会身份，使失去的自我重新找回。伊格尔顿希望通过包括艺术、美学在内的文化批判，释放出人性的创造力量，从而改变人类异化的现成结构。在批评策略上，伊格尔顿从纯文学文本转向文化文本，从纯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政治批评。文化哲学的思考使伊格尔顿提出了艺术的意识形态生产理论，其特别关注文学艺术与其它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的关联。当然，伊格尔顿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与权利、经济以及社会实践的关系，而是特别注重把生产论、意识形态论、价值论以及文化学、修辞学相结合，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具有广阔而深刻的文化视野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模式。在其批评理论里，他特别强调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的生产既然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文学的核心又是人，那么挖掘人的意义及价值也就成了文学批评的重要方面。因此，伊格尔顿在其批评中更多地关注了人的身体。他赋予“身体”特殊的地位和重要意义。他说：“身体提供了一种比现在已经饱受的启蒙主义理性更亲切，更内在的认知方式。”[5](p200)在他的论述中，“身体”一词往往与“肉体”、“感性”等通用。当人们都在强调美学的理性思辨和审美的超功利时，伊格尔顿却提醒人们：“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6](p1)在《审美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以“身体”概念为核心谈论尼采，表明了其对“身体”的重视和新的理解。他认为身体在尼采那里意味着所有文化的根基。在尼采看来，哲学纯属于对身体的一种解释或者是对身体的一种误解。哲学不谈身体，这就扭曲了感觉的概念，沾染了现存逻辑的毛病。尼采认为我们所获知的全部真理来自于身体。伊格尔顿秉承尼采的观点，认为身体是美好的。人类过分相信他们的智慧，可是智慧是会丧失的，而身体的本能永远不会丧失，它是永恒的。人类不必痛恨他们的身体，不必以压抑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来寻求真理。人们的身体往往被放置到某个特定的传统中或某种意识形态中，最终被这种传统或意识形态决定，进而丧失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宗主权。如何从这个身体的管理学中逃脱出来，而进行身体的政治批评才是身体解放的正确途径。伊格尔顿指出，身体绝不仅仅意味着与动物无别的血肉之躯，它自身还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量。他认为：“人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具有在改造周围物体的过程中也改造自身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体先于那些物体，是高于它们，压过它们的多余之物，不能看作与它们平起平坐的物体……于是身体里便有了某种看不见的多余的东西，那才是真我。”[7](p202)伊格尔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葛兰西、阿多尔诺、马尔库塞、阿尔都塞、哈贝马斯、詹姆逊等都强调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正是基于对主体性的思考，伊格尔顿强调“身体”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身体”往往与这样一些范畴相关联：生命、个体、感情、欲望、差异性、特殊性……，而这些都曾遭到放逐甚至践踏。所以“主体性”的失落也就是“身体”的被遗忘，而“身体”的复活就意味着“主体性”的振兴。“身体”可以充当原初的革命动力，对“身体”的关注也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政治意义。所以伊格尔顿说：“对肉体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8](p 6)也就是说，建构新形式的主体性可寄望于对身体的发现与重塑之上。 对伊格尔顿而言，身体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与审美一起参与政治意识形态内在化与合法化的过程。美学既是有关身体的话语，也是有关意识形态的话语。伊格尔顿认为肉体与审美的血亲关系，实在被康德用理性压抑得苦不堪言。他认为肉体是比意识更丰富、更实在的现象。正如精神分析学者德勒慈指出的“欲望”是革命的一样，伊格尔顿认为“肉体”也是革命的，审美具有政治性。他认为美学作为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作为人类力量的幻象和追求境界，是一切专制思想和工具主义的死敌，美学标志着向感性的肉体进行创造性的转移，也标志着用细腻的法则来雕塑肉体，这是一对矛盾。而这一对矛盾将有可能得到和谐。伊格尔顿认为，人们久被埋没的审美动因就是人类存在的动物性方面，是赐予我们快感、自然和愉悦的源泉。由是观之，伊格尔顿的身体审美，是让久被理性压抑的感性开口说话。在伊格尔顿看来，唯物的美学或批评恰恰是一项身体建设工程和身体实践，并认为：“现代化时期的三个最大的美学家——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所大胆开始的正是这样一项工程：马克思通过劳动的身体，尼采通过作为权力的身体，弗洛伊德通过欲望的身体来从事这项工程。”[9](p192)“身体话语”的提法，揭示出作为理论基础的物质的重要性，并触及意识形态对审美主体的构造维度和构造方式问题，更深一层揭示了审美愉悦感背后的趣味和人格塑造问题。 四、身体、政治与性 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米歇尔·福柯在尼采的身体一元论和决定论的基础上，从身体出发，构造了以身体为中心的谱系学，彻底颠覆了意识和意识形态在历史中的主宰位置。他关于身体与权力的关系的论述，对近几十年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于福柯来说，“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把人不断地构造成和塑造为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主体，它本质上不是压迫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力量。福柯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在于从压抑性权力模式向生产性权力模式的转变，在《规则与惩罚》一书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是一种物质力量如刑罚的代名词，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政治措施来规劝和改造人。在《性史》中，福柯称这一新的权力模式为“生命——权力”。它是以身体为中心，把人的身体整合在知识和权力之中，成为各种规范的主体。这种在非总体化、非表现性和反人本主义框架下重新思考现代权力本质及其运作方式的思想与伊格尔顿的身体政治观遥相呼应，使身体的批评话语成为文化批评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或强势话语，伊格尔顿利用身体和权力的关系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了解读。丁尼生的《公主》一诗讲述的是一个处在热衷于性别歧视的父亲阴影之下的具有俄第浦斯情结的“阴性”王子，为了吸引一个“阴性”公主艾达而男扮女装并对她扮演儿子和情人两个角色的故事。伊格尔顿在其文章《丁尼生：〈公主〉和〈悼念〉中的政治和性征》中点明了丁尼生写作《公主》的意识形态背景：“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解决它的俄第浦斯情结时遇到了难题。为了充分实现我们称为‘阴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国家需要解决对压抑自己的‘父亲’或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形式所怀的某种嫉妒和敌意。丁尼生《公主》里的那位雌雄同体的王子之父就是这样一个‘父亲’形象，这个国王野蛮粗悍、穷兵黩武，顽固坚持性别歧视。”[10](p145)在伊格尔顿看来，1840年过分的阶级危机引发了国家权力问题，资产阶级国家为了充分实现伊格尔顿称为“阴性的”政治霸权，除了要满怀虔诚地认同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还必须向“阴性的”价值、文明、道德、审美等表达俄第浦斯式的忠诚。但这样又可能产生另一个矛盾：在俄第浦斯式的“忠诚”的羁绊下，性欲被视为是对社会制度的潜在颠覆。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必须除去女人的性征。但是女人没有了性欲，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关系难以通过个体的性繁殖获得支撑。伊格尔顿通过对该诗中身体的性别身份分析，认为该诗的意识形态意图是要重塑拉康所称的“象征秩序”(指预先确定的社会与性的作用以及构成家庭与社会关系的结构)。这个文本把生产和权力生产问题结合在一起，重新整合了象征秩序，重新核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构，巩固了资产阶级的“人道化”霸权。 80年代初，伊格尔顿发表了其重要著作《克拉丽莎被强暴：塞缪尔·理查逊小说里的书写、性欲和阶级斗争》，他以其强大的身体批评话语对18世纪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这著作的序言中，伊格尔顿提出通过使用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的观点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审视《克拉丽莎》这部作品，……伊格尔顿指出，理查逊的小说《克拉丽莎》所产生的颠覆性效果‘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意图’。而他这部书的批评任务，如同本雅明所说的那样，即‘炸开历史的连续性’，在我们的现在时刻与过去可以挽回的片刻之间建立一种连接，这样的回溯研究意义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我们自己的时代。”[11](p104) “克拉丽莎？哈委的命运使西欧千千万万人为之哭泣，这部小说之所以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首先是当时欧洲对唯理主义已经厌倦，《克拉丽莎》的主题是激动人心的爱情和残酷现实的矛盾，写的是对妇女人格的严峻考验”[12](p249)该小说描写了年轻姑娘克拉丽莎的悲剧。美丽又贤惠的富家女克拉丽莎的父兄为了经济利益，强迫她嫁给一个丑陋鄙俗的富商。她在危机中出逃，不幸落入花花公子拉夫雷斯的圈套。拉夫雷斯是一个不相信女人贞洁的恶少。克拉丽莎的美貌与纯洁对他产生了极大的诱惑。为了使她就范，也为了报复克拉丽莎的哥哥对他的侮辱，拉夫雷斯把姑娘拐骗到一家妓院住下。当克拉丽莎醒悟到这是个骗局后，她曾设法逃离火坑，但拉夫雷斯耳目众多，又用卑鄙的手段将她弄回妓院，并暗下麻药，在她神志昏迷时强奸了她。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克拉丽莎屈服，更没有给拉夫雷斯带来半点胜利的满足。除了有一种内疚感，克拉丽莎的坚贞加深了他的爱慕，他提出娶她为妻的要求，但克拉丽莎宁死不从。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最终夺去克拉丽莎的性命之后，面临着全面失败的拉夫雷斯也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他在与克拉丽莎的亲戚莫登上校的决斗中丧生。《克拉丽莎》展示了一个巴赫金所说的复调世界。在这个各种杂音充斥的复调世界中，克拉丽莎痛苦的呐喊，拉夫雷斯的奸笑以及各种世俗偏见和流言蜚语通过书信的往来交织在一起。对于这样一个文本，伊格尔顿作了深刻分析，特别是对克拉丽莎缓慢而平静的死亡过程，他认为“她的赴死过程是在表明一种政治姿态，这种超现实行为说明她脱离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赞成的那个社会制度。……她的死亡就应该是一个集体的公开事件，一个复杂的物质性的事件，是对自身生活其中的现实社会的否定。……她平静地赴死，丝毫不受他人的控制。这一切都成了钉在社会棺材上的钉子，正是那个社会把她逼上了死路。”[13](p74-75)伊格尔顿十分关注克拉丽莎之死背后激进的政治意义，她平静地去死是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女人生存的地方，只有死亡才是唯一不受侵犯的安全之境。他认为克拉丽莎之死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盘质疑和控诉：“在细节放慢拉长的那死亡中，小说文本在克拉丽莎身上滥施虐待狂式的暴力……然而，它越是惩罚克拉丽莎，她的美德就越彰显。……通过死亡场景的中介，拉夫雷斯的虐待欲反施于自身，而且也把资产阶级牵扯进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得自作自受，羞愧而无趣地站在那儿。克拉丽莎的美德确实只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超越了现实范围，不过，这是对官方道德意识形态的严肃戏拟，将官方的道德意识形态推到极限，以此暴露出其堕落现实中的一些方面。克拉丽莎揭露了资产阶级忠贞道德与资产阶级实践之间的断裂，不仅如此，那些忠贞道德本身就经受不住虚构形式的压力，纷纷破解分裂。”[14](p76-77)另外，伊格尔顿还通过对克拉丽莎的分析，发现理查逊的这个文本里还存在着消解、否定、颠覆男权压迫和男权政治的潜在力量。伊格尔顿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深入到性别政治的批评之中，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身体的观察，来彰显政治批评的。 五、结语 在伊格尔顿那里，身体政治是其重要的批评话语。他把身体观念与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使其批评观独到、深刻。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扬弃异化的美学观，同时又博采众家之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其对身体与意识形态的深刻见解，及批评策略的犀利都有独具一格的魅力。现代人生命原驱力的丧失与遮蔽、压抑身体有关，现代人的羞涩、封闭、萎靡、历史的虚无感正是这种遮蔽的结果。伊格尔顿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对身体进行政治审视，也是对人的存在的重新思考，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 参考文献 [1]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3]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M].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4]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M].Oxford： Blackwell，1999. [5][10]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7][8][9]伊格尔顿.审美意识形态[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1]紫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 [12]吴景荣、刘意青主编.英国十八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13][14]Eagleton. The Rape of Clarissa： 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in Samuel Richardson[M].Oxford：Blackwell，1982. 原载：《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