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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youth subculture)由于涉及边缘文化、弱势群体对主导文化和权力的抵抗，常常成为当代文化的焦点，如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所说：“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1]”破解亚文化的风格密码，无疑是令人兴奋的尝试。至今为止，西方学术界研究亚文化成就最为突出的是文化研究的策源地——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ool)，其研究成果已成为亚文化理论重要的风向标。本文试探讨伯明翰学派采用“结构解释”模式对青年亚文化进行的研究，以期为当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 一、伯明翰学派与青年亚文化研究 “伯明翰学派”一般指曾经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学者，代表学者有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斯等人。 伯明翰学派关注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多指13-20岁的年轻人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方式。亚文化不同于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不是对主导文化采取直接的、政治上的激进对抗(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在文化研究鼎盛时期最为关注的对象，他们把青年亚文化列入“年度报告”，成立了亚文化研究小组，开设了亚文化课程，出版研究专著如《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等，还鼓励学生把亚文化现象作为硕博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些论文后大多正式出版，如《仪式抵抗》、《学习劳动》、《世俗文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女性主义与青年亚文化》等，有些已成为文化研究的经典，如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1979)，该书1979年出版后再版十多次，被誉为文化研究著作中“接受最广泛的作品”和“影响最大”的作品[2]。 伯明翰学派之所以对青年亚文化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伯明翰学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不再试图从政治和经济角度改造资本主义，而是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从文化和美学领域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的批判，而当时的社会焦点——亚文化现象——就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对象。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空前繁盛，率先建立了号称“从婴儿到坟墓”的福利体系，社会贫困现象大大减少，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道进入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时代”(1945年—1975年前后)。1957年，英国首相迈克米伦踌躇满志地说：“人们从未生活得如此美好。[3]”然而就在此时，英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传统的英国工人阶级社区(如伦敦东区)却兴起了形形色色、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如无赖青年(teddyboy)、嬉皮士(hippie)、牙买加小混混(Rudd Boys)、摩登派(mods)、摇滚派(rocker)、足球流氓(hooligan)、光头仔(skinheads)、朋克(punk)等。各种青年亚文化有着各种不同的音乐、时装、舞蹈、语言等，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对主流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青年亚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在1950年代末?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亚文化是否已经失去了阶级性?亚文化体现了怎样的时代症候?亚文化是否真的是代沟过大的结果?青年亚文化的抵抗风格是否只是哗众取宠?其真实意图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伯明翰学派对亚文化现象进行了持续研究。作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代表，其亚文化理论也体现出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文化特色以及文化研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是社会危机的症候和社会变迁的隐喻，是阶级矛盾的症候(贫穷、经济因素和文化空间的被剥夺等)，“大部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是寻求刺激、自治和认同、一种自由，为他们的存在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符号化地表达这些的自由，而不是简单地接受现有的主导意义。[4]”是共识的破灭和抵抗霸权的结果，是一种“反对控制的斗争”。在伯明翰学派看来，只要支配文化对次属文化、弱势阶级的压迫还存在，只要权力结构还有不合理的、残酷的、不公正的和丑恶的现象，亚文化就会异军突起风云再现。 二、从“世代模式”到“结构模式”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青年文化和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大西洋两岸的学者对亚文化和青少年犯罪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对立和补充的解释，其中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种：世代解释模式和结构解释模式。前者主要把青年亚文化的产生归咎于年龄差异所产生的代沟，忽略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因素，这种观点一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位置，而后者则强调社会结构特别是阶级、种族在亚文化产生中的作用，认为亚文化的产生是为了解决父辈文化中依然存在的难题。这两种模式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阐释功能。在1960年代后期，结构模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而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正是伯明翰学派。 “世代解释”(generationexplanation)模式主要强调年龄差异所造成的代沟(generationgap)在文化类型差异性中的决定性，强调青少年的共同行为模式。其核心观点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概念”是“世代”而不是“阶级”，“世代”和“代沟”要为“在历史演变中的运动”负首要责任。在“世代理论”中，青年被视为一个无差别的青少年消费群体，年龄成了更为有力的社会形式的指示，“青年代替了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基本主体，世代的连续超越了阶级斗争，成了变化的基本发动机。[5]”这样，战后阶级的巨大分歧被转译为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如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名作《代沟》(1968)一书中论述的那样：“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之中，青少年和所有比他们年长的人——隔着一条深沟在互相望着。[6]” 从20世纪中期以来，“世代解释”一度是青年社会学和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主流话语。不少社会学的功能论者以及新功能学派的学者均持此种主张，如葛兰德(GrinderRobertE)，柯曼(J.Goleman)，派森思(T.Par-sons，T)等[7]。从“世代模式”的视角考察青年亚文化，人们往往会忽略亚文化的阶级性，给亚文化涂上了一层“无阶级的神话”的色彩。在这种阐释模式中，作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结构的向度和动力，“阶级”被看成是“过时的种类”而被拒斥。如伊恩·麦克唐纳所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不幸在1966-1967年间不是一个14-30岁年龄段的人，那么他就永远无法体会到这个时期那种激动人心的大众文化。……在这一时期内，寿终正寝的老一代习俗将通过·没·有·阶·级·的青年一代的创造力得到革新和再造[8]。(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在麦克唐纳眼里，终结了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青年一代的身份是模糊的，青年创造的文化是“没有阶级”的。有人甚至提出：青年是一个新阶级。霍尔等人把这种观点概括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不再是贫/富，上等/下层，而是青少年/承担起成人责任的人们。[9]”“青年是无阶级的、后新教徒的、即将到来的消费社会的先锋队，社会革命不是阶级的事件，而有更深的根——青年反对老人的革命。[10]”从1942年到1972年的30年中，“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家满脑子都是世代的问题和社会变化的联系”，社会学家强调年龄差距，强调消费和休闲是青年意识的关键[11]。 “世代解释”理论之所以会出现，主要与社会学家推崇“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有关，这导致他们遮蔽或贬低了他们的研究工作的政治维度；同时，这种理论也和社会变化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密切相关。1945年以来，随着福利制度的建立，英国传统的阶级冲突已经缓解，阶级问题看起来已“消失无踪”，英国似乎正进入一个极度富裕、人人机会均等的新时代，这种乐观论调被伯明翰学派看成是建立霸权的一种手段和意识形态宣传，构成了巴特所说的“神话”(1957)。霍尔等人在《仪式抵抗》中概括了这一意识形态的三个关键词：富裕，共识，资产阶级化[12]，这些术语编织成了一个战后变化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神话。在这种“神话”中，新的社会类型、分类和价值观产生了，“阶级”要素被取代，富裕工人、休闲、消费和无阶级的青年文化产生了。 “世代解释”理论强调一代人由于年龄的因素和上一代人形成代沟，从而形成了青年亚文化，在某些方面它确实揭示了青年亚文化的起源，如青年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深刻联系，但它把青年文化看成是同质的、铁板一块的文化，只注重年龄这一维度，抹杀了阶级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这种理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正如赫伯迪格所说：“强调代沟，认为青年人和老年人、小孩和父母之间的对立关系，这些说明的缺漏之处在于：我们在其中看不到任何历史特殊性的概念，这些特殊形式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也未做任何说明。[13]” 世代解释理论的最大弊病也正在于对亚文化缺乏“历史特殊性”的说明，错把“无阶级”的“神话”作为了“现实”，正如学者布雷克指出的“：文化”一词不是中性的，它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特殊性以及意识形态的概念[14]。因此它不能回答许多问题，如：同一世代中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对抗?为什么不同的世代却会有着相似性?如光头仔和父辈文化之间为什么会有着那么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老一代的工人阶级对光头仔是既恨又爱?这些问题是“世代模式”无力解答的。正是在这里，“结构模式”显现出了它的重要意义。 “结构解释”(structuralexplanation)是另一种亚文化解码模式。它的特点是反对只注重“世代”和年龄，转而研究青少年与其社会阶级、地位的关联，并考察他们是否受阶级因素、结构因素的影响。这种模式将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建立于社会阶级地位的结构构架上，强调同一结构中的青年文化的一致性，特别是阶级结构的本身之矛盾。 从根本上说，伯明翰学派是赞同“结构解释”理论的，世代意识根植于广义的阶级经验之中。“青年文化的政治分析必须集中在文化的工人阶级性，而不是它的青年性[15]。他们认为“代沟说”实际上是对阶级意识的抹杀，本质上是通过强调年龄差距而继续掩盖阶级的不平等性，“代沟、特别的青年文化、福利国家青年、青年文化的无阶级性，这些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16]”伯明翰学派认为“应该在阶级、结构和文化中定位青年亚文化”[17]。 三、青年亚文化：工人阶级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伯明翰学派坚持运用“结构模式”来解释亚文化，其观点可以概括为：二战后，阶级在文化中存在的方式虽然有了戏剧性的转变，但支配阶级对工人阶级继续实施着霸权，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正是反抗霸权的一种体现，是对工人阶级自身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第一，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共享着相同的阶级体验 根据伯明翰学派的观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parentculture)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理解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政治涵义，必须要建立在理解整体上的工人阶级文化为基础之上。[18]”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和父辈文化一样，都是阶级文化的产物，分享着相同的阶级体验。青年亚文化的行走方式、说话方式、行为方式及外表与父母或同辈虽然“不同”，但亚文化与它厕身的父辈文化是共存的，与同辈人一样属于同样的家庭，进同样的学校，做同样的工作，在同样的“穷街陋巷”中生活，经历并回应着与所在阶级面临的相同问题。在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中，亚文化仍然像他们阶级中的其它要素一样，是次级的，从属性的[19]。亚文化群体享有父辈文化的特征： 即使青年亚文化看起来是那么独特，与成人、他们的父辈文化中的其他同伴不同、独特，他们也是发展了根植于父辈文化中的某些特定表现：……父辈文化的集体意志、对地盘的强调(这在无赖青年和光头仔那里都能够看到)，或特殊的男子汉味、男性中心等概念(在战后所有的青年亚文化中都被复制)……某些在父辈文化中的关键主题一次次地在亚文化中重现[20]。 这样，伯明翰学派就把阶级纳入了亚文化的研究中，把阶级在实践中作为一种物质力量来发挥作用，得以穿透亚文化的风格表层并挖掘出其潜在的意义[21]。 第二，二战后支配阶级和次属阶级的矛盾依然存在 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尽管英国工人阶级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这并未抹杀阶级的存在，“无阶级的神话”并非是事实，“无阶级富裕”的观念和同质的“青年文化”的增长其实是一个虚构。工人阶级虽然趋于“富裕”，但“富裕”的程度是有限的，不平衡的，并没有实质的跨越，工人阶级的相对位置并非有真的改变。黑人、移民等弱势阶级依然生存艰难，受到歧视，财富没有导致工人的战斗力被削弱[22]。“资产阶级化”如果有所指，也只是指非常有限的某些工人阶级的分支和白领群体：汽车工业很容易就发动起来的罢工，工人阶级为工资而进行的持续的战斗，都使得“资产阶级化”这一说法非常靠不住[23]。英国的1950年代被称作是“被浪费的10年”：通货膨胀，失业率缓缓上升，大国地位衰落等，一系列社会危机用一个术语来概括就是“英国病”。青年亚文化释放出了英国社会中这些被压抑的愤懑情绪。 需要补充的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英国病”，并非是英国特有，至今也并未“痊愈”，西方至今还屡有发生，2005年巴黎郊区的底层青少年骚乱就是一例。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乔姆斯基等大师对此有过深刻揭示[24]。 第三，亚文化是次属文化对工人阶级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在伯明翰学派之前，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著述中，许多学者都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不革命了，安静了，消沉了，植根于这种价值观的工人阶级文化已经被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收编了。伯明翰学派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霸权是一个长期的赢得共识的统治过程，次属文化和主导文化之间将长期保持着协商、抵抗和斗争的复杂关系。“霸权不仅仅是阶级制度，也需要共识。对一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言，它必须要被赢得，为之努力，再生产，被保持，动态的平衡。[25]”工人阶级从未俯首听命地被收编，体制上的收编不等于意识的收编[26]。青年亚文化是“霸权的主导文化和次属的父辈文化之间的对话”，是在霸权危机时代对主导阶级的挑战和反抗。 以朋克为例，“没有未来”似乎写在朋克的脸上。他们的风格主要是：装束怪异，音乐让人崩溃，神情给人留下的总是憔悴的、饥饿的、绝望的和营养不良的印象，伯明翰学派认为，朋克的出现是对战后工人阶级的“富裕”等宣传的致命一击，朋克用自己的风格反映出当时英国年青一代绝望、醒悟的情感，用各种尖锐、猥亵的方式，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的社会，“毫无疑问，朋克所采用的形形色色别具风格的行头，表达了真正的侵犯、挫败和焦虑不安。”“朋克不仅是对日益严峻的失业问题、转变中的道德标准、再次浮上水面的贫穷问题与经济萧条等议题直接做出回应，而且还以戏剧性的手法浮现出了被人称为‘英国的衰落’的现象。[27]”朋克的出现，是为了试图解决国家在“衰败”中出现的问题，透露出“日落”中的英国人的一种挫败感。 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始终坚持着一个传统，即认为亚文化产生的基本动因是持续不断的社会结构矛盾以及文化矛盾，亚文化的出现是为了提出一个“集体解决办法”(collectivesolution)，青年亚文化“传达和解决了——尽管是‘想象式的’——父辈文化中仍然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28]”亚文化解决的结构问题既属于父辈，也属于青年本身，如“工人阶级青年的失业，教育方面的不利条件，不情愿的辍学，累死累活的工作，周而复始和专门化的劳动，微薄的薪水和技术的丧失”等[29]，各种亚文化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尝试恢复父辈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凝聚力。这一思路或许可以通俗地概括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和抵抗。 伯明翰学派在坚持结构解释模式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摈弃世代解释模式。他们认为亚文化包括了特别的世代冲突，但它们仍然是在阶级冲突中体现的。青年在教育、工作和休闲等方面都体现了世代的特性，休闲是青年一代更多的进行协商的空间和主要的阶级生活区域，构成了一部分主要的自治文化、体验和文化认同的核心。工人阶级成人确实和青年人有许多不同，亚文化既创造和表达着父母文化的需要，保持着和父辈文化的区别：“光头仔又是世代的，又是阶级的；在阶级中，既是父辈文化的，又是主导文化的。[30]”“……无赖青年、摩登派、摇滚派或光头仔的奇特风格、关注点和环境等等使他们和父辈文化有着很明显的差异。[31]”这就是说，青年亚文化的世代性和阶级意识一样值得重视，但世代仪式扎根于工人阶级青年整体的真实经验中。不能强调亚文化的世代意识而忽视阶级性，反之亦然。 伯明翰学派认为青年亚文化风格的产生都是为了抵抗资产阶级的霸权，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过，他们没有高估这种抵抗的实质意义。亚文化的风格抵抗多停留在文化层面和符号层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颠覆作用：“尽管不是意识形态，但亚文化有意识形态的维度，不同的亚文化为工人阶级青年(男性)提供了一种和他们的集体存在进行协商的策略，它们非常仪式化和风格化的形式表明它们也试图对体验的难题提出一种解决方案——主要是符号层面，注定要失败的方案。次属阶级的难题能被体验、协商和抵抗，但不能被解决。[32]” 这就是说，青年亚文化只是一种象征结构，亚文化冲突与一般社会冲突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一种直接的、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是把矛盾“转化到了微观的层面，转换到了象征性的关系中”[33]。英国伦敦东区青年亚文化的迅速更替，也表明亚文化的存在是短暂的和没有前途的：“亚文化策略不能对抗、满足或者回答这一时期内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中出现的结构性难题。[34]” 四、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启示 伯明翰学派研究的青年亚文化已渐行渐远，有些已恍如隔世，然而，那个时代的青年亚文化仍然以不同的变体出现。从中国当代文化的版图看，青年亚文化一次次地与主流文化争夺着话语权：知青亚文化、流行歌曲、摇滚乐、漫画迷、涂鸦、摇滚浪潮、追星族、春树等另类写作群、小资、愤青、大话文艺、同性恋、粉丝文化、网络亚文化、快闪族……反思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 以亚文化的产生原因为例，伯明翰学派提醒我们：以“世代解释”模式阐释亚文化是有用的，但很有限；世代因素尽管重要，但它不能抹杀亚文化的阶级性(阶层性)。青年文化是历史变迁的产物，是时代的症候；亚文化的风格不是青年一代和父辈之间代沟过大的结果，亚文化并没有独立于社会政治语境之外，它关注和传达出了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等关系，对社会结构中的矛盾和集体经历的问题(贫穷、失业、住宅拆迁等)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 对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来说，虽然社会文化语境有了天壤之别，但在研究方法上看，伯明翰学派仍然能够给予我们很多启示。如近年来我国学者喜欢用“70后”、“80后”等术语对青年文化的各种形态进行界定，这种划分依据其实就是伯明翰学派所反对的“世代解释”模式，这种界定试图用年龄隔断青年亚文化与父辈文化之间的脉络延续，并不具有太多的阐释力。如果借鉴伯明翰学派的“结构解释”模式，可以从“解决问题”的思路对亚文化进行探讨，即：青年亚文化的产生虽然和年龄有关，但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亚文化的产生是由于青年以及父辈文化与强势文化、支配文化之间存在着尚未解决的矛盾。以2005年底风靡网络的亚文化文本——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以下简称《馒头》)为例，《馒头》之所以受到追捧，不是因为它是所谓的“80后”叛逆文化，而是它集中体现了青年和父辈的共同矛盾，即处于弱势的草根观众和掌握话语霸权的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名导演陈凯歌耗费三亿多元拍摄《无极》，影片阵容豪华，炒作铺天盖地，然而电影却叙事荒谬，逻辑混乱，故事的核心线索居然是“一个小小的馒头”!加之人物不中不西，意蕴苍白，普通观众大失所望却无处发泄——这便是《馒头》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一介草民胡戈借助网络和视频技术，盗用《中国法制报道》(主导文化)模式，对《无极》进行大胆而巧妙的拼贴和戏仿，“剪辑”出一个悬念迭起、想象力丰富的现代侦探故事，彻底颠覆《无极》的原有架构。《馒头》代表了沉默无声的草根阶层向强势集团发出的挑战，尽管不能解决当代电影的“叫座却不叫好”的矛盾，但《馒头》朴素而严密地讲出了一个漂亮的故事，也象征性地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此外，《馒头》还体现了产生青年亚文化的父辈文化、弱势群体与权力之间的矛盾——“满神牌”啫哩水等广告暗示出普通观众与广告商、媒体的矛盾，“城管队长”一战成名暗示了“无证商贩”(不乏下岗职工)和城管的矛盾，“王经理”和“张倾城”的械斗暗示着农民工与包工头的矛盾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馒头》针对的绝不仅仅是《无极》，而是更多尚未化解的社会矛盾。所以，《馒头》不属于什么“70后”、“80后”，而是属于一切弱势群体。伯明翰学派的杰斐逊曾说过：“不幸的是，到目前还没有一种语法可以对亚文化风格的文化符码进行解码，只能去观察它的语境。[35]”在我看来，所谓“观察语境”就是不能采纳静止或者循环的历史观，不能剥夺“馒头”的历史特征——结构和文化的变迁。这也许是伯明翰学派的结构解释模式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2. [2]Simon During，edt，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second edition，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9，p.441.Turner Graeme，British Cultural Studies：An Introduction，Boston：Unwin Hyman，1990，p.113. [3]Paul Bridgen，Rodney Lowe，Wellfare Policy under the Conservatives 1951-1964，London：London Public Record Office，1998，p.153. [4]John Clarke and Tony Jefferson，Politics of Popular Culture：Culture and Sub-Cultur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Stencilled Papersby CCCS，No.14，1973.p.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