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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和实践美学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一个属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一个属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研究，似乎很难说上有什么结合应用的关系。早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写作《启蒙辩证法》时，已开始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当代资本主义失去了有效性。就文化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广义的文化研究还是狭义的文化批评，在对象和方法上，不仅几乎脱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抛开了美学研究的范式。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方式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技艺、艺术、文化、商品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文化、艺术的生产实践特征正日益凸现。正如詹姆逊提出“，今天的美学生产已经与商品生产普遍结合起来，以最快的周转速度生产更加看似新颖的新潮产品——这种狂热的经济上的迫切需要，现在赋予了美学创新和实验以一种日益实质性的结构功能和地位。”[1]我认为，跨学科性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有结合的迫切必要，尤其与实践美学的结合，将会改变文化研究的范式，大大拓展文化研究的视阈和深度，而不再局限于简单放纵解构快感式的令人厌烦的模式。 一、文化研究与实践美学为什么可以结合 首先，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为文化研究和美学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文化研究的对象涉及各个领域和学科，为了对纷繁复杂的文化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诠释和分析，文化研究需运用多种学科的原理、知识和方法来进行深入的研究。通往文化之途是多元的，单独一个学科无法提供一套用以解答这个问题的工具。比如：文化传播和大众文化涉及美学和传播学，文化与日常生活涉及美学和社会学分析，文化产业、文化与意识形态和文化表征的复杂性涉及到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文化与霸权、文化与政治变迁、竞争性的文化等涉及到政治学，认同、话语和身体这些被争夺的空间，又关联到众多复杂的领域。我们对文化广泛而深入的思考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策略——一个打破学科藩篱，综合了各种优秀观念的“后学科”研究策略。本来，学科的划分是人类理论的现代化成果，随着各科学科本身的发展和研究对象的发展，学科划分的不合理性越来越被学者们所诟病。文化研究和美学在一些原理、对象和方法上有许多需要借鉴之处，并且两者可以互通有无：美学涵盖哲学、艺术和政治思想，而文化研究则利用哲学、艺术、社会学和其他领域。美学与文化研究的结合，能帮助我们将感性和知性结合起来看待艺术作品；不仅深化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还能丰富艺术欣赏的日常体验；不仅关注产品的消费，也能致力于作品的生产——被审美地体验的生产。总之，美学和文化研究之间互相渗透，可以拓展两者的研究视域，使两者互为补充，相互借鉴。 其次，传统美学已不能满足文化研究日益发展的需要。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美学思想，关心抽象与远离社会的纯粹审美，只忙于精英品味及其实践、忽略大众审美运作方式；而文化研究则着重发展对于艺术场域及其实践的批判，胜于直接专注于作品本身。传统美学研究注重对艺术、文本进行形象的直观和感性的体验；文化研究注重对文化现象和文化事件的理性思考，并做出理论的建设。斯图亚特·霍尔从文化研究的前沿性和社会职责的角度，将文化研究定位为一种智性的方式，因为文化研究总是紧张地关注正在变化的现象，在知识和学术生活的边界中，奋力争取研究的新问题、新模式和新方式；并且，通过思考和批判的分析，以关注迅速变化、不和谐、混乱、骚动的世界，而且对这种日常生活的变迁给予理性的批判和分析。霍尔认为文化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把他“掌握的所有知识、思想、批判的严谨性以及概念的理论化加以最大限度的动员，并转入一个批判性的反思行为，这种反思行为不惧怕向传统知识说真话；转入最重要、最精彩的无形的形象：一个社会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实践，也就是它的文化生活。”[2] 西方传统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在话语和实践上正逐渐脱节，因为传统美学已不再能适应文化及文化研究的发展变化。“西方美学的精神本体论美学和语言本体论美学都没有完全解开美学问题之谜，反而使之更趋神秘化，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的晦涩艰深就是这种神秘化的表征。倒是在中华大地生长出来的实践美学—新实践美学—新实践(创造美学)，在其生长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可以成为21世纪世界美学发展的主潮。”[3]实践美学具有与时俱进的性质，与“现代”同步。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实践美学诞生于拒斥形而上学的大背景下，伴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美学的演化，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不断动态、开放地演绎着。正如新实践美学的代表张玉能在其一篇论文的提要中所说“：从启蒙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演化，在社会文化背景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是同步的，涉及到许多相同的问题，而实践美学却给予这些问题更合符现实发展方向和学科内在规律的科学解答。”[4] 文化研究应当结合实践美学，以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场域。实践美学，以其立足于客观的、感性的、现实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应当被文化研究所吸纳。文化研究和实践美学相结合，使我们不再把艺术品简化为商品和只供分析的文本；另一方面，也不再把艺术恢复到传统美学中被当成大写的艺术地位。文化研究如果能够利用实践美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对“实践”的探索“，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研究，人类“自由”的追求等等，那么，我们不只是严谨地研读艺术作品，而且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解艺术品的方法。尤其是在后现代语境中，随着艺术观念的转变，一些学者认为“艺术并不仅仅是关于社会表征和社会再生产的，而且也关乎创造和欣赏艺术品，以及相关的实践活动。”[5]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把美学当作‘作为实践的实践理论’来理解和利用，并且致力于理解感性的、情感的和‘直觉’的反应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特定语境中产生的或扎根于特定语境的效果”[6]。实践美学以其“作为实践的实践理论”，可以被结合到包括研究艺术的文化研究中来。文化研究要像实践美学那样，关注生产、流通过程，将社会性(sociatity)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将美学中的快感(当然这种快感不仅是康德所说的远离感官满足的体验)和政治结合起来，将欲望和物质性结合起来。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文化研究的优良共性。道格拉斯·凯尔纳总结出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的分析并转换当下生活情景，并因此而发展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和具有实践内容的文化研究资源。”[7] 二、文化研究如何与实践美学结合 文化研究的研究现状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践美学可以给文化研究提供思想和方法上的借鉴和吸收，以期完善文化研究的发展。文化研究和实践美学的结合之处正是针对着目前困扰文化研究的瓶颈，文化研究亟需改善的方面也是文化研究应和实践美学的结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文化研究借鉴实践美学以物质生产为中心兼顾其他实践的思想，既能把握住文化领域的基点，又能拓展文化研究的视域。 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有重精神、政治、意识形态分析的文化研究倾向。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致力于揭露当代统治阶级如何通过艺术、文化、意识形态来实施他们的控制。阿尔都塞研究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关系，从根本上把文化、意识形态问题作为当代矛盾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命名，包含了对文化的看法，认为文化工业是当代资本主义构成的基础。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的表征，研究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从而揭示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本质文化。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文化研究出现了后现代转向，强调快感、消费以及个体对于身份的建构。英国和北美文化研究从早先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政治，转向了后现代的身份政治形式，强调观众、消费和接受，偏离了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文本在媒介工业中的产生方式。在新近的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广泛流行的解中心倾向，甚至完全忽视经济学、历史以及政治学而偏爱对话语、符号、欲望、消费的强调，从流行文化的材料出发来建构杂交的身份。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基本上忽视了作为社会结构之基础的物质生产领域的文化现象。 在实践美学那里，对实践有着科学而全面的理解“，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8]新实践美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总结出了实践的三大类型：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这三大类实践，从本质上看都具有美和美感的性质，因为当它们称为自由的实践时，都可转换为美和美感。实践美学立足于实践的土壤，对多种类型的实践进行细致的全瞻，从而深刻地回答了美学中的一些深奥的命题。“在实践的整体之中，物质生产、话语实践、精神生产是内在地统一的，组成了以物质生产为核心，话语实践为中介，精神生产为显象的交互作用的立体网络系统”。[9]实践美学认为，美、审美与其他一切事物及其理解，都是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0]实践美学从哲学的高度，紧紧围绕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实践，论述美和美感的历史生成。比如论述劳动创造了美，[11]人类以能够欣赏美和创造美而区别于其他动物，人类在物质生产中产生了审美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产生了“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12]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13] 实践美学一贯坚持认为，美和审美最终是在人类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整个社会实践中生成的。虽然，艺术属于一种精神实践，但实践美学并没有抛开物质实践和话语实践，单从精神实践的角度来阐述美学思想“：从实践的具体类型来看，物质生产是美和美感生成的最原初的基础，它使人脱离动物界成为人，并且开始了‘按照美的规律建造’；话语生产是美和美感生成的中介基础，它使人成为‘符号的人’和‘文化的人’，从而构筑了‘审美的家园’；精神生产是美和美感的最终基础，它使人成为‘意识形态的人’，创造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交互作用使得美和美感同步生成，相伴发展。”[14]总地来说，实践美学既抓住了实践的中心内核——物质生产，又结合实践的广泛外延——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对美学中的美和审美做出了富含真理的判断。 对文化的概念和类型的理解，和实践美学对实践的理解可谓不谋而合。中外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莫衷一是，在百余种界定中，大家基本认可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有趣的是，在对文化的分类中，与实践美学中对实践中的“话语实践”有关的语言、言语和话语被归入了制度文化中。实践美学的实践类型与文化的类型基本吻合，因为文化究其实质，是人类在其历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留下的各种轨迹！像实践美学一样，文化研究应该对三种文化类型的研究都予以关注，尤其在揭露某种文化现象时，从文化的物质根源上来进行深入的剖析，并且能联系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对文化现象进行全面的开放的研究分析。因为物质文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和支配其他两种文化类型，并且，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不可割裂的统一体，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也能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文化研究不仅要研究精神文化、制度文化，更要研究物质文化；不仅要研究文化现象背后的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更要关注文化现象背后的物质生产领域。就像实践美学以物质生产的社会实践为依托，逐层深入地研究美学问题一样，文化研究也应该立足于广泛而重要的物质文化，绝不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要知道文化首先是在统治和支配下的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得以产生，并因此生产或者抵制现存的权力机构。霍尔对于解码和编码的思想，揭示了政治经济学对媒介产品的编码和解码加以建构的某种方式，要求在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社会系统内部阐明文化产品的结构和意义。布尔迪厄也是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少数文化研究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改造，结合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三个实践领域，将符号看成非经济实体的经济问题，还将资本的概念扩展到除物质之外的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领域，对符号、权力、资本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被西方总结为“文化政治经济学”。 2、文化研究学习实践美学兼顾个性和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研究特点，以消除文化研究中普遍主义的倾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越来越感到文化研究呈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倾向，表现在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模式似乎成了全球不同民族和地区文化研究的范本。格雷姆·特纳在其《“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一文中，深深质疑了文化研究的普遍主义，认为英国的文化研究一贯采用英吉利(而不是苏格兰或威尔士)的视角看待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一种纯粹的英国中心主义，它“站在英国和欧洲的中心位置言说者，很少考虑到其他处于边缘地位的观点。”[15] 实践美学从对实践的正确理解出发，尊重研究对象既普遍又特殊的特点。处在相同的时空和场域的实践，具有同一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同时，实践又会处于不断地变化发展之中，具有差异性和变动性的特点。因此，实践美学站在哲学的高度，对美和美感的普遍性和独特性也做出了合法化的解释：一方面，由于美和美感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较稳定的体现，一定阶级和时代的人、人的本质力量和对象的特征等都有某些共性；另一方面，由于美和美感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它们的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具体实践而改变。实践美学这种兼顾美学对象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方法，应被文化研究积极吸纳。我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顺序和过程大体相当，本来就有很多具有共性的文化现象值得研究，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科技、资本、信息的交流和融合，使文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了同质化的面貌。因此，文化研究也需要一些可以借鉴和继承的理论和模式，比如以利维斯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主义者的“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文化研究。但同时需要不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出新的文化研究理论，正如特纳一再强调即使是文化理论，也必须有某种适合这种理论的“某种历史定位的特殊的环境背景，理论就好似在其中为它的目标而起作用的。”[16]文化研究者应该立足于具体的文化研究的实践，对不同的文化现象做出合乎情理合乎实情的分析和探讨。在每一个优秀的文化研究者的心目中，应该既有对当代文化基本理论上的共识，又应该对具体的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独到理解。道格拉斯·凯尔纳发现“全球媒介文化的核心特征就是同一性和差异性、同质性和异质性、全球的和地方的矛盾力量。”[17]文化研究若偏于普遍性或差异性，都不是明智的做法，实践美学在辩证地对待普遍性和差异性，同质性和异质性的立场上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文化研究借鉴。 3、文化研究利用实践美学“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基本命题，以对研究对象中的多方因素做出深入地辩证地阐释。 原先占统治地位的两种思考大众文化的方式，未能站在相互关系的立场上，割裂了文化的施动者和受众之间相互的辨证关系。这两种文化研究的思考方式是：一是作为结构的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看作一种由文化工业强加的、由上至下进行统治的强权文化，一种为了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而被给予的文化；二是能动性的大众文化，把大众文化看作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兴起的文化，一种本真的，自我创造性的工人阶级文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被引入文化研究中，才引发了人们对大众文化的重新思考。约翰·斯道雷认为“大众文化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由文化工业所强加的文化，而是如葛兰西所称的两者之间的一种折中平衡，一种来自底层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性的混合体：既是商业的，也是本真的，以抵制和合作为标志，既是结构，也是能动性。”[18]。其实，这一观点和实践美学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极为接近。 实践美学认为美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体现在对象上的特性，体现在人身上就是美感，这和古希腊时期自然本体论美学的比例、和谐的客体、后现代美学的主体间性相比，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实践美学的“对象化”观点，首先是人同世界和他人发生关系的方式“，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19]蒋孔阳由“对象化”思想引申出审美关系说，认为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是人类本质所固有的。[20]其次，是双向对象化的过程，在实践的过程中，人和世界互为对象，人不仅改造了世界，也同时改变了自身，世界不仅让人发生改变，也不同于自己的过去。人离不开感性的对象，因为“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21]只要有人存在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既是人的对象，又是人将人作为对象；人既是世界(自然界、社会、他人)的对象，又拥有世界成为自己的对象。最后，当这种“对象化”体现出人的本质力量时就会产生美和美感。马克思认为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即人使自己的本质力量成为现实时——人在自由的实践中，找到了美和美感“，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2]这种肯定自己的感觉就是美感，就连人的本质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丰富性，感性和感官的丰富性，乃至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意志、爱等“)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23]总之，实践美学围绕“对象化”的三个层次来研究美学的基本问题，紧扣对象化对研究对象做辩证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马克思认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知识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24]这为实践美学研究美学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实践美学从“对象化”的三个层面对美和美感进行分析，并对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人的人化)作了非常深刻的阐述。 的确，我们应该借鉴实践美学，将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受时间和空间因素影响、有着复杂关系纽带的实践平台上来考察，将人类主体和对象世界联系起来，从主客体性、主体性、客体性和主体间性多个角度，围绕实践去看所研究的对象如何生成和发展。[25]只有这样，无论是美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才能在学术中渗透出人文关怀和价值立场。文化研究立足于文化研究的实践，也应把握住“对象化”的命题和方法，对文化现象中的人和物、施动者和受动者、生产和消费等互相作用因素，也应像实践美学那样作“对象化”的理解。不仅要解释出文化所涉及的几者间的相互关系，还要对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对自我和他者的影响，以及文化现象内体现出的人的非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等方面，做出全方位的、更加深刻的阐释。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表达(articulation)”概念表达的文化消费领域的“折中平衡”的主导模式，，和实践美学的“对象化”的命题研究很相似。受巴赫金的复调力量的启发，霍尔指出：文化文本并不是被嵌入意义的，意义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义通常是在一种语境条件中被制造出来的。文化领域的标志是以为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特定的社会利益，努力对文化文本进行接合/表达、解接合/表达和再接合/表达。[26]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和文化现象之间“双向对象化”的错综复杂的表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再应该是排他性地根据“合作”和“抵制”而加以思考的关系，而应该通过并不必然预设可能结果的方式，而把它们思考为一种“结果”(生产)和“能动性”(消费)之间的关系。 4、文化研究结合实践美学对“自由”的深刻探索，以强化文化研究的人文学科意义。 文化研究中揭示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究其实质是人的非本质力量的(非自由自觉的活动)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异化现象——人类非自由的现象。文化研究研究现实的种种疑难杂症，以期治愈创伤，使人类达到生存的健康、自由的状态。而实践美学可以为摆脱文化研究中揭示的种种人类不自由或准自由状态，提供解毒剂。实践美学的创始人突出艺术的实践特征——自由自觉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27]实践美学的最终目的是让人达到自由的状态。围绕美与自由的关系，中国的实践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美进行了本质界定，李泽厚认为“美作为自由的形式，首先是指这种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和过程本身。”[28]刘纲纪认为“美是自由的感性显现”，蒋孔阳认为“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美在创造中”，周来祥认为“美是辩证发展的和谐”，张玉能认为“美是显现自由形象的肯定价值”。这些实践美学家们一致认为，离开了自由，美就没有了属性。后现代文化研究质疑现代性，质疑现代性的艺术，批判现代性发展带来的诸多矛盾和悖论，如理性和感性/非理性对立，两种现代理论的矛盾，社会的现代性和文化的现代性的矛盾，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与现代社会的生活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等等。古典美学和后现代美学以其不确定性、多元化、非人化等特点无法解决人类在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困境，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力图建构起人文理性、多维主体性、自由个体性，开辟新世纪美学发展的康庄大道。[29]实践美学是统一美学问题中的各种矛盾和要素、解开美学问题之谜的钥匙。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所说“：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30]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转引自《文学理论精粹读本》，阎嘉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1，(1)：285，85. [2][英]斯图亚特·霍尔.种族、文化和传播：文化研究的回顾和展望[M].转引自《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2，(1)：310. [3]张玉能.比较视野中的实践美学更有生命力？——与章辉博士商榷[J].江西社会科学，2005，(6). [4]张玉能.后现代主义与实践美学的同步[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4). [5][6][法]詹·韦布.文化研究与美学：快感和政治[M].转引自《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2，(1)：163. [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M].转引自[英]保罗·史密斯等著《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2，(1)：133. [8][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19. [9]张玉能.实践的类型与审美活动[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 [14]张玉能.论美和美感在实践中的生成[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 [15][16][澳大利亚]格雷姆·特纳“.为我所用”：英国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和澳大利亚电影[M].转载自《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50，61. [17][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当结合[M].转引自《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3. [18][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M].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7-88. [19][德]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0：86. [20]参见蒋孔阳.美学新论[A].蒋孔阳全集(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3-40. [21][22][23][24][德]马克思.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2000：106，87，87，107. [25]参看张玉能的有关论文，他将“对象化”作了极为开阔的理解，认为包含了主客体性、客体性、主体性、主体间性. [26]有关斯图亚特·霍尔和葛兰西的观点，参见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M].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90-92. [27]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异化、人道主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31. [28]李泽厚.李泽厚哲学文存(下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676. [29]参见张玉能的有关论述：后现代主义于实践美学的回答[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1).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0. 原载：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