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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文化研究中定义和概念的张力 自二战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而用传统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变化已经被证明无法通行。旧的方式无法解除人类的烦忧和无奈，于是西方的人文学者们开创了后现代时代，以后现代的思维来反思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困惑。于是在后现代理论所开出的药方中，文化便成为理解人类存在多种可能性的钥匙。[1]文化研究的权力议题似乎要从文化研究的定义开始，因为文化研究权力议题问题一如文化的多元定义那样充满了权力的张力，既含糊不清，又似是而非，莫衷一是，既有仁者见仁的广度，又有智者见智之深度；各个学科既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出发，又借鉴和反照其它学科来定义文化的概念、观念和理念。 文化也许只能以自然相对而言来进行定义，但是这个想法被伊格尔顿否定了。他说，文化本来就是源自自然，是从自然派生而来的[2]。文化似乎无处不在，又似乎看不到其存在，而鲍曼却反对将文化普遍化[3]。里奇说文化是一个(人类)经验的整体，由立等就可以辨认几个的部分构成[4]。文化的概念对于威廉斯来说很重要，因为文化的概念和定义对他的文化分析造成了直接的影响，而不同的文化定义给文化分析所带来的结论是截然不同的。[5]也许正是文化概念的这种多样性，导致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格局，也使得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权力议题展开了对控制权、话语权和舆论权的争夺。所以上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越来越背离了审美化的研究模式，越来越超越单纯的文化内部分析而向外部的社会分析延伸，从单纯地分析作品的结构、情节、人物、作者灵感等研究向更宽阔的社会视野转变，从直线式的文化内分析转向发散式的社会分析。[6] 文化的多元定义也导致了对不同文化的分析和研究。原来以为文化只属于贵族知识分子的奢侈品的概念被一种民主的势力所冲击。大众文化的研究也就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尽管德克萨斯大学的Smith教授认为不应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对立起来[7]，但毫无疑问的是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权力的张力已经形成。所以大众文化现在被看做是文化领导权的产生和再产生的核心场所，是统治集团利益和从属集团利益之间斗争和谈判的场所……便成为理所应当的研究事件。[8] 西方文化研究的权力转向 文化研究的转向问题有多种解读，如金民卿所言，西方文化研究已经“体现为精英文化批评转向社会文化批评、阶级政治批判转向符号政治批判以及主流文化批评转向边缘文化批评”[9]。这其中权力议题是目前文化研究最关注、分量最厚重、讨论最热烈的中心，可以说，在文化研究中，权力无孔不入。在这个中心里，强势权力一方面受到批判与贬抑；另一方面，弱势权力获得提升与弘扬；在一些领域弱权赢得了声势，取得成功，在另外一些领域强权依然故我，并以另外的形式出现。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中，文化研究就是文化批评(批判)的理念似乎已经深入人心。文化研究的权力转向是源于研究的方式以批判为主，但更是缘于文化研究对现实的关怀。如陶东风说的那样，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被统治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文化反抗资源的挖掘”[10]。而且只有始终不忘“权力批判”的旨趣，文化研究才不流于皮毛；只有始终不忘“语境化”的方法，文化研究才不会牛头不对马嘴。换句话说，只有“语境化的权力批判”才是文化研究之根本[10]。此处所谓的“语境化”在我看来就是现实社会的语境。另外一方面，文化研究之所以将对现实批判作为自己的研究武器，还在于对目标的追求和自身理想的诉求。因此，如果说在追求绝对价值或者普世价值的语境中，文化是一种人类完善状态和过程的话，那么批判就永远是一种协助完善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西方文化研究以权力为议题而进行的讨论当中，文化研究“对文化再现的分析必然涉及到各种文本，包括社会文本，而对文本的分析一般都在‘霸权’或‘话语和权力’的框架内运作”[5]201。“话语权”和“文本”的概念是通向理解西方文化研究的概念捷径。就话语权而言，斗争双方争夺的是： 1·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即在文化思想以及人们的脑海心灵，主导思维的内容是什么，主导这些思维的原动力的是否处以自由状态还是处于禁闭的囚笼； 2·社会现实中理论音量，即对现实社会批判的理度与法度。而针对“文本”的问题，在如今的消费社会里，文本较之传统的文本定义而言，是一种文本无限蔓延的过程。[5]551就我个人看来，凡是能够被解读的文化事件和物品，均有成为文本的资格。[11]事实上，在话语机制相对自由的社会里，文本不仅被无限地蔓延，而且也被无限地误读。 当然，西方文化研究的特点还有许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是无论我们怎么看，近几十年的文化研究的确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而其中最大的成果之一无疑是，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权力机制已经得到完全的确立。 西方文化研究的三个逻辑 文化研究的权力转向背后的逻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阐释。一是历史的逻辑。实际上，纵观整个西方的文明发展史，权力无不是人们关注的议题和争夺的焦点。无论是战争与和平，还是生存与思索，权力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艺复兴以降，作为人的权利(right)，进而作为集体的权力(power)，更是西方诸国追求的目标。但是，权力作为文化研究的议题，则是最近几十年以来的现象。“葛兰西转向”可能是这种现象的标志。而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也许是最好地解释和阐述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线索，从而使今天文化研究的现状成为历史的必然。自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研究的学派纷呈和主题流变已经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的重要现象，在此背后所发生的乃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模式转换。这种模式转换建立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结构变化、学术话语转型、研究方法更替，特别是研究者的立场转换的基础之上……[9] 第二个逻辑是西方人文学家对于文化的认识、文化研究的定义和文化的概念的意会。通列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1·文化研究就是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因为人类所积累的文明财富无不是人类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积累起来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研究也是历史研究，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史研究)。2·文化研究就是文化批判，但是所有的学术都具有的意识是理想的实现，而达到理想彼岸才是学术的本质。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完善理想的途径，因此批判并不是目的，而仅仅追求达到理想彼岸的手段和方法。3·因为从文化的概念出发，文化研究的对象和内容为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而生活实际上是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研究的方向和兴趣也都是哲学所关注的内容和领域。 有了前面两个逻辑背景，现代西方文化批评的学术话语转型和文化研究的哲学知识体系构建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三个逻辑，即哲学逻辑。这个逻辑主要体现在后现代的理念之中以及后现代与现代理念的区别性特征方面：现代主义崇尚崇高的美学，而后现代主义与消费主义文化合拍，与通俗相结合[12]，反(精英)文化及其走向通俗的(大众化或平民化)的价值立场[13]；现代主义追求宏大叙事，而后现代主义则热衷稗史( les petits histo-ries)；现代主义的本体论是确定的，致力于建设世界模型，而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则试图分解模型；现代主义的文本显示出结构的统一和意义的确定，具有一定的深度感，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则以颠覆和互文性为其特征，以拆除文本的深层结构为其目的；现代主义的阅读策略是视文本为一个封闭自足的客体，意义产生于作者与文本和文本与读者双重关系之中，而后现代主义则对作者全然不顾，代之以更注重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与接受过程，意义的产生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读者的构建、文本对读者开放。[12]5-7因此，语言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塑造我们关于世界、文学、文本和我们自身方面具有重要功能。……意义与其说是作者赋予的，不如说是读者和作者对话的产物。[14]此外，后现代主义者主张表演性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performance)和活动经历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events)。他们以自己独创的手法来否定语言，否定形式，否定艺术。而反艺术的同时，这些手法本身也常常滋生出新的艺术种类，即，艺术取消自身，艺术反自身，艺术成为一种自我反射的游戏，艺术松散地甚至任意地规定自身，艺术拒绝解释。[12]5-7 这些区别性特征的描述不仅使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有了一些了解，从中也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是建立在对现代主义不满和批判的基础之上。从上述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对现代主义的不满主要体现在现代主义的专制：不满美学的独裁式地自认为崇高而对大众通俗文化的鄙视；反对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话语霸权而忽视了“稗史”的历史价值；在文本问题上，抵制作者的权威解释而提升作为大众的读者的判断；反对结构主义的中心地位，通过解构达到非中心化的目的；行为上通过大众的参与达到实现民主的目标。总之，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声音、一个中心、一个权威所形成的一个结构，而所推行的是多元化的广阔包容、多中心主义的普遍存在、去权威化的大众参与。 社会学：民族身份、个人身体的权力诉求 目前西方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的身份基本上就是文化的区别性特征(cultural identity)，其区分的标准有：宗教、社会阶层、职业、性别、年龄、民族、政治立场等。文化身份的界定有几种，一是按照社会功能来划分。以社会阶层、年龄、性别、职业特点等进行划分。这种划分有时候是没有国界的，不同的国度可能会有同样的社会群体，同样的社会群体可能也具有相似的特质。另一种是以国家地理划分的，即以民族的文化身份。这种情况也可能出现跨国的同一民族，因而在不同的国家里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当然在跨国民族当中，按照霍米巴巴的理论，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文化，即介于母国文化与所在国文化之间的第三种文化。 民族身份研究的权力议题有内外之分：对外而言，民族主义话语是抵制帝国主义殖民的武器，因此文化研究者是民族主义者；对内来说，民族主义话语有可能被统治集团用作压制国民的工具，[10]文化研究者就有可能成为压制弱势文化的利器。但无论是内还是外，这其中都存在着权力的张力，都存在着对话语权的争夺。对外自然是政治与外交中话语权的合纵连横，战争与和平间对话语权的延续较量；对内虽然很少见到对话语权刀光血影的惨不忍睹的争夺，却也少不了剑拔弩张中静水流深般的较劲。身份与民族的界限使不同的群体具备了比较鲜明的话语特征和生活方式，因而也产生了各自的文化，或者是亚文化。这些文化分支当中有不少是大众的、通俗的、边缘的、非主流的，甚至是反主流的文化。这些文化分支在对文化生态诉求以及对自身权力主张的过程中，与高雅的、主流的、占有统治地位的、正统的文化中心形成了对抗、对峙和斗争的局面。 随着西方文化研究向其它领域的不断扩散，身体也进入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权力议题也随着文化研究视野的扩展进入到人们的身体。在西方的文化研究中，身体涉及到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西方文化学者所看到的身体文化是因为文化影响着人们了解身体的方式，而一系列“身体的技巧”是特定的生活语境中习得的。[5]336在《无法承受的体重：女性主义、西方文化和身体》这本书里，波尔多通过女性的几种病态来说明女性如何使自己的身体进入“习惯、机制的技术”的网络，即进行合谋又组织抵抗。[15]203一般而言，身体的文化研究会把落脚点放在性别歧视，但是也有例外。苏佳露在其博士论文就讨论了男性身体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她认为美国在户外媒体报刊杂志所刊登健壮体格的白人男性形象具有隐喻作用，对受众表现的是安格鲁撒克逊种族优势，因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指导作用和强化这种意识的功能。[16] 文学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构权 文学研究在新的历史语境所发生的变化体现在： 1·对文本的重新审视； 2·对考察文本的方法和理念加以梳理； 3·拓展研究对象、创新研究范式。[5]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学的研究已经不是简单地文本结构、文本内的心理分析手段，而是大规模地将文化植入文学研究，把文化作为背景，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作者、作品和文本所反映的社会。 除了其审美功能以外，文学有着天然的政治基因，文学与政治似乎也有着许多或和谐或对抗的联系。对于德里达来说“文学”(literature)的外延很明显地被大大地扩大了。他说：“文学是一种可以任何方式谈论任何事物的社会建制，其社会基础是现代民主体制……”[10]德里达所谈及的“文学”不仅包括了我们按照传统意义去理解的狭义文学概念，而且还包括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判的话语工具。所谓的社会建制就是追求一种自由的知识分子话语机制。显而易见，文学与政治像一对不得不嫁接的冤家在此聚头了。果真如此，文学的文化研究就与权力较上劲了，而文学的现实批判功能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文学批评的领域，权力之争体现在读者为中心的批评范式。在后现代社会里，各种新的文本形式不断出现，文学文本的传统定义也一再扩张，对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那种依据文学文本中最重要的语言层面对文本的内部结构加以分析的路子已经不能满足读者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因而传统的文学文本分析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显得苍白无力、单一枯燥，无法满足阅读的快感。新的范式主张扩大研究范围并对文本构成产生的机制、传播、移植、旅行和接受进行全景式的扫描，以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观察文本的演化。[5]105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要求质疑和了解作者的文本构建的历程，也就是以社会文化为背景来理解文本的深刻内涵，而不是作者暴力式地将自己的意图强加在作者的心灵。如果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在前一阶段还能够结合作者的某些意图来理解文本的话，那么后一时期的发展则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读者完全抛弃了作者，全然不顾作者的苦心孤诣，完全按照自己的心路历程来解读或者误读文本，处于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极端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现象和过程再一次阐明了权力的去权威化和民主化：文本构建者风光不在，他们作威作福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返，再也无法对文本的接受者颐指气使。这场民主权力之争似乎以文本受众的胜利而告终，至少建构者不得不顾及民意了。尽管对于建构者来说有些不公，但是现实表明民主力量的强大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 消费主义：编码与解码之间的强制与抗拒 资本主义的晚期发展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商品生产成为一个鲜明的特征，这其中也包括文化(产品)商品，因而文化商品受到一般商品规律的支配。后工业化文化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使人们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的同时也接受了这些商品所蕴含的文化理念，[17]其结果是文化产品的意义完全由文化生产者决定并赋予。意义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是单向性的，文化产品对受众的影响总是按照文化生产者预期的方式进行。[6]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或许是统治者)垄断和束缚了人们的意识，阻碍了自由个性的发展。于是，控制与反控制、强制与抗拒的权力斗争便在于无声处间爆发了。 文化产品的意义分析也就是分析统治阶级如何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文化产品中，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霸权。阿多诺和豪克海默尔对启蒙思想和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肯定文化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对当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拒绝等，颇具代表性。他们认为，统治阶级以自己社会主流地位的身份，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从而把反映其政治和经济利益的主导意识形态，编码到文化产品当中，通过各种文化传播途径传递给社会大众，使他们接受现存社会制度，认同统治阶级的社会控制。阿多诺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产品隐含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工人阶级大众的社会批判能力严重受阻，相信统治者用来奴役他们的意识形态。[6] 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文章中，安东尼等分析了作为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作为霸权的意识形态，并指出文化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但他同时也批判了这种批评方式忽略了所指在不同的指代运作中差异、忽略了经济和外在政治权力所关注的性别等问题。[5]273对于安东尼他们来说，在重新构建性别、种族甚至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的概念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问题都是有关具体指代实践中的权利问题。 在费斯克看来，文化是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大众文化是社会大众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各种资源所创造的意义，是社会大众把文本和自己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在二者相关性中所创造的文化，这种文化是属于社会大众自己的。在此基础上，费斯克认为强调了大众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社会大众通过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和统治体系进行了规避与抵制，即对编码和解码权力的争夺。当然，这样的抵抗无论如何不是一种直接的行动上的抵抗，而只不过是一种策略，是一种发生在心理层面不可能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策略。[9]其实意义的生产和流通即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关系，也是一个权力的争取的过程。 西蒙斯认为，欧洲销售形式以及超市的发展从中世纪到19世纪是一个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是一个贵族权力逐渐走向个性、平民和自由的过程。[18]如今在超市里，顾客可以手拿商品，真实地面对和感受商品的质地。不按传统方式用柜台把商家和顾客隔离开来的做法，也充分地体现了在消费文化当中。大众的民主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尊重和维护，非中心化和去权威化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在消费主义的模式下进行文化分析时，我认为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资本的本质是利润，而不是对文化的热爱。但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不得不假装热爱文化，至少还需要尊重民意。正因为如此，大众的消费行为便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第二个问题是，正因为资本对利润的贪婪，也就可能导致商家在销售文化产品时，强行推行自己在商品中的文化含义，迫使大众接受其中的文化代码，而在资本的编码与大众消费行为的解码之间产生了强制与抗拒的张力，即对解码权力的争夺。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权力议题。 上述的讨论试图说明，消费主义的文化研究几乎可以涵盖文化产品从制作到消费又到心理效果的商业和社会过程，而这其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蕴含了权力的元素。 萨义德：国际间的文化权力 国际间的文化权力争议焦点主要是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展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萨义德的观点。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统治、重构和施加权威的一种西方风格和方式。……欧洲话语得以在启蒙运动以后从政治上、军事上、意识形态上、科学上以及想象上控制——甚至创造——东方。[19]3萨义德说，如果说殖民主义主要是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家主权进行侵略、控制与干涉的话，那么后殖民主义则是在强调对文化、知识、语言和文化霸权方面的控制。[20]10在西方人的世界视野中，东方始终处于某种弱势和劣等的地位，从而形成了西方人固有的东方主义世界观。为此，萨义德说，精确与东方人的思维水火难容……欧洲人是缜密的推理者，他对事实的陈述毫不含糊；他是自然的逻辑学家，尽管他也许没有学过逻辑学；他具有怀疑的天性，在他看来任何假定都必须得到证明方可接受；他受过训练的大脑像机器一样运作。相反，东方人的大脑，就像其生动别致的街道一样，显然缺乏对称性。他的推理属于最不严谨的那一类。……东方人对谎言有顽固的癖好，他们“浑浑噩噩，满腹狐疑”，在任何方面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清晰、直率和高贵形成鲜明对比。[21]47-48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中，西方充满了对东方种族主义式的的鄙视。于是，萨义德说，人们用很多词来表述这一关系：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21]49 在分析为什么西方会产生这种固有的观念时，萨义德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其中的原因：欧洲东方知识的日益增长和系统化，这一知识为殖民扩张以及对新异事物的兴趣所加强，被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学这些新兴的学科所运用。更有甚者，这一知识体系还加进了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和旅行家所创作的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东方与欧洲的关系中，欧洲总是处于强势地位……强与弱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掩盖或缓和，然而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这一点西方看得很清楚。实际上，萨义德的这种观点和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是不谋而合的：知识权威始终处于某种高地，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缺乏“知识”的他者。西方通过不同的表征实践(学术、展览、文学、绘画等)，产生出一种有关他者(东方主义)的种族化知识的形式，它深深地卷入权力(帝国主义)的运作。[22] 但问题是这种知识的视角、性质、产生的境遇以及是否得到合理应用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公正的标准来衡量。结果是：西方既扮演了参与考察东方文化的运动员角色，又承担了判断这种考察正确与否的裁判员角色，沉浸在自言自语的独白之中。此时权力的掌握失去了平衡，权力的天平倒向西方一侧。 结语：总结和启示 威廉斯在定义文化的时候，把文化的定义分为三个层次，即理想层次、记录层次和社会层次，并通过这三个层次进行文化分析。理想层次分析的是文化的绝对和普世价值，记录层次所实施的是文化的批评价值，而社会层次是对生活方式的描述。除了第三个层次外，在另外两个层次都出现了权力的影子。在理想层面上，追求文化的普世和永恒价值离不开对现实的批判，因为理想尚未实现、现实还有待完善；在记录层次上，建立什么样的话语机制、依赖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来记录文化的事件、采用什么样的文化文本进行分析，始终是一个语境化的话语权问题。因此，文化研究在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的时候，权力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且不仅不能回避，反而应该将其强化，并把它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实际上，在文化研究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的进行研究的时候(文化研究几乎可以和其它的学科结合起来，除非人不在场)，权力议题也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如哲学意识形态。Fallers在谈到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认为文化中的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一部分，并积极地关注信仰和价值模式的建设与保护”[23]。对于价值的保护需要能力，能力需要建立权力，否则保护无从谈起。 目前，在面对学科生存危机时，一些人文学科对自己的环境大概有两种感觉：由于意识到学科生态的危机四伏而自我贬抑；由于感觉怀才不遇而自我清高。究其原因，我认为这些学科还在处于纳卡索斯的心态，在研究思路上还在采取“以往单向度的研究范式”[24]，从而使这些学科的研究话语缺乏争取自己权力的基础，进一步导致自身话语生态的恶化。就外国文化的研究而言，这种微观性的考证尽管深刻地揭示了哲学思想的逻辑结构和语义内涵，却往往忽视了研究对象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问题，使其成为一种脱离一般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的思想考据学，成为一种仅仅属于个别天才哲人和心有灵犀的诠释者的精神独白。[24]因此要改变这种心态和状态。借用金民卿的话，本文试图提出的启示是：把文化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文本中去研究，研究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研究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状态，从而使文化研究深化为社会分析。[9]再套用赵林的话，不仅要从特定时代的经济政治因素和研究对象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两个角度着眼，而且更应该从广义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各种哲学思想形成和演化的原因，探讨研究对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24]文化是哲学的，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哲学。文化是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也是解决问题的钥匙。此外，文化研究还不能遗忘的是，传统是更新的资源。我们始终要保持一种意识：只要善于结合，我们的传统不仅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意识、新的机制和新的研究范式，也会使我们成为如葛兰西所说的那种“有机的知识分子”。 [参考文献] [1] PUERY P， MANSFIEL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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