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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研究的崛起 “文化研究”标志了文学批评的一个新阶段。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进入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涵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体位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这些批评家的研究方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传统的文本分析，人们还可以看到田野调查、心理分析、定量统计或者深入某一群体的跟踪观察。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都笼统地得到一个命名：文化研究。不少人将文化研究形容为后现代主义以来最富有活力的学术潮流。当然，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活跃程度远远超出了欧洲的学术界——这与文化研究的源头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研究也已经异军突起。 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跨学科活动。从语言学、心理学、符号学到历史学的考据、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经济学的利润分析，文化研究四处征战，行踪不定。人们已经承认，传统的文学研究范围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无法划定文化研究的确定界限。事实上，文化研究本身就存在一种反学科的倾向。对于某些批评家来说，传统的学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学科的形成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保持了某种血缘关系？也许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批评家均是从文学研究的阵营里面出来的。的确，文学研究之中的文本分析被大量地运用到文化研究之中。人们当然可以说，文学即是文化的一个部分，文学研究即是文化研究之一种。批评家跨出了封闭的文本而来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之上。然而，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毋宁说，文化研究是将整个世界看成了一个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 20世纪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时期。然而，文化研究的缘起至少可以追溯到60年代英国的一批理论家。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和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均是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与英国的新左派一脉相承。新左派对于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些理论家之中，威廉斯的观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传统观念之中，文化时常被想象为某种超功利的文学、艺术、学术，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与芸芸众生无关。威廉斯考察了工业革命至当代“文化”概念的种种涵义。在他看来，各种形式的知识、制度、风俗、习惯都应当视为文化的内容。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是同义的。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那种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威廉斯认为，文化的种种变革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性后果，人们的经验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验同样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的价值。”它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1）(P.125-126)很大程度上，这种观点将文化从传统的精英文化定义之中解放出来，并且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60年代初期，霍加特创建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此，伯明翰学派就成为文化研究之中的一个重镇。 按照乔纳森·卡勒的看法，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渊源可以追溯至法国的罗兰·巴特。[1]巴特的早期著作之中有一部《神话集》。《神话集》对于日常的许多文化活动进行了一系列独到的解读。《神话集》谈论过摔跤、洗衣粉广告、汽车式样、电影明星、脱衣舞、旅游手册、爱因斯坦的大脑，如此等等。巴特的分析说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构方式。他把这些日常文化称之为“神话”。巴特试图揭开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伪装。《神话集》说明，这些日常文化乃是种种人工作品，它们隐藏了特定的意义——巴特的研究焦点是这些神话背后表明意义的机制。对于文化研究说来，《神话集》之中的日常性与意义的质疑均在方法论上产生了巨大的启示。 某些方面看来，文化研究有点像一场新型的学术革命。这场革命主要发生在大学的人文学科之中。以往，这些学科对于世俗的日常生活没有太多的兴趣。学术更多的是关注普遍性，关注形而上学，关注超验、本体和永恒。文化研究开始转向了微观、具体、经验和日常的世俗生活。20世纪的理论体系层出不穷，现在是消费这些理论的时候了。理论不再高高在上地锁在学术的殿堂里面，理论必须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获得活力。另一方面，从阶级、身份、性别、种族不平等到意义生产的操纵与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问题有待于阐释。这时，文化研究应运而生了。这当然已经不太像传统的文学批评。但是，人们可以想象，研究范围的扩大恰恰像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意外的贡献。 二、文化结构的描述 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转折就是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理论家扩大了文化功能、文化意义以及文化独立性的理解。然而，如何描述文化的功能和结构，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的观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反对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时候，威廉斯强调了主观意识的能动性，强调了个人的经验——根据霍尔的批评，这更像是一种“天真的人道主义”。(2)(P·57-61)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重新证明，主体是被决定的——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结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周围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决定了个人如何在社会环境之中为自己定位。意识形态是一个隐蔽而又坚固的观念体系，主体通常根据这种体系形成的框架想象自己与现实环境的关系。许多时候，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观念体系的存在。尽管如此，意识形态的特殊效果就在于，人们仍然会按照这种框架提供的基本方位和坐标感知、理解、阐释自己的生活状况。这个意义上，主体和自我不是自足的；意识形态从众多的方面规范了人们如何理解主体和自我。在阿尔都塞理论的启发之下，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范式就是，揭示社会文化如何建构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体。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各种政治学说或者宣传口号。从风俗礼仪、电视新闻到某一个足球明星的生活花絮，这一切都将作为某种意识形态巨大结构的组成部分塑造着人们的意识。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拥有的疆域十分广阔，同时，研究的课题又十分细致。例如，文化研究可以分析某些电影如何建构一个男性观众的主体位置——从镜头的运用到故事情节的设置，这些电影隐蔽地制造了种种男性的视角。女性貌似占据了银幕的中心，其实，她们无非是男性色欲想象之中的目标而已。如何指摄女性，给予女性何种银幕上的位置——这实际上取决于如何取悦男性的目光。的确，这就是劳拉·莫尔维《叙事电影的视觉快感》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这种文化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某种功能：某些文化门类——譬如电影——如何隐蔽地构造一个社会的男女关系图景。如果批评家愿意使用类似的方法分析中国的广告、流行歌曲、武侠小说或者皇帝、后妃、太监、宫殿等装配起来的古装电视连续剧，分析这些作品背后的想象框架以及为观众定制的主体位置，甚至分析这种主体位置与现实位置之间的落差，人们肯定会更为深刻地领会现今的文化氛围和文化脉络。 当然，阿尔都塞对于文化结构——也就是结构对于主体的决定性——的强调多少压抑了主体的反抗意义。主体似乎只能无所作为地呆在“结构”指定的位置上，逆来顺受。这种结构主义以来的主导观点无法完整地解释历史上出现的革命——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文化革命。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的理论开启了另一个新的空间。“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像阿尔都塞一样，并不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虚假意识’，而是看作一切社会构形必不或少的方面。但同时他又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开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3)(P·15)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结构作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把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市民社会之中，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种种新闻所生产的舆论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维持社会现状的有力手段。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霸权的争夺并不是简单地显现为赤裸裸的压迫和反抗。葛兰西发现，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文化霸权的争夺之中存在某种协商、谈判和妥协。统治阶级必须腾出一定的空间考虑被统治阶级的意见。这个意义上，葛兰西眼中的文化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本质的体现，这种文化包含了、或者说混杂了多种社会群体的观点。这种看法对于文化研究的深入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时，文化研究就不是单纯地从作品之中分析某一个阶级的本质属性。文化研究也摆脱了过于狭隘的阶级视角。例如，文化研究既可以考察大众文化之中的平民精神，也可以保留精英文化的批判立场。同时，阶级属性之外的文化范畴也将进入文化研究的视域，诸如性别、种族、文化身份等等。批评家可以从这些文化范畴之中发现更为复杂的压迫、反抗、共谋以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各种权力关系网络。总之，葛兰西的观点不仅启发文化研究考察某一种文化的复杂内涵，另一方面，这些观点还会启发人们发现许多以前未曾意识到的研究课题。 三、研究对象的转移 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如果说，以往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时常围绕着文学史上的经典展开，那么，文化研究显然不赞同这种过于精英主义的倾向。所以，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这个意义上，从电视肥皂剧、广告、流行歌曲到酒吧的风格、玩具设计、时装表演，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科目统统进入了批评家的视域。对于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因此，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均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 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研究的转移。文化研究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论述举足轻重。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他们的名著《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对于大众文化表示了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两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将将大众文化命名为“文化工业”。他们甚至对于新型的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电影、电视与广播——表示了不可掩饰的憎恨。他们看来，这些大众文化传播媒介的危险性决不亚于飞机和枪炮。《启蒙辩证法》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文化工业的标准化生产。文化产品的生产已经愈来愈像工业产品。从相差无几的预制零件到熟能生巧的装配程序，大众文化产品与生产一辆汽车相仿。这种标准化文化生产的背后隐藏了一种垄断——这时，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无不来自某种固定的设计。这个意义上，人们开始默认一个可怕的预设：工业式生产之下的文化主体已经被剥夺了多样性，活跃的文化主体沦为不断重复的机械动作。这无疑是文化商品化的必然后果。类型化显然有助于批量生产与大规模销售。这个过程之中，主体的艺术创造已经没有任何地位。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对于大众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控制。大众丧失了主体意识，丧失了创造性的想象。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深为担忧的是，如果大众仅仅是这种文化的接受者，他们还怎么可能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尖锐的批判？ 英国的文化研究体现了迥然不同的立场。他们对于大众保持了更多的信赖、同情和理解。霍加特、汤普逊、威利斯等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无不显示了他们的理论出发点。事实上，大众本身就是一个由多种成份构成的复杂整体。大众之中的各种身份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对于大众的一概而论通常源于一种精英主义的残余意识。费斯克对于大众文化的考察强调了大众的能动性。大众不一定就是电视机前的傀儡。大众将在作品的解读之中发现各种自己需要的意义。尽管大众无法控制文化的生产，但是，大众有能力控制文化的消费。如同接受理论所显示的那样，读者可能极大地突破作者的意图而找到自己的归宿。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之中论证说，编码与解码之间并非完全一致的。不同的读者可能对同一信息采取相异的解码方式。除了服从原有的编码意图之外，读者还可能部分地偏离作者，甚至作出一种完全对抗性的解读。[2]这个意义上，费斯克发现了快感的积极意义。快感不能仅仅解释为一种推销某种意识形态的形式蛊惑。按照巴赫金与罗兰·巴特的观点，快感还包含了对于既定文化秩序的挑战。快感之中的确包含了现实的逃避，但是，这种逃避本身就表明了一种不满。在费斯克那里，大众是一个活跃的整体——批评家不能无视大众在文化接受过程中产生的种种奇特的反抗形式。总之，如同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那样，大众文化的研究之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要复苏通俗文化，使其成为人民的表述，或者为群体的文化扬声；另一种是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认为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强压，形成了压制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研究通俗文化就是要触及普通人生活中重要的东西——他们的文化——与唯美主义和教授们的文化相对立的文化，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要表明人民是如何被塑造的，或者说是如何被文化力量控制操纵的。”(4)(P·48) 许多人已经看到，“阶级”、“种族”、“性别”是文化研究分析之中的三个核心范畴。文化研究如此重视“阶级”范畴或许与一批理论家出身贫寒有关。对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说来，“工人阶级”的文化状况是一个长期的研究主题。《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学习劳动》均是这方面研究的佼佼者。这些著作力图探讨新的历史环境中工人阶级的文化生存。这些研究尤其是重视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劳动分工均是形成种种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深入到各种亚文化的描述和阐释，不少研究对于工人阶级青少年的文化状况——例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奇装异服、拒绝学校的规章制度等等——之中所包含的不驯与反抗作出了分析和解释。这些研究之中，批评家采用了一种称之为“民族志”的考察方式：亲身深入某种文化，体验研究对象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文化。20世纪70年代，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引起了文化研究的关注。白人中心主义与黑人的斗争、欧洲中心主义与后殖民理论逐渐浮上人们的视野。爱德华·萨义德——一个著名的美国理论家——的《东方学》不仅可以视为后殖民理论的一个里程碑，同时，这部著作的考察方式与关注的主题显然与文化研究不谋而合。另一方面，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性别也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性别关系之中的权力与压迫得到了揭示。现今的文化研究之中，性别关系与阶级关系、种族关系的交织成为必须详细解析的复杂网络。这时人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 四、未来的问题 文化研究的未来将会遇到哪些问题？文化研究会将文学批评带向何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批评会消亡吗？显然，仓促地对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预言是鲁莽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可以就文化研究与以往文学批评之间的差异进行一些观察。按照乔纳森·卡勒的总结，这些差异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之上：第一，什么是文学经典；第二，文化研究的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学研究。(4)(P·50) 首先，文化研究对于大众文化的青睐是否会冲击传统的文学经典？——后者通常是大学或者中学文学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杜甫，电视剧淹没了歌德，或者，《还珠格格》压倒了《红楼梦》，那么，文学研究是不是会游离于这个学科的基本对象之外？ 乔纳森·卡勒似乎没有这个担忧。在他看来，经典并没有在文化研究之中退席——退席的仅仅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作品。换言之，经典仍然充当了文化研究之中的主要话题。文化研究不是踢开经典，相反，文化研究开辟了分析经典的语境：“从来没有过如此之多的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人们从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得出的角度研究莎士比亚。”(4)(P·51)这种现象表明，文学理论正在打开传统的边界而闯入一个新的领域；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以来的众多思想家——例如，德里达、福柯、巴特、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的一系列观点开始逻辑地汇聚到文学理论之中。当然，除了文学经典，文化研究继续将大量的大众文化以及一些边缘性的作品引入课堂。这种做法的背后的确隐藏了文学标准的改变。许多人同意，必须给予各种边缘群体、弱势群体公正的社会待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群体的文学具有多么高的文学价值。文化研究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学的判断？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本身就歧义丛生。有没有必要认定，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具有某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一些人争辩说，纳粹集中营里面的不少指挥官同样是这种标准的热心拥戴者。另一方面，正像乔纳森·卡勒指出的那样，文学的判断始终一直受到非文学标准的干扰。事实上，诸如阶级、种族或者性别的标准总是不断地介入文学的挑选和评价。从以往的文学史编纂到现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世界性电影奖，什么时候有过让所有的人都心悦诚服的“文学的判断”呢？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考虑到另一面：坚持一种统一的“文学价值”或者“文学的判断”，“它是不足把某一种文化的利益和目的神化了，好象只有它们才是评价文学优劣的唯一标准？”(4)(P·52)不言而喻，这个问题背后所包含的各种权力机制本身就是文化研究关注的课题。 文化研究产生的第二个问题可以表述得更为清楚一些——文学批评会不会再度放弃文本的详细解读，从而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这个时候，作品本身就会变成某种社会学主题——例如，阶级压迫和反抗，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附庸？熟悉苏联或者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人都会意识到，文学批评之中“庸俗社会学”的幽灵并未走远。的确，不少文化研究从文本的解读开始向社会政治分析转移。乔纳森·卡勒言简意赅地解释说：“仔细解读文本就是对每一点叙述结构都保持敏锐的注意，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错综性；而社会政治分析则认为一个给定时代的所有连续剧目都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社会结构的表述。”(2)(P·54)如果这些文化研究的结论试图说明的是文学问题——无论是说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义还是说明一部作品的内在丰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视。文化研究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径，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终是一个不可摆脱的圆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义之下，文学批评仍然要坚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批评考察的是意识形态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压力。 文化研究的出现表明，人们不再将文学想象为一个高贵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形形色色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加入文学的运作，强烈地影响了文学作品的风格以及获得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文化研究的出现也表明，文学仍然可能产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学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会生活，甚至成为种种主张和观念的依附对象和争夺对象。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从事文学批评，这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基本认识。 参考注释： [1] 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三章,李平译,辽宁出版社, 1998年出版。 [2] 参见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见王广州译,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罗钢，刘象愚·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A]·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4）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原载：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