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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理论越来越受到普遍的关注,它无疑对当代社会生活的许多现象提供了阐释和言说的理论资源,福柯的身体理论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运用的理论工具之一。但是,目前学界对福柯的身体理论的发生学却缺乏深入的研究。在福柯的相关文本中细致推敲福柯身体理论发生的机缘,以求发生学研究对整个福柯身体理论研究的深化。 一、海德格尔之于福柯 凡是研究20世纪人类思想和文化的人,都能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哲学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独特的创造精神,使它成为20世纪人类思想、文化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在过去50年里,它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人类文化的变革和重建。有目共睹的是,法国哲学正是继承了德国哲学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实现了从传统向当代的转变。当代法国哲学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3H)和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3M)对整个法国哲学思想界的影响被称为“3H”和“3M”时代。 二战以后,面对当时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危机,思想界都在反思构成整个西方文化的内在核心或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即贯穿于西方思想中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原则。福柯在他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说:“那场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者注)的经历向我们证明了创造一个与我们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根本不同的社会之必要性和迫切性。……(战后)法国年轻人的反应是全面的拒绝。我们不仅希望有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社会,而且需要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改变我们自己”[1]这样,解构具有构成性质的“主体”概念还原“人”本来的自由本质,成为当代法国哲学的共同兴趣。 对“主体”的反思和批判,福柯最为受益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福柯称其一生都在进行“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由于受到尼采主义作家柯洛索夫斯基、布朗肖和巴塔耶的强烈影响,早在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时,福柯就如饥似渴地钻研尼采的著作,并很快又在海德格尔的启发下,更深刻地掌握了尼采哲学的基本精神。他这样说:“我始终认为海德格尔是重要的哲学家。我在开始时阅读黑格尔的著作,随后又读马克思的著作,从1951年或1952年起,便开始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在1953年或是1952年,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我又读了尼采的著作。现在我还有读海德格尔的著作时记的笔记——我有大量的笔记呢!———这些笔记比我记的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笔记更为重要。我在哲学方面的整个发展变化都是由阅读海德格尔著作决定的……如果我没有读过海德格尔的著作,我就不会读尼采的著作……但是只读尼采的著作,对我来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而把尼采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那就是一种哲学冲击!”[2] 让我们来分析福柯提到的“把尼采和海德格尔联系起来,那就是一种哲学冲击”。如果要讲尼采和海德格尔之间的联系,“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在战后的法国(与尼采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学源泉结合在一起)很受欢迎,于是在一种令人惊异的歪曲中,海德格尔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上的教父。”[3]可以这样说,他们站在新旧哲学的转折点上,最早对传统形而上学发起批判。“最先对哲学发起后现代批判的是尼采、海德格尔……其中尤其是尼采对西方哲学的攻击,以及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引发了许多理论家对哲学和社会理论之基本框架和深层假设的诘难。”[4]正是尼采和海德格尔这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新的哲学思考方式给了福柯哲学的震荡。 海德格尔的术语中从未出现过主体的概念。他对主体性的批判是发生在“存在”和“存在者”的分析当中。在海德格尔看来,从苏格拉底以后的大部分哲学家,都企图在一个理性的范围内,为世界找出一个本源和基础,苏格拉底的“一般”到柏拉图的“理念”,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两千年来,追问“存在”变成了“本体”的“存在者”。“存在者”造成了对“存在”优先地位的遮蔽。“这个在不同寻常意义上隐藏不露的东西,或复又反过来沦入遮蔽状态的东西,或仅仅‘以伪装方式’显现的东西,却不是这种那种存在者,而是像前面的考察所指出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可以被遮蔽的如此之深远,乃至存在被遗忘。”[5]正是这种抽空了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以来,用“主体”作为“存在者”的现形方式。 “人作为主体居于一切事物的中心,同时一切存在者都是在主体的作用下(支配下、条件下)经对象化才被把握。……现在人占据了一切事物之根本的位置。”[6]“人成为主体”和“世界成为图像”海德格尔分析是同一个过程,“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7]也就是说,人将自身设定为主体和人将世界图像化的技术滥用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海德格尔不满意于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就已经开始了的存在者“对存在的遗忘”,特别是近代以来普遍技术化和理性化的腐蚀,使得人类处身于“世界历史的贫困时代”。而这要从思维上进行清算的话,无论是价值危机还是信仰危机,还是日益扩张的技术-工业文明的不妙后果,都无不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有关。因而,海德格尔致力于摧毁西方形而上学史,呼唤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模式,以拒斥西方传统的思维模式,寻求与存在的“本真”的关系。 首先,海德格尔对先验主体的批判思路直接启发了福柯。相对于海德格尔认为“人成为主体”而奠定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观点,福柯在《词与物》中就提到过海德格尔,并且对人的分析,用了一些海德格尔的术语:譬如用先验——经验、无限——有限、我思——非思、本源的隐退与复归来分析人的永恒的二元对立。福柯认为由于“知识型”在18世纪末出现了断裂,人成为深层解释的本源而成为再现功能的“主体”,人只不过是因这种再现的需要而出现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宣告人一旦在未来失去再现的深层解释的功用,就会发生“人之死”的结局。 其次,福柯的权力对“主体”的塑造分析和海德格尔分析近代以来技术和“主体”的相辅相成也颇为相似。海德格尔认为是一种技术的思维方式遮蔽了人对本真的存在理解,技术造成了人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人反而被异化为技术的手段而技术的自在自为反而成了目的,人成为异乡人而无家无根。福柯要分析“此时此刻我们是谁?”,福柯如是进行的:“也许在今天,我们的目标不是去发现我们是什么,而是去拒绝我们所是。我们得设想并逐渐建立我们可能所是的,以摆脱这种政治的‘双重枷锁’,即现代权力结构的个体化和整体化的同时并行。……我们必须通过反抗这种强加于我们头上好几个世纪的个体性,来推动新的主体性形式的产生。”[8]277福柯的“此时此刻我们是谁”的历史本体论分析,就是要揭示权力对主体的精神哄骗和身体、性等的塑造和规训的真相;就是要揭示知识怎样和权力合谋,以一种“求真意志”的形式允诺真理的公平和合理,将身体经验编码为非理性的东西让其缄默无语。所以,相对于“权力理论家”的称谓,福柯澄清:“我研究的中心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我的写作讨论了三种把人转变为主体对客体化方式。”[8]267-268关注权力、知识把人伪主体化,实质上是客体化的三种形式(知识主体;权力主体;欲望主体)的历史过程就是福柯总结的一直以来的写作和研究的目的。 二、对梅洛·庞蒂的“身体灵性化”扬弃和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吸纳 但是,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福柯的决定性的影响并没有引出福柯对身体这个主题的出现。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肉身存在和有生命的人的存在,都不是能够让此在的存在样态正面地呈现的存在者。“《存在与时间》中的此在现象学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海德格尔并未正面处理肉身主体与此在的关系”,“肉身现象或肉身存在一般亦没有得到适当的存在论说明”。[9]可以说,福柯先期阅读海德格尔,给福柯带来了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思考人的本真,拒斥主体模式的新启发,但身体这一语汇进入福柯的视域与福柯对尼采和梅洛·庞蒂的影响有关。 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知觉现象学》的一年多时间里,身为学生的福柯没有间断过每一次课。“在萨特的同事梅洛·庞蒂指导下研究了探讨心身问题的种种方法,这期间无疑了解了梅洛·庞蒂这一著名观点,即真实的主体并非意识本身,而是‘存在、或通过一具肉体存有于这个世界’。”[10]我们知道,梅洛·庞蒂对身体概念的提出对传统的身心二分的笛卡儿主义是一种对立,可以说,在反笛卡儿主义的历程中,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凸显出了在海德格尔此在分析论中已经隐含的身体哲学。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实际上暗含着身心统一结构,原始经验或体验在其间居于核心地位:他关于工具的上手、在手性质的描述、关于现身和领会的描述都隐含着某种身体哲学的东西。”[11]169梅洛·庞蒂的身体哲学直接提出“身体”概念对意识、主体概念的对立。 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对身体的理解是“身体的灵性化”和“心灵的物化”,这里有试图克服身心二元对立分裂的模式的企图。梅洛·庞蒂的贡献就在于“克服纯粹意识和纯粹事物的指向,把一切都归于某种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元素’,即‘肉’。‘肉’闪耀着感性光辉,但却带着心灵(精神)物化和身体(物体)灵化双重性”[11]58可以这样认为,在法国发生的反笛卡儿主体意识哲学的整个社会思潮中,福柯注意到了梅洛·庞蒂开创的新方向,但相对于梅洛·庞蒂身体概念中灵性化的倾向,福柯更易于直接向尼采获取身体概念向理性化本质化形而上学的攻击的原动力。福柯对尼采身体概念的解读,完全抛却了身体概念中的意识残余,像尼采一样,从身体的生理学、种族学、血统学等完全身体物质性的角度来认识身体的。 在尼采那里,身体首先是作为对意识的绝对对立而出现的。尼采对人的定义中,身体和动物性取代了形而上学中理性的位置,尼采认为我们处于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了,“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12]。在尼采那里,没有灵魂和意识的一丁点假设,一切的真理、道德、理智、善恶,都要从身体出发来解释,要从身体出发获得意义。 另外,尼采的身体概念和权力意志是等同的。“动物性是身体化的,也就是说,它是充溢着压倒性的冲动的身体,身体这个词指的是在所有冲动、驱力和激情都有生命意志,因为动物性的生存仅仅是身体化的,它就是权力意志。”[13]尼采是从有机的生命躯体来认识人的身体的,认为任何物种的身体都是由一个共同的营养模式连续起来的诸多力量,这些力量之间的永恒运动、斗争、变化过程形成此物种和彼物种的存在样式。总体说来,作为主导力量的生命体的权力意志,是物种有机体自身的诸多力量和其它物种力量关系的内驱力。“对所有有机生命、机体或身体(从变形虫到人类)来说,权力意志是基点……权力意志是一种指向‘扩大再生产’的内驱力,身体则为它所控制,在这一极具功能性的模式中,身体既是动原又是结构,就其驱动再生产而论,它是动原;就其被再生产而论,则是结构。”[14] 这样,身体由权力意志的基本冲动所驱使, 身体是所有事件的来源和历史的痕迹。我们对“主体”、“真理”和逻辑范畴的信念就不具有客观效力,因为所有的事件不过是身体和其他外部身体之间的斗争,或是身体内部斗争着的实体(器官、结构、价值)之间的力量关系。主体是身体“表面”以多样性为特征貌似真实公允的统一体。我们信任主体的原因是源于我们的视角,即这样的信念有助于人体的扩大再生产,而历史的真实就是身体有机体这样生物界的扩大再生产。 我们追溯了福柯在法国整个反主体哲学的浪潮中的思路历程,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主体的冲击引起福柯对主体哲学现代困境的关注,到福柯受梅洛·庞蒂启发,注意身体对主体的反动,但福柯真正完善对身体的现代遭遇的分析和思考,则是从尼采生物学的身体概念出发,认为自我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主体,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不过是身体被扩大再生产的过程。身体和拥有身体的自我都是社会的构建物。 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中提出身体的概念并且直接吸取了尼采关于身体是历史的媒介和形成物,身体也是在历史中被锻造的观点。考察历史处境中话语和权力对身体的塑造,就是福柯对主体的解密和曝光。这样,福柯就完成了扬弃身心二元论走向身体一元论的哲学观,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了身体和主体的紧张对立,身体从意识中完全剥离出来,跨越梅洛·庞蒂身体灵性化还原到尼采式的生物学的物质性,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由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再到尼采,这个思路过程是连贯起来的,但福柯在后期提出生命美学,又出现尼采主题式的物化身体向梅洛·庞蒂主题的灵化身体的反复。这说明,身体本身就是复杂的现象,唯物化和唯灵化都会化约这种复杂性。 参考文献: [1]夏光.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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