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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里，这门学科曾经历过多次严峻的挑战，因而，它时常使得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们对其存在方式和合法性发生怀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比较文学逐步进入东方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并迅速地在那里得到长足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门学科依然受到来自其它学科领域的挑战，因而导致人们对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感到忧心忡忡。确实，在我们这个领域内，已经有学者对比较文学所受到的挑战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些学者认为，面对各种后现代理论以及近几年来异军突起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挑战，比较文学的末日已经来临；另一些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比较文学的范围正在扩大，其疆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它的作用和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逐步被比较文化和文化研究所取代；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不甚确定，它的学科地位势必被一般的文学研究所取代。如此等等。但我认为，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对比较文学形成的最强有力的挑战主要来自文化研究。[1]由于我本人也和我的一些西方学术同行一样，同时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因而，本文旨在从这两门学科领域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之角度入手，着重考察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和相通性，进而消解这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的二元对立关系。 文化研究将取代比较文学研究吗？ “全球化”进入中国已经为事实所证明，它正在从经济和金融界迅速扩展到文化界。毫无疑问，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毫不奇怪，传统的经典文学研究也正在受到大众文化甚至消费文化之崛起的挑战，这就使得文学和文化市场变得日益萎缩。显然，作为一种目前在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支学科和跨学科学术话语，文化研究的研究特色是从理论阐释和分析批判的视角来研究当代大众文化及其产品——通俗文学。文化研究学者尽管有不少本来是从事文学研究的，但此时也大都力图去发掘那些长期被压抑的边缘话语力量，因此他们很少关注精英文化及其产品——文学。一方面，传统意义的“文学”(literature)之概念正在毫无节制地扩大，以致于竟然把那些非精英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了进来，文学经典的合法地位正在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研究之领地则不断地萎缩。就英语文学界而言，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由于英联邦或后殖民地写作的冲击而变得日益“混杂”和不纯。文学研究话语中充满了从其它学科借来的各种文化概念和理论术语，文学理论再也不像过去那么“纯净”了，它正在被更为包容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所取代，[2]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言，干脆就统称为“理论”。[3] 实际上，关于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及其走向，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下半叶就作出预测了，正如拉尔夫·科恩10多年前所总结的，理论在当前以及新近显示出的发展方向并不能按照传统的模式来把握和洞察，“有四种理论变革的形式可用来解释理论的走向：1.政治运动和文学理论的修正；2.包容解构的实践，而摈弃解构的目的；3.非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文学理论本身的拓展；4.寻求新的东西，重新界定旧的东西，从而使得理论书写令人愉悦。”[4]如果我们认为批评理论已经从本质上修正并扩展了文学理论的话，那么文化研究则肯定是把文学研究的领域缩小了。实际上，大多数文化研究者们所热衷于探讨的是除去经典文学现象以外的任何东西，如摇滚乐、发型、同性恋、怪异等，即使他们偶尔也以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但只是将其当作可在一个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分析的众多研究材料之一种，其目的并不在于丰富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基于传统立场的比较文学学者便对当前这一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之境地忧心忡忡，他们甚至预言，鉴于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大，比较文学总有一天会消亡，或者干脆被文化研究大潮吞没。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我本人近10多年来一直以比较文学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但同时也积极地介入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争鸣，和文学的文化研究及批评理论的探讨，我对目前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对峙深表理解，但我认为，这样的一种人为造成的对立是不会持久的，也许我们可以思考出一些可以应对的策略。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当今中国的文化和文学情势，以便提出我们相应的对策。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入中国，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传播媒介的无所不及的渗透性均对严肃文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客观上为大众文化的普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面对大众文化的挑战，一些严肃的学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并从理论的视角对各种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现象进行阐释和分析。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研究。毫无疑问，大众文化的崛起对经典文学及其研究形成了有力的挑战，作为一门以已有定评的经典文学和世界文学为主要对象的比较文学，自然也不可能免除大众文化以及对之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主要来自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和理论思潮，因而一些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竟然怀疑起中西比较文学的存在价值。为了对这些悲观的观点和无所作为的观点予以回应，我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文化研究一定要与比较文学形成一种对立关系吗？如果答案并非否定的，那么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 首先，我们应对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之准确概念有所把握。确实应该承认，当今的文化研究越来越远离经典文学及其伟大的传统，它容纳了以后殖民及流亡文学为对象的种族研究，以女性的性别政治和文化为对象的性别研究，以对某一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及文化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考察研究为主的区域研究，和以当代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为对象的传媒研究。但不容我们回避，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方法始自英国的文学研究，或更为确切地说，来自利维斯式的精英文化和文学研究，后来的文化研究正是走出了利维斯主义的狭隘精英意识后才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少文学研究者就对早期的文化研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他们自觉地扩大了日益变得狭窄的文学研究领域，把文学现象放在一个广阔的跨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研究，他们的这种尝试实际上并没有损害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反而使日益陷入危机之境地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狭隘的领地，更加焕发了勃勃生机。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门界定不完善的“亚学科”或一种超学科学术话语。从事文化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或者从某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出发来探讨文化本身的问题，或者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考察文学现象，或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切文化现象，或者干脆关注所有的大众传媒现象，等等。因而，文化研究赋予我们一种开放的多元的视角，它应该对其它研究领域采取一种宽容而非排斥的态度。如果我们承认，早期的文化研究仍然给予文学研究，或在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各种文学的比较，以相当的关注，那么当前在英语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研究则完全被诸如种族、性别、大众传媒、大众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等非文学现象所主宰，它对文学研究实行挤压和排斥策略，并且本身越来越远离文学研究。这使得不少人认为，文化研究天然就与比较文学研究呈一种对立的关系。在北美，就其学科建制而言，比较文学几乎沦落到被文化研究吞没的边缘，因而可以理解，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发出这样的担忧：在新的世纪，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我们应采取何种对策？ 我始终认为，既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从事文化研究，那么能够缩小比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文学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的语境之下，因为就其本身来说，文学也是文化的一个部分，而且与文化和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今的文化研究学者所热烈讨论的理论课题实际上大都来自文学研究；同样，许多在文化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学者都曾经是英美文学或比较文学领域内的著名学者。因此，这两种治学方法没有必要彼此排斥或相互对立，沟通和对话是有可能实现的。在这方面，已故加拿大比较文学学者和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的批评道路和治学方法实际上已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5]因此，他应当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先驱者之一。同样的例子也可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爱德华·赛义德和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学术道路和著述中见出，他/她们不仅被公认为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学者，同时也对当代文化研究的勃兴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实际上，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疆界已变得日益模糊起来，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已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几乎难以断定，詹姆逊究竟是一个比较文学学者还是一位文化研究大师，其原因恰在于他的那些具有跨学科意义的著述早已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就我自己的治学道路而言，也可以用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来加以概括，也就是说，我一方面从文化和理论的视角出发来研究文学现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参照文学文本来分析文化现象。因此我的结论便是：文化研究是不可能取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它只能与后者形成共存和互补的关系，以便从新的理论视角和以新的方法论来改进并充实后者。 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向何处去？ 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所从事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情况。毫无疑问，我们也不应当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长期以来，在比较文学学科内，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曾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东方文化和文学的价值得到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承认。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初是由欧洲人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标榜欧洲文化之于东方文化的优越性，后来由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日益强大，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才改头换面成为西方中心主义，但依然试图主宰并重构东方文化。不少西方的有识之士，如斯宾格勒和赛义德等，都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这种“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予以了严厉的批判。比较文学学者自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目前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的荷兰学者杜威·佛克马也许是欧洲比较文学学者中最早对文化相对主义之内涵提出修正的，他所参照的是中国文化和文学，通过修正，以达到使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都认可文化相对主义的目的。正如他所正确指出的，“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认为欧洲文明具有优越性的老的观念相比肯定是前进了一步。路斯·本尼迪克特强调‘对文化相对性的认可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价值’，诸如对他者的宽容，同样也是有效的生活范型。”[7]佛克马在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他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以及在中国各主要大学发表的关于中西比较文学方面的演讲，都证明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吸纳、认可和赞赏态度，他和不少西方汉学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即中国文化和文学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历史和遗产，但后来在很长一段时期被故意边缘化了。到了20世纪，国门的大开，中国文化和文学受到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这倒使我们很容易从接受与影响的角度来进行中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东方文化和文学的崛起，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传统的文化，中国文化及其文学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日益走向世界。[8]中国的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同行的瞩目。所以，尽管中西比较文学现在仍处于困难的境地，但它必将有一个美好的前景。我认为，当前中西比较文学遇到的困难在于，仍有一些中国学者有意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敢或不愿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对话和交流，或者更具体地说，甚至不愿与西方汉学界的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他们划地为牢，把自己局限于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狭窄领地，自认为其研究成果是世界一流的。试问，这样封闭做出来的学问未经比较和考察，也未得到国际同行按照一定的评估标准的认可，怎么能断然宣称是具有创新性的呢？这样去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如何才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就呢？当然，有时针对外来影响采取一种民族主义的立场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是将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推向不恰当的极致，就有可能重新在东西方之间造成对立。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 长期以来，国内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一直认为，19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自满自足、很少受到外来影响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也许他们会由此而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作比较研究。我认为，这样的结论至少是武断的，因为他们忽视了比较文学的另一个方面，也即以平行比较分析彼此间并无事实上影响的两种文化传统的文学，在主题、人物形象、叙事风格以及审美特征等方面的相通之处和差异的平行研究，以及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思想表现领域的平行关系。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趋同现象出现，平行比较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就更为重要了，而且这样做有利于探索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又可经改造后用于解释东方和其它地区的文学现象的共同诗学或阐释理论。确实，有些西方批评理论，如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叙事学等，经过中国文学接受者的创造性转化后恰到好处地运用于中国文学现象的分析研究，从而使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9]鸦片战争和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使得中国逐步打开大门向全世界开放，这时大量西方学术理论思潮和文化概念蜂拥进入中国，导致了中国文学写作和理论批评话语的“被殖民”和西化。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确实受到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因而有学者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的翻译文学，因为翻译文学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已渗透到作家的创作意识和写作话语中，而且它本身也自成一体，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化景观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学者干脆认为，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自1919年以来就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声音，因而患了“失语症”。[10]假如说这一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什么又要我们去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呢？这些学者实际上忽视了另一个不争之事实：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是相互的。在这段时期，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西方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关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不难找到中国城或中国人聚居地或者中国餐馆。由此看来，从事中西比较文学照样可以从两条路径着手。 显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之下，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已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对国内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他们不厌其烦地收集资料，著书立说，试图向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教学和译介研究之现状。毫无疑问，他们的努力弥合了由来已久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造成的文化隔膜。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大大胜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西方文化关系方面事实上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正如季羡林先生在为《东学西渐》丛书作的“序”中所正确指出的，“中国人不但能‘拿来’，也能‘送去’。在历史上的‘送去’，可能是无意识的。但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既然西方人不肯来拿，我们只好送去了。想要上纲上线的话，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送给世界各国人民，使全世界共此凉热。”[11]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历史上中西文化的偶然接触和碰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互动和互相阐发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意识地、系统地向西方乃至全世界介绍国内学者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优秀成果，以填补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存在的巨大鸿沟。 我们不可否认，在向世人传播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西方的汉学家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就西方的汉学研究之现状而言，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十分突出的事实，即在近几年里，已经有数百名华裔学者占据了欧美主要高校的比较文学和东亚研究系的课堂，他们以其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和多学科的深厚造诣，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西方汉学的本质特征，引进了一些新思想和新方法。确实，在国内某些思想保守的学者看来，大面积地译介西学有可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被殖民”，并导致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丧失，但是面对西方汉学界出现的更新气象，我们是否可以断言，西方文化也被我们“殖民”了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在国际文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任何文化若要对其它文化施加一定的影响，或要使自身革新，它就不得不失去一些东西，这样才能找到与他种文化进行交流或对话并对后者进行渗透乃至影响的切入点。也就是说，在向另一种文化族群的人们介绍自己文化时，我们应当找到一个能使那一族群的人接受我们文化的有效方式。毫无疑问，这一中介就是语言。既然英语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语言，那么用西方的语言或者批评理论话语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就不应当被看作是文化上的“殖民化”，因为我们和不同国家的学者进行交流，不可能使用不同的语言，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于英语这一世界性的语言来达到交流的目的。在我看来，对于汉学来说，与传统的中国国学进行交流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只有这样，汉学才能取得更为重大的成就并得到中国国内学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专治传统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也应该尊重汉学家们经过辛勤劳动而取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们那种不遗余力到处搜集第一手资料和自觉地将新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研究的精神，是不少国内学者所不及的。虽然在吸收了西学之后，中国文化再也不那么“纯洁”了，但是要想使中国文化为世人所知进而达到“全球化”的境地，这种不纯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丧失”。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世界各国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到这样的发展：首先，越来越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全世界广为传播，其中有些作品已进入大学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其次，西方的汉学家在译介和传播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也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再者，越来越多的西方学子不远千万里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艺术。应该承认，这三种因素都是不可缺少的，缺少任何一种恐怕都难以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乃至全世界的传播。由此可见，对我们来说，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中西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 现在让我们关注一下比较文学学科本身，以及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之影响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未来前景。尽管仍有一些学者对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未来前景持怀疑态度，但我始终认为，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越来越积极地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引起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有相当一部分观点保守的人文学者确实认为，全球化只不过是把美国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以便使各民族的文化趋同成为一个模式。在这些学者看来，为了抵制西方的文化入侵和渗透，我们也应当抵制全球化时代产生于英语文学界的文化研究的侵入，否则中国文化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身份。他们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如前所说，文化上的渗透历来就是互相的，它往往有着双向的发展轨迹，因此不存在所谓单向的影响和被动的接受影响。一种文化在接受他种文化影响的时候，往往从主体接受的角度对后者进行选择和改造，因而最后出现的只是第三者：两种文化相互碰撞和交融产生的一个变体。探讨这种变体的产生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意义自然也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时期，我权且称其为“全球化”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人文知识分子和文化批评者都感到一种压力和挑战，尽管这一时期的无序状态曾一度使我们感到困惑。但目前，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就是中国文化已开始日益受到国际文化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和作家、艺术家却又领略到了全球化时代的严酷的市场经济法则的“威慑”。面对跨国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专事中西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学者似乎无法正视这样一种两难：既然一切批评的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在这一“被殖民的”的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还能有何建树？中西比较文学究竟有无前途？我们如何才能克服中国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建立自己的批评话语？我认为，在使中国文学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与之对话，并不时地向西方学者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辉煌遗产，使之在与我们的对话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迪，这样我们的目的才能达到。[12] 在全球化的时代从事中西比较文学，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有两个逻辑起点：在经济上，西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中国社会，但在文化上，我们的传统文化机制仍很强大，如果我们借用“全球化”这一策略来大力弘扬中国文化和美学精神，那么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只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影响，而是积极地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以便发出中国的声音。从最近比较文学界出现的中心东移的趋势就不难看出这一征兆：“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中国的举行以及国际文学理论学会在中国的成立，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16届年会在南非的举行和第17届年会将于2003年在中国香港的举行，以及日本学者川本皓嗣当选为国际比协主席，等等，这一切都说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包括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由此可见，在全球化的时代，中西比较文学并没有萎缩，而是有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它要担负起的历史重任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承担的。对此我始终抱有乐观的信念。 注： [1]关于这二者之间现存的对立状态和可能的沟通和对话，参阅我在第16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比勒陀利亚，2000年8月)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对立还是对话？》(Comparative Literature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2]参阅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北京，2000年7月)上的主题发言，《文学研究将在大学的全球化和新的电信主宰下存活吗？》(Will Literary Study Survive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New Regime ofTelecommunications？)。 [3]参阅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纽约伊萨卡：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8页。 [4]参阅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LiteraryTheory)“导论”，伦敦和纽约：路特利支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5]参见拙作《诺思洛普·弗莱与文化研究》(Northrop Frye and Cultural Studies)，载京·奥格拉迪和王宁主编的《弗莱研究的新方向》(NewDirections ofNorthropFrye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6]尽管詹姆逊的公开职务是杜克大学文学系主任、法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但他的著述主要论述的却是批评理论，甚至涉及建筑、电影艺术和大众文化。他的这种治学方法实际上树立了弥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之差异的典范。 [7]杜威·佛克马：《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诸论题》(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Lit-erature)，加尔各答1987年，第1页。 [8]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译介，参阅季羡林和王宁主编的《东学西渐》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套丛书共有7种。 [9]参阅陈厚诚和王宁主编的《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10]持这一观点者以曹顺庆为代表，参阅他的论文《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第213—227页。 [11]参见季羡林为《东学西渐》丛书撰写的“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2]实际上，正如佛克马所真诚地指出的，200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不仅使中国和西方的学者有机会进行接触和对话，同时也使彼此排斥的一些欧美学者有幸走到一起进行交流和对话。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