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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互文性( intertexuality)从兴起至今虽然只有近五十年的时间，却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界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之一。作为一种新的文本阐释理论和手法，互文性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 互文性理论的诞生与发展 法国当代文艺理论家克里斯蒂娃20世纪60年代在论文《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封闭的文本》和《文本的结构化问题》中首次使用互文性一词。其后，互文性逐渐成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主要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关系，因此也被称为文本间性。虽然每个文本都具有复杂性(complex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做一个独立存在，但任何一个文本都不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任何一个文本的意义都须要依赖其他文本的意义阐释。 克里斯蒂娃在这三篇论文中不仅发明、定义并使用术语互文性，首次向西方批评界介绍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指出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对互文性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深入探讨文本、文本阐释理论和互文性生成等问题。克里斯蒂娃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由引文组成的，像马赛克一样，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变形。英美学术界第一部介绍互文性理论的专著《互文性》(Intertexuality)的作者格雷厄姆·艾伦(Gra-ham Allen)认为，“在我看来，与其说互文性概念源自巴赫金的作品，毋宁说巴赫金本人即是一位重要的互文性理论家”(王瑾2006： 6)。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理论( 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强调，“在文学的狂欢化中，喧闹的方言俗语、各种形式的插科打诨，造就了一个拥挤杂乱的互话语( inter-discursivity)空间”(王瑾2006： 23)。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认为文学研究不能脱离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学与文化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开放促进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文本的阐释、文本之间关系、文本解读、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克里斯蒂娃将索绪尔有关符号的能指、所指引入文本之间关系的研究中，认为一个文学文本可以看成一个能指或一个语词(符号)，文学文本表达的对象和语词表达的对象就成为符号体系中的所指。一个语词或符号的意义必须依赖其他语词或符号的意义才能建立，因而语词存在于一个庞大的语词网络中，一个语词与其他语词互相交织在一起。文学文本像语词一样，巨大的文本网络由从古至今所有的文本构成，文本与文本交汇在一起，任何文本的意义生成都必须依赖其他文本的意义。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对前文本和周围文本的否定后建立起来的。 1968年法国原样派杂志《原样》出版的整体论文集《整体理论》正式推出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德里达、福柯、巴特、索莱尔斯和克里斯蒂娃等原样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撰写的论文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静态研究方法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对结构主义者所持的文学文本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语言实体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文本的开放性以及文本意义的延异性推翻了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座形而上学大厦，而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互文本则意味着可以从更大的空间和更广的范围来研究文学文本的特性。在克里斯蒂娃解析符号学的视野中，具备开放性质的文本是符号学的研究对象。由于文本中暗含与其他文本的关系和主体人的种种欲动，因而不可能像结构主义描述的那样具有封闭性。文本实际上就是意指的实践，意义永不终结(孙秀丽2009： 146)。索莱尔斯的“文本写作”观认为，自从人类开始写作活动以来，世界上只有一本书，这是一本永远无法写完的、唯一的、全人类共同生产出来的“超大文本”，任何一个所谓独立的、具体的文本都只能成为这个“超大文本”的一部分。原样派所持的这种写作观将一个文本置于众多文本的交汇处，对文本的解读过程成为文本意义的“增值”过程，文本的多义性使得逻各斯中心主义所赋予文本意义的中心性和权威性不攻自破。作者生产完一部作品(文本)之后，文本意义的生成取决于解读者对文本潜在意义进行挖掘的能力，与作者无关了，作者的中心地位彻底丧失了；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与其他文本的混合，作者的重要性只在于为文本间的相互反射、交织、否定和整合提供机会和可能性，文本间互文性特征和功能的实现要靠读者来完成。 巴特的“作者之死”的观点摧毁了作者的权威性和作品的独创性的观念，从而完全消解了作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他并针对克里斯蒂娃的“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提出了“可读的文本”与“可写的文本”。具有现实性和自足性特征且关系明确的、意义可以解读的可读性文本使读者成为文本的消费者，而具有动态变化特征的可写性文本使读者参与到文本的重写、再生产过程中，成为文本的生产者和写作者。巴特的互文性理论更加注重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和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 哈罗德·布鲁姆一反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人视互文关系为匿名的引用和静态吸收的观点，赋予互文性独特的动态意义，他的“诗学误读”理论(也称为“逆反批评”或“焦虑法则”〈antitheticcriticism〉)主要侧重于单个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传统观念中的“正读”注重对作者赋予文本的意义的挖掘，文本的客体化内容及表现特征和手法成为“正读”的主要内容。“误读”强调读者创造性的阅读方式。在《影响的焦虑》中，布鲁姆说，“诗的影响，当它牵涉到两个强悍的、真正的诗人时，总是通过对前辈诗人的一种误读发生的。它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事实上必然是一种误释”(王先霈王又平2006： 558)。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等原样派代表人物将互文性主要总结为匿名的引用和静态的吸收，而布鲁姆则认为后来的作者与其前驱者之间形成一种对抗关系，后来者怀着敬畏、焦虑和恐惧的心理仰视前驱者的诗歌。他提出6种“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ns)对前辈作品进行创造性的误读，目的在于“象征性地、仪式性地杀死前驱，为自己的创造想象力开辟空间”(王瑾2006： 73)。布鲁姆强调诗歌文本的互文性结构特点，认为无数的文本原本来自同一个伟大的前驱者，因而在阐释和研究特定的诗歌文本时必须进入前驱者的经典传统中，了解和掌握经典传统被后来者赋予的改造和变形。 德里达的“延异说”是他对互文性理论的最大贡献。他指出文学文本处于一种不断的模仿中。德里达创造出术语“延异”，目的是描述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在意指过程中的属性——形成差异、散播和推延。在他看来，文本的互文性特征是由两方面决定的：由于符号的意义是由此符号和彼符号的差异决定的，而意义既要屈从于差异，又同时处于复杂的关系之中；任何一个文本、段落、句子和语词都是能指，都交织在与其他文本、段落、句子和语词能指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其能指和所指互相指涉，其意义互相依赖和影响。所以，所有的文本都具有互文性的特征，后来者对前驱者和同代人的文本所持的任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所作的任何阐释、引用和改写等行为都带有其他文本的踪迹。 德·曼的语言修辞性的理论和米勒的寄生与寄主理论同德里达的“延异说”一样，都是从解构方向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理论；热奈特的跨文本性(transtexuality)、里法泰尔的阅读理论及孔帕尼翁的引文理论则从诗学方向进一步发展了互文性理论。德·曼的语言修辞性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在本质上是修辞性的，修辞性的本质是由一个符号的意义遮盖、转移或代替另一个符号的意义(如隐喻中的喻旨和喻体)。修辞性使一个语词指涉另一个或几个语词，一个文本指涉另一个或几个文本，语言符号的这种自我结构性和互相指涉性便呈现出典型的互文性特征。米勒的寄生与寄主理论用寄生物和寄主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后文本和前文本之间的关系。从寄主和寄生物的关系来看，一个后文本是一个寄生物，一个前文本是一个寄主，而这个作为寄主的前文本还要寄生于它之前的前文本。这样，文本与文本之间互为寄主与寄生物，文本之间形成以寄生关系而存在的连锁关系。这种连锁关系似乎比互相指涉的关系更具有互文性的特征。热奈特的跨文本性分为5类，其中第一类即是互文性。 2 从互文性看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 西方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后现代，互文性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签。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性别、人类学、种族、电影理论、社会学、城市研究、公共政策、大众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等领域。自从20世纪90年代介绍到国内到现在，文化研究已成为具有异常活力和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文化研究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格局，把文学研究放在文化的整体视野中。作为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阐释理论，互文性将研究重心从作者-作品-传统转向文本-话语-文化。互文性术语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在理论上肯定了模仿和引用等描述文本之间关系的传统手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陈太胜2008： 269) 在谈到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时，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陈太胜2008： 269)。的确，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方法和视角。文学与文化之间，正如互文本之间的关系一样，存在着互相指涉、互相影响和互为反射的关系，并交织、交汇在一起。文化研究宽泛的研究范围和对于电影、电视以及种种其他形式的大众文化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经典的研究注入活力，并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但文化研究中出现的全面质疑和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倾向使布鲁姆深感悲哀。让布鲁姆不能接受的是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学作品所作的政治化阐释，而对文本的原创性、独特性和复杂性则不予理睬。 3 结束语 互文性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不仅丰富了文学研究理论，拓宽了文学研究视野，使文学研究从以往的作者-作品-传统这一传统的三元结构转向文本-话语-文化这一新的三元结构。文化研究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格局，为文学研究者开拓了研究思路，文学研究者开始从文化的整体视野而不仅仅是纯文学角度研究文学。因此，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互文性”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文本能够离开其他文本而独立存在，此文本与其他文本、现在的文本与过去的文本一起形成一个大的文本网络，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文学研究者不应简单阐释一个已经存在的文本，而是须要分析和解读由众多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互文本组成的文本网络。因此，互文性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和突破口。 参考文献 陈太胜.西方文论研究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 2003(1). 保尔·德·曼.阅读的寓言[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6.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胡 慧.从互文性看文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J].学术界， 2006(5). 孙秀丽.符号实践的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研究[J].外语学刊， 2009(1). 王先霈 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王 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殷企平.谈互文性[J].外国文学评论， 1991(2). 原载：外语学刊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