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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宣传造势，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部电视电影《罪恶之家》在文艺青年中以口碑相传，网络评分8.6分，仿佛平地惊雷炸出来的“神剧”。 事实上，《罪恶之家》属于英国广播公司推出的“20世纪文学经典季”，包括4部改编自上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电视电影，分别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罗西与苹果酒》、《信使》和《罪恶之家》。与其就神剧论神剧，不如说，支撑在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学书写更耐人寻味。 “20世纪文学经典”是一个颇有内涵的定义，“20世纪”这个定语，指涉小说创作的年代和故事背景，20世纪的语境，本身也构成了经典的一部分。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谈峥指出，这4部作品在诞生之初，都曾是卖到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它们聚焦的都是一战前后的英国社会生活，关注当时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剧变的外部环境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从不同角度各自落下的坐标，勾连出一条贯穿20世纪英国世情的脉络。 这些作品里，傲然于时间而不褪色的是其中的爱情主题，爱情，永远是人们进入一部经典作品最容易的路径。但爱情难以承受的阶层之沉重，才让这些作品脱离了通俗小说进入经典行列，谈峥分析：“它们涉及到跨阶层的爱情，其实阶层问题在英国长期存在且从未缓解。《唐顿庄园》的火爆，也反映了英国人近年来对这一话题的关注。” 在这个意义上，英国主流媒体在今天把这些文本重新带回大众的视野，未尝不是对“英国性”和“英国国家身份”复杂的认知，并透露出欲说还休的社会文化心态。外部世界的规则剧变，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何应对？在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中，金钱对道德的侵蚀，衰败的文化对活生生的人性的碾压，对于一个永无乡式的精神田园的渴望——这些既是小说中记录的历史，也是当下的困境。 《罪恶之家》里，上帝般全知全能的探长对薄情的一家人说“要怜悯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女子”；查泰莱夫人毫不犹豫地把爱给了守林人；《信使》的最后，老去的女主角传给孙子的口信，还是一个爱字。于是，对经典的回访，对困境的观照，终是落在爱的布道中——爱是悲剧的开始，也是抵抗悲剧的唯一堤坝。肯定是避重就轻了，不过，大概也没别的办法。 《卫报》影评人把《罪恶之家》台词中女工的名字换成最近遇难的3岁叙利亚小难民，竟完全适用。这种对普遍的人性与社会责任感的追问，让它能穿越百年。 普里斯特利在1944年创作的剧本《罪恶之家》，被称为“去伦敦西区必看的三大著名话剧”之一。戏剧底本太过优秀，不仅在剧场常演不衰，这次改编的4部电视电影，也是它口碑最好。1944年的戏，写的是1912年的事，放在2015年看，除了时代背景，没有任何过时的迹象，因为它所追问的“在发达资本的环境里，道德往何处安置”，总能触到观众的切肤之痛。 一具女尸，一个警探，一屋子的嫌疑人。这是悬疑剧的标准配置，在固定的时间地点密集地铺展情节。故事发生在1912年4月的一个夜晚，一座新兴的工业城镇中，富有的博令一家正围坐在餐桌前，庆祝女儿的订婚，不想突然有一位探长深夜到访。曾在博令工厂工作的一个女工自杀了，而根据她留下的一本日记，探长开始对博令一家逐一盘问。 随着剧情展开，《罪恶之家》和常规悬疑剧的差别逐渐拉开。全剧最令人心惊的，不是揭秘“谁是凶手”，而是在真相背后的社会寓意。博令一家对于女工的行为皆从个人利益出发，每个人对女工或无心或有理的倾轧，环环相衔，最终将这个弱势女子逼入死亡的绝境。1912年，英国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积累和大资本的垄断合并，处于空前繁荣的盛景中，但这恰恰也是风暴前夕。探长的来访揭开风暴一角，触及钢筋水泥的帝国大厦之下资本逻辑的根基，剥洋葱般解析社会层级和人性，从根本上质疑了发达资本社会中的道德秩序和伦理。 谈峥指出，当下的英国社会中，贵族/平民、资本家/劳工这样传统的阶层界限已不再分明，但这个问题只是被遮掩却没有被解决。剧中表现的阶层矛盾，对应着当下的贫富差距、男女不等、种族歧视、地域差异、特权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利益冲突等等。《卫报》影评人把台词中女工的名字换成最近遇难的3岁叙利亚小难民，竟完全适用。这种对普遍的人性与社会责任感的追问，让它能穿越百年。 林语堂看得清楚：《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 不算太意外，这次改编的四部作品中，《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风评最差。劳伦斯的这部小说，已然成为众多导演的滑铁卢，改编版本众多，没一部得到肯定，总是不能幸免地流于“男版灰姑娘”或“长发公主遇上人猿泰山”的言情套路。地位不对等的恋人和不能实现的爱情，是最能引发移情效果的主题，因为对大众来说，关隘重重的爱情总是比“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更动人。可如果只有傻白甜的爱情，那是八点档的低俗小说，不成惊世骇俗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劳伦斯的这本小说自1928年在地下出版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作为“情色小说”看待。1960年，未删节的全本终于出版时，法庭对该书“淫秽”内容进行的审判，成为轰动英国的公众事件，包括E.M.福斯特、理查德·霍加特等知名文化学者的评审团最终判定小说无罪。劳伦斯在英国社会掀起的千层浪，并不在于他写了多惊世骇俗的情爱段落，比男欢女爱更危险的，是小说中对个体异化的关注，对理性思维和科学主义的反思，更直白地说，它把现代文明放在了人性的对立面。“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也就不拿它当悲剧了。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劳伦斯在一开头道出了一战刚刚结束的背景，小说中那个从战场上“支离破碎”地回来、下身瘫痪的查泰莱男爵成为一个象征，象征战争给英国人带来的创伤，他的多重身份更是承载着作者的讽喻——一个过气的贵族，一个玩弄辞藻的文人，一个无情的矿场主。而住在森林中，想过隐居生活的猎场看守梅勒斯则与男爵截然相反，他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真挚的感情，代表了人性中质朴、自然的一面。查泰莱夫人最终的选择，也表明了劳伦斯的立场：返归自然，找回被工业文明扼杀的原始本性。 早在1934年，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就集中讨论过这部作品。郁达夫认为，劳伦斯在这部“一代杰作”中“把他的技巧用尽了”，“一句一行，也移动不得”。至于是否主题有涉猥亵，林语堂看得清楚：“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黄金主义，骂理智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 “乡村才是英国”，它代表了美好的自然风光，优雅、闲适的贵族气质，以及引以为傲的帝国皇族生活方式。 蒸汽时代的原点在伦敦，但英国国内存在这样一种说法：英国是分成两半的，一部分叫伦敦，另一部分叫“伦敦以外”。 在英国人的身份认同里，他们的精神家园扎根在乡村——在华兹华斯的湖区，诗人徘徊的水仙花丛中；在刘易斯教授的牛津，小爱丽丝跟着兔子掉进了树洞；在奥斯汀的乡间社区，姑娘们和达西先生喝着下午茶……三次出任英国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直接地说过，“乡村才是英国”，它代表了美好的自然风光，优雅、闲适的贵族气质，以及引以为傲的帝国皇族生活方式。 所以，出了英国，可能只有英语文学系学生会精读的《罗西与苹果酒》，在英国几乎是国民读物。这是诗人劳瑞·李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追溯他在一个英格兰小村庄里的童年。全家人迁居乡村的新鲜感，以及人们奔走相告一战结束的喜悦，共同构成了“我”幼年记忆的起点。谷仓改建的小学校、对老师恶作剧的同学、从战场上回来的舅舅们、总在斗嘴的老婆婆、树丛、鸟鸣……村子里的零星片段都被松散地连缀在一起，似乎除了“我”的成长以外，所有人物、情节之间再没有串联的轴线。人们爱这松散中的日常，优美慵懒的语言勾勒出了典型英国乡村的面貌，这既是上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是后来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们的集体想象。英国评论家理查德·戴维斯列过一份“40部经典作品以及必读的理由”，其中《罗西与苹果酒》的“必读理由”是：“这是我曾经历过的乡村童年的最好呈现。” 小说的尾声，“桃花源”的安静闲适毕竟被现代交通工具的“入侵”所打破——“巴士到处跑，城镇变得更近了。”骑摩托车的小镇青年带走了村里的姑娘，村里的青年们张望着突然开启的大千世界。蒸汽机带来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阻挡，维多利亚式的乡村成为回不去的乌托邦，《罗西与苹果酒》的诗意吟咏，是最后的田园牧歌。今天，英国人又一次面临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革，重温“苹果酒”所品咂到的，有“从前慢”的感伤，也有文化寻根的苦涩。 13岁的记录，60岁的旁白，岁月的图景在两种视野中切换，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过去是回不去的异乡，但未来所有的“果”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的“因”。 1970年，哈罗德·品特编剧，约瑟夫·罗西导演的《信使》，既官能，又隐晦，在自然主义的影像里，年轻汹涌的情欲被偏见、等级和嫉妒给掐灭了，表面莺歌燕舞，暗地兵不血刃，杀人无形。 时隔快半个世纪，哈特利的这部小说再度被改编成电影，比起上一版，这次未免老实，规矩地跟着小说走，开门见山地交代：“过去犹如异乡：那里人做事的方法很不一样。”这也是原作被视为经典的开头。年过半百的主角里奥翻看一堆陈年旧物，找到了一本13岁时写的日记，当年的文字帮他重新拼凑起那个夏天的记忆。年少时的记录带他回到1900年，世纪的起点。随着回忆展开的，是一个时代的怀旧总结，把乡村的风光、年少的懵懂、贵族的生活、战争的疮疤，包括跨越阶层的爱情，历历在目地封存在泛黄的本子里。 少年受邀去同学家过暑假，对方是大户人家，拥着一座奢华的乡间豪宅当度假别墅。作为一个早年丧父、家境拮据的穷孩子，他在那些贵族中感到格格不入，除了同学的姐姐、亲切又美貌的玛丽安。因为对玛丽安的感激，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少年心思，他充当起玛丽安和农夫泰德之间的秘密信使，傻孩子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传的其实是情书。听说玛丽安和另一位子爵已有婚约，他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无心更无意地“倒戈”向玛丽安的母亲——一个嫉妒女儿年轻美貌的歇斯底里的中年贵妇。虽然他不是直接的揭发者，但毕竟暴露了一段“不体面”的爱情，最后，泰德用沉默的死亡去维护这段没有机会见光的感情，也只有死亡能让这桩情事免于沦为声名狼藉的谈资。 “过去的人做事方法很不一样。”这句开场白要读到最后才能品味出个中苦涩。这是一个老人在凭吊他曾经不甚明白的一段青春记忆，当他有意识地看清了昔日的无意识，时光冲刷出一片悲凉。13岁的记录，60岁的旁白，岁月的图景在两种视野中切换，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玛丽安与泰德之间的深情和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贵族的没落，旧制度对人性的压抑，所有这些少年里奥无法理解的，都在回忆的重读中渐渐清晰。故地重游，当年的同学已在一战中战死，曾经明艳动人的玛丽安也成了干瘪的老寡妇，她的子爵丈夫在婚后不久就过世了。过去是回不去的异乡，但未来所有的“果”都能在过去找到对应的“因”。 结尾，老玛丽安让里奥最后再为她当一次信使，告诉她的孙子，要相信爱。这也是玛丽安要传递给里奥的，希望能弥合他童年记忆中的创伤。乍看之下有些陈词滥调，其实是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作品殊途同归的落脚点。《罪恶之家》呼吁对弱势女子怜悯仁爱，《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女主角摆脱虚伪的束缚找到真爱，《罗西与苹果酒》对田园故乡深感眷恋……最初的爱，也是最后的仪式，爱是恒久不变的抵御力量。四部作品从不同的切面串起百年前英国社会生活的巨变，分析人们在性别意识、阶级意识、劳资问题、城乡矛盾等核心问题上的冲突，以及这次冲突对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塑。 正因如此，BBC在当下重新回望一战前后的文学书写，不仅仅是一次百年纪念，相较于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狄更斯那些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名字，这些“20世纪文学经典”对于当下的英国，对于互联网所引发的一场全球性的更大的社会变革，有更为贴近的现实意义。 原载：《文汇报》2015-12-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