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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研究是以岭南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底蕴的现代学理意义上的地域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岭南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有一些时期对岭南文化特征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时期是岭南文化源远流长的支点，应是岭南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对有关岭南的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从中寻绎岭南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支点，为岭南文化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并形成“岭南学”就有着特别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岭南先民创造了丰富的文化，保留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何从这些文献中寻绎出文化的支点，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也是后续研究的前提。在研究中，创立于五代时期的南汉政权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南汉立国于乾亨元年(917)， 55年后亡于大宝十四年(971)，共历六主。岭南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为北方中央政权所统辖，文化发展较为被动。南汉政权先受后梁封号，但很快与后梁绝交；又与后唐断绝交往，所以其大部分时间是具有完全独立形态的国家。兹以南汉时期为例，说明其作为岭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支点所具有的典型的方法论意义。 文化研究的基础在于文献资料的收集。由于岭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大部分时期被北方中央政权边缘化，同时还作为流人的目的地，资料相对欠缺，这就很难对岭南所有的历史阶段作深入研究。于是，南汉作为独立政权的研究意义便显现出来：尽管其灭国时部分文献毁于战火，但相较于其他历史时期，后人仍能探知其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这些资料散见于《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五代史补》、《五代史略》、《十国春秋》、《南汉书》、《南汉纪》、《南汉金石志》等文献中，为南汉作为岭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支点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支持。 地域文化研究需结合文化自身已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特色进行。关于岭南文化特色，人们关注最多、也最为明显的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岭南地区的发展绝大部分时期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但到了晚清，岭南却成为开风气之先并能够反过来影响中原文化的地区，可以说正是其开放和包容特征成就了近现代岭南地区的超越式发展。对某一重要论题的历史探究是后续研究的前提，而一旦以南汉为例对这一论题进行历史性探究时，就会发现，至迟在南汉时岭南先民们就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北方先进的文化了。《新五代史》卷六十五《刘隐传》载：“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士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濬、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之徒，隐皆招礼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10页)这些文士多中朝名族子孙，世为衣冠之家，入粤后带来了先进的文化观念和治国思想，为岭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赵光裔，相南汉二十余年，“初，光胤自以中朝甲族，耻事霸国，常怏怏思归。高祖乃习为光胤手书，遣使间道至洛阳，召其二子损、益并其家属皆至。光胤殊惊喜，出不意，故为之尽心”，为相时，“府库完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逢境无恐，当时号称贤相。”(吴任臣：《十国春秋》卷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8页)杨洞潜对南汉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看到当地刺史多为武将，不善治理地方，“首言刺史不宜用武流，当广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选为刺史，俾宣政教，则民受其福，从之”，又“陈吉凶礼法，请立学校，开贡举，设铨选，国家制度，粗有次叙。”(同上书，第888-889页)这一举措使岭南当地涌现出不少才学之士，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成为弘扬儒家文化思想的中坚。如南海状元简文会、进士钟允章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 重商传统一直是岭南文化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也是人们长期以来津津乐道的话题。对于此点，研究者们已从地理、物产、民性等不同角度作了多样化的阐释，但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解读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在岭南历史上一些关键时期，主政者的政策导向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明清时期，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岭南地区的限制虽比内地稍宽，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极大的制约。如果考察南汉时期，就会发现当时的统治者已意识到了通商致富的重要性。有研究者说：“岭南自秦汉以来就是中外通商重地，唐代海上贸易尤盛于以往，‘海上丝绸之路’胜过了陆路。黄巢义军弃广州北伐，广州海上贸易迅即恢复。刘氏据岭南，赖商税为军国用度的大宗。”(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刘岩称帝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808页)，可见南汉海上贸易之盛及其与内地交往之密切。刘岩还对岭北商人大加施恩，“帝酷喜夸大，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多招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3页)这与岭北一些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北梦琐言》载：“湖南帅马希声，在位多纵率。有贾客沈申者，常来往番禺间，广主优待之，令如北中求宝带。申于洛汴间市得玉带一，乃奇货也。回由湘潭，希声窃知之。召申诣衙，赐以酒食，抵夜送还店，预戒军巡，以犯夜戮之。湘人俱闻，莫不嗟悯。尔后常见此客为祟，或在屋脊，或据栏槛，不常厥处。未久，希声暴卒，其弟希范嗣立，以玉带还广人。”(孙光宪著，林艾园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北梦琐言》逸文卷第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7页)相较于内地政权统治者重农抑商甚而以微利杀害商贾的做法，南汉统治者对国内外商人一律重视的政策无疑大大加强了岭南传统的重商文化，也使其时的岭南富甲一方。 地域文化研究还应该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的长河中，认清其在文化传承与转换中的特殊意义。在南汉政权出现以前，岭南还存在过秦汉时期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南越国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的国家，一直从属于北方中央政权，严格地讲，并不能看作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权；所以南汉才是岭南历史上唯一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王朝。岭南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绝大部分时期必然从属于北方中央政权的各项政策，这是形成今日岭南文化特色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当我们在寻绎岭南文化的支点时，就不可忽视南汉政权这六十余年独立的发展过程：在没有中央政权的控制下，岭南文化发展的自主性体现在哪里？其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又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关注？这一历史长河中的六十余年对岭南文化发展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岭南文化研究中应该重视的，因为它们对研究当代岭南文化现象有不同程度的启发意义。如南汉政权对北方衣冠士人的重视，正是秉承此前北方先进文化对岭南地区的传播态势并加以鼓励和发扬，这对形成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尽管广东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但在北方主流文化视野中，依然存在轻视岭南文化的现象。如曾热议的央视节目中多年来调笑广东人方言和行为的做法，正是这一思维定势的产物；而岭南文化开放包容的特色，恰恰体现了岭南人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本色，同时也是对某些自视正统却固步自封者的有力回击。南汉政权与周边政权的相处，特别是与北方中央政权平等相交而不矮化自己的政策，体现了岭南文化中自信自强的特色，这正是基于其重商逐利、发展地方经济以增强实力的愿望。岭南人自强不息、敢为天下先的气度之形成当与此颇有关系。 总之，岭南文化研究和将来崭新的“岭南学”研究，都是学界任重道远的千秋盛事。岭南历史文献的意义正在于其支撑着这一生生不息的学术事业；对岭南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则可寻绎出岭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生命支点和根源，这也正是我们持久关注与探究的理由和动力所在。 作者简介： 徐乐军(1970-)，男，安徽金寨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 戴伟华(1958-)，男，江苏泰州人，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岭南文化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31) 原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8-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