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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迁谪文学，顾名思义，是指被迁谪者创作的文学样式，其内容主要是描写迁谪者的活动、抒发迁谪者的心理情绪感受及其对迁谪地域文化的种种感受与认同。正如朱熹所云：“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就曾把所选唐宋诗三千首分为49类，其43类为“迁谪类”，即“迁谪流人之作”。迁谪文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人普遍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命运总是与政治紧密相联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以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1]而其中穷困潦倒者为多数，达而穷者亦为数不少。一方面，官场倾轧，仕途险恶，封建专制政权的残暴、一意孤行，使许多具有忧国忧民忧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之争的牺牲品，不是被杀、被囚，就是被贬、被流放；另一方面，儒家思想追求内贤外王的境界，以道德为价值取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使得中国文人一贯注重品格气节，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比干剖心、屈子怀沙，“屈于身兮不屈于其道，任百谪而何亏”[3]。正是这种对品节的持守，使得文人参政往往成为他们悲剧的开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可以说，一般的文人士子，只要走上了仕途，都饱尝了迁谪之苦。 从先秦到唐宋，文人迁谪大多在南方瘴疠之地，而古时的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发达。”[4]闭塞的环境使湖湘大地长期处于一种原始的蛮荒状态：“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槌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衍时序，而云秋有赫羲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5]因此，湖南在古代成为安置贬官谪吏的“理想”去处。柳宗元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也提到：“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 在唐宋以前，湖南本土的文学还比较落后。众多迁谪的文人士大夫，从关中或中原来到湖南，他们以诗文写社会，写人生，写心灵，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写自己对潇湘这块神奇土地与大好山川的人文关怀，在湖湘留下了传诵千古的文学作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对后世影响之大，以至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就是所谓湖湘迁谪文学。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迁滴文人士大夫吸取湖湘山水的灵气，感受湖湘风土人情的熏陶，“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6]。正是湖湘文化的原始风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才形成了蕴含深刻的地域文化意蕴的湖湘迁谪文学。而湖湘文化特有的那种古老而神秘、荒诞而又不失浪漫的巫风色彩，使湖湘迁谪文学的创作艺术和表现方法具有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充满了神奇的浪漫气息，形成了瑰丽多姿、奇幻诡谲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 中华大地广袤辽阔，南北水土气候截然不同，自然景致各有特色。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民俗风情势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大致情形而言，北方为高原、平原地区，土地广平厚实，多博大雄浑之气；南方为山林川泽地区，风光奇秀，多妙曼瑰丽之姿。北方民俗习礼仪，重人事；南方民俗盛巫风、喜淫祀。古时的湖南由于其“四塞之国”的地理环境，因而“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7]这里的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地理沿革、历史典故以及岁时节庆、民歌理语带有浓厚的湖湘地域色彩。迁谪文人多为中原人士，他们一踏上湖湘大地，种种异于中原、奇特而神秘的民俗风情往往会使他们感到惊奇而歌咏之。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风俗习惯，民众长期共同实行的某种行为方式”[8]。它给迁谪文人带来的最深的感受当是弥漫于湖湘大地的巫鬼民祀。民祀指的是与国家宗教相对而言的民间信仰。春秋战国时期，湖南的土著居民大都信仰原始宗教，崇拜多种祖先之神和自然之神。《礼记·祭法》中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而为风云，见怪物，皆曰神”。楚文化南下后，给湖南带来了楚人的宗教信仰，两者互相融合影响，构成了独具湖湘特色的宗教信仰。湖湘古俗信鬼神而好祭祀。“楚欲不事事，巫风事妖神”。《前汉书》云：“楚俗……信巫鬼重淫祀”。《隋书·地理志》曰：“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这种巫鬼淫祀之风在屈原的《楚辞》中早有表现：“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据清代许绩曾《东还记程》云：“辰常之间，人多尚鬼，祭必巫觋，如《离骚》所载，《九歌》名号，称神称鬼，不一而足。”刘禹锡也说：“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贾谊的《鵩鸟赋》也是源于楚地的巫鬼信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抖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 鵩鸟，又称鹄，即猫头鹰，古时以之为“招魂鸟”，主凶。按那时长沙的旧习，鵩鸟进屋，不是好事，贾谊“乃为赋以自广”。 湖湘之地的淫祀习俗及盛行的巫风也引起了唐宋迁谪文人的注意。刘禹锡的《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云：“野桥鸣驿骑，丛祠发迥笳。”丛祠即众多的祠庙。 这里既有天神之祀，杜甫的《湘夫人祠》云：“肃肃湘妃庙，空墙碧水春”，就是对湘水之神的崇祀。而刘禹锡的《武陵书怀五十韵》云：“俗尚东皇祀”，“东皇”，显然指的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也有鬼魅之祀，如韩愈的记载湖南耒阳木偶崇拜的《题木居士二首》；还有先人之祀，如刘禹锡的《经伏波神祠》：“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壶头。汉垒麏鼯斗，蛮溪雾雨愁。怀人敬遗像，阅世指东流。自负霸王略，安知恩泽侯。乡园辞石柱，筋力尽炎洲。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记载的就是关于对马援的崇祀。对马援的崇祀，起源于马援征五溪的史实。宋人范致明称：“马援征诸溪蛮，病死壶头山，民思之，所到处祠庙俱存，至今妇人皆用方素蒙首，屈两角脑后，云为伏波将军持股。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刘禹锡另一首《晚岁登武陵城顾望水陆怅然有作》：“俚人祠竹节，仙洞闭桃花。”则记载的是当地的竹王之祀。竹王即竹王三郎，这一崇祀是夜郎故地的古俗遗存。诗人在《楚望赋》中曾介绍说：“武陵，故郢之裔邑，夜郎诸夷杂居。”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遯水，有三节大竹流人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后流传至朗州一带”。刘禹锡的《蛮子歌》也是一首描写朗州蛮夷祀祖俚俗的诗章，其诗云：“熏狸掘沙鼠，时节祠盘瓢瓠。”据《搜神记))卷十四载，盘瓠乃高辛氏时一条顶虫所变之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它因帮助平王收伏了紫王，娶公主为妻。盘瓠与公主生六男六女，“自相配偶，因为夫妇。织绩木皮，……好五色衣服，裁制皆有尾形。”其俗“衣服褊裢，言语侏离，饮食蹉踞，好山恶都。王遂赐号‘蛮夷’”。蛮夷“用掺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刘禹锡所记载的祀盘瓠就是当地瑶族的风俗，盘瓠即瑶族的祖先。 二 湖南既有淫祀之风，则巫风的盛行也是必然的。湖湘先人的崇巫心态，是浪漫气质的体现。如果进一步考察这种浪漫特质的来源，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湖湘自然风貌的文化性显现。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湖湘自古是一片水乡泽国，清代王夫之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说：“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处，抑山国也。迭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以嵚崟戍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柔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正是这浩淼的水乡、迷离的烟云孕育了富于幻想、热情、诗意的民风。使得湖湘文化成为了一种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带有更多原始自然气息的诗性的文化。它“具有强旺的生命意识，泛神思想，由此而派生了流美观念、泛神倾向。”[9]据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序》记载：“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古代巫师创作了最早的音乐和舞蹈。巫风已经不同于远古那种完全愚昧的迷信和自然祟拜明显的带有了艺术的性质了”[10]因此，充漓奇幻、诡异、神秘色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的楚地巫风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了湖湘文化的特质，并给以从别的地域文化氛围中走到潇湘的迁谪文人诗客以极大地震撼与感染，从而使迁谪文学的创作艺术和表现方法充满了神奇的浪漫气息。 在楚地巫风民俗文化的浸润下，展现出那种特有的先秦时代南方楚国浪漫主义弥漫的文化品格”[11]的作品首推《楚辞》。其丰富的想象，优美的文采，奇幻的神话，怪异的传说，无一不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影响着后世中国文学的发展。 譬如楚辞中见俗人祭祀之礼，欲舞之乐”而作的《九歌》其中祭神娱神的场面充满了浪漫而神秘的情调。其《东皇太一》云：瑶席兮玉缜，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竿瑟兮浩倡“；其《云中君》云：“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謇将澹兮寿官，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九歌》中描写了各种神鬼的生动形象，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如《山鬼》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薛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壹阴兮壹阳，众莫知兮余所为”。《九歌》还抒写了神灵们复杂曲折的感情变化，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如《湘君》诗的“望涔洋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爰，隐思君兮悱侧”；《湘夫人》诗的“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媛”。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九歌》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浪漫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等也都洋溢着浓厚的巫楚风情，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屈贾首开源头，唐宋迁谪文人承袭而来，在巫风弥漫的湘湘之地，最终形成了迁谪文学的浪漫品质。如刘禹锡的《阳山庙观赛神》诗： 汉家都尉旧征蛮，血食如今配此山。 曲盖幽深苍桧下，洞箫愁绝翠屏间。 荆巫脉脉传神语，野老婆娑启醉颜。 日落风生庙门外，几人连踏竹歌还。 诗人在标题下注曰：“梁松南征至此，遂为其神，在朗州。”幽幽愁绝的洞箫，念念有词的巫觋，婆娑起舞的“野老”，整个画面充满了诡异幽深的气氛。 民间的许多神话和传说都与巫神有关。神话传说是远古人类认识世界、通过幻想征服自然的产物，它有着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湖湘大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神话当属湘水神话。传说尧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之野，葬于九嶷之山。二妃追至洞庭.闻舜已死，南望痛哭，自投湘水以殉，成为湘水女神。“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据《述异记》载：“昔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与恸哭，泪下沾竹，竹上文为之斑斑然”。张华《博物志》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苍梧，二妃追至，哭帝极致，泪染于竹，故斑斑如泪痕。”广神奇瑰丽的潇湘山水孕育了娥皇、女英这个凄侧动人的传说，构成了湖湘特有的风情，经过文人的创作、加工，古老的神话尽显变幻神秘的浪漫风采。 最早反映这一神话传说的是屈原的《湘君》、《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诸，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狄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湘君》 经过屈原的加工改造，这一爱情悲剧色彩极浓的古老神话传说，形象更加丰满.悄思更加动人。而令狐楚的《仙女湘妃庙》： 碧杜红衡缥渺香，冰丝弹月弄新凉。 峰峦到晓浑相似，九处堪疑九断肠。 此诗描绘了湘水女神的神话传说，充满了神秘美丽的色彩。杨慎《升庵诗话》评论说二“此诗出尘绝欲，主非食烟火人语也。” [参考文献] [1]论语·秦伯[M].中华书局.1962. [2]左传·襄公二十三年[M].中华书局，1957. [3]王禹偁.三黜赋[M] .巴蜀书牡，1988. [4][7]钱基博.湖南近代百年学风[M].岳麓书社.1985. [5]张谓.长沙风土碑铭[A].全唐文[C].中华书局.1987. [6]刘禹锡.刘氏集略说[A].刘禹锡集[C].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程啬.黄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9]刘一友.论沈从文与楚文化[J].吉首大学学报.1992.3，4. [10]李泽厚.中国美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1]梅琼林.原型与象征：论屈赋抒情形象的历史误读[J].社会科学研究，1991.(1). [作者简介] 张铁军(196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湖南商学院中文系 湖南长沙 410205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总第7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