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套大书是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借用徐俊西先生《前言》中的说法，属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未曾拜读全书，只见丛书选目及各卷编后，故只能“有感”而已。 近现代中国史上，上海的文学创作及出版事业曾占据半壁江山。开埠后的工商业发展，华洋杂处与中西交汇的特殊环境，北伐后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南移，战乱导致的大批移民等，使得上海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与人才。正如出版说明所称：海上文学是由上海本土的作家和来自浙江、江苏、四川、广东、安徽、湖南、福建、东北等地的作家共同创造的。这就使得此文库的编辑眼光，迥异于边界清晰的《北京古籍丛书》或《岭南文库》———在区域与全国之间徘徊，这既是其优势，也是其难处。具体编选时，以保存文献为第一要义，但又必须兼及文学史判断。选择中共早期重要人物瞿秋白、张闻天、陈毅、潘汉年等人的作品，这是政治/文学双保险，很容易获得掌声。而收录姚文元的父亲、曾被作为叛徒特务大加讨伐的姚蓬子，则需要勇气。作为活跃在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左翼作家，姚蓬子确实值得关注，只是必须突破政治上的禁锢。至于文学史眼光，那就更加见仁见智了———给工人作家胡万春单列一卷，我以为很好。让林语堂、徐訏合集，则似乎不应该。这还是局部问题。大方向上，为了照顾长篇小说的完整性，让吴趼人、李伯元、朱瘦菊、周天籁各立两卷，实在不合适。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歇浦潮》、《亭子间嫂嫂》这四部长篇，近年都曾单独刊行，读者没必要到浩瀚的文库里来寻觅。若以人为主，长篇节录加上相关资料，更能显示这套文库的学术分量。编总集，篇幅本身就代表评价，要不，你为什么要为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各设两卷呢？鲁迅的两卷和周天籁的两卷，编辑思路上不一致，这未免有点可惜。 这套书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是，在“海上文学”的框架中，收录明显属于“京派”的沈从文等人作品。此举是否合适，取决于你从“文坛”还是“流派”的角度看问题。假如关注的是文化氛围及文学生产，谈论“海上文学”而非“上海作家”或“海派文”，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本文库的“凡例”有曰：“凡是从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上海是个移民城市，籍贯不太重要，关键是生活经历以及认同感。如此重要的“大码头”，很多作家来过，但居住多长时间才算数这是个难题。现代社会，读书人流动频繁，谈论“地域文化”可谓处处荆棘。文库之所以回避“上海文学”或“海派文学”，而采用较为模糊的“海上文学”，大概是意识到此中的陷阱。面对主要业绩在其他地区完成的著名作家，最好只选其在沪期间的写作，那就更有说服力了。要不然，将大半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收入囊中，会引起其他省市作家、学者乃至官员的不满。当然，也可采取“互见”的办法，若广东编类似文库，则黄遵宪、梁启超、吴趼人归队。轮到安徽呢，也会收入陈独秀、胡适、张恨水的作品……依此类推，诸多文库呈现犬牙交错状态。 这就要求编者明确边界，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若龚自珍曾随父亲在上海居住十二年、刘熙载晚年在上海主持龙门书院长达十四年，这些事迹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编者说明了，我相信大家就能接受。至于黄遵宪、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胡适等，这些在文坛及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与上海这座城市确实有某种关联，但怎么选才合适，值得斟酌。我倾向于紧扣作家与这座城市的联系———在上海写，写上海，以及在上海生活经验有关。这样，取舍之间，更为从容些。 说到底“海上文学”也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章———即便是非常华丽的篇章。因此，论述时，须有所节制。称“在上海和江南任事四五年，是黄遵宪一生事业的最高峰”；或者说张恨水的《夜深沉》“比之《啼笑因缘》更胜一筹”，我以为不太妥当。这两卷的编者都是很好的学者，大概是意识到纳入黄遵宪和张恨水有点勉强，于是刻意强调，这就有点过了。 原载：《文学报》2010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