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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原大地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长期是历代政治文化中心，诞生了无数精美的文学作品。赵宋以前，河南文学的发展是与全国文学的发展同步前进甚至是遥遥领先的。而之后，河南文学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倾向，以至于逐渐走向衰落。这种境况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所改观，如今文学豫军的队伍也日益壮大，然而仍然缺乏大师级文学巨星，本土作家实力不够强大，和古代河南文学的辉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那么原因何在呢?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一现象和河南深厚的传统中原文化相关，长期积淀形成的儒家正统文化意识一旦丧失其政治中心的保护伞，便滞留为精神上的惰性与盲从、思想上的封闭与保守。这种状况既影响了中原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河南在文化的意义上日趋边缘化，也是河南文学遭遇困境的重要原因。 (一)农业文明的保守闭塞，乡土情结过重 历史上中原文化的先进性与农耕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乡土题材是河南文学长期以来的创作优势，但如果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这种浓郁的乡土情结仍然占据着叙事的主流。而且并没在思维向l度和深度上有所扩展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反思其被边缘化的可能了。 首先是封闭性问题。长期小农生产者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艰难的生存环境，铸就了河南人朴实、倔强同时又现实、狭隘、拘泥的性格特点，而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长的河南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这种文化传统的束缚，对外界形成一种心理本能上的拒绝和排斥。思想上无法表现出更大气魄，文本上也就体现出相应的封闭性，突出表现为作家创作视野的狭窄和题材的单一。刘震云曾经指出，河南作家缺少对生活的新发现、很少写出生活的另一面，善于把可能变成不可能而不善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多以河南来看世界而不是以世界来看河南。 其次是乡土情结过重问题。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长期以来农业文明占据绝对优势，但在河南有些作家的作品里，乡土本位已遮蔽了其创作视野，造成创作题材单一。但事实是今天的河南已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向着一个工农商贸共同繁荣发展的现代经济大省过渡，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乡土文学反映时代的局限性显得格外突出，远远不能适应河南文学全方位多视角的发展。这种固守不仅落后于日益现代化、城市化的河南政治、经济发展现状，而且也日益远离越来越都市化、年轻化的阅读受众群体。 (二)创新精神的弱化、缺失 中原地区曾长期占据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受大一统****政治的“驯化”，加之儒家正统观念的长期熏陶，人们追随正统、反对异端、抵触变革，对外来文化、新事物、新思想产生本能的排斥。这样的政治文化使得河南人缺乏独立人性和人格尊严，缺乏能动性、创造性。此外，自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以后，中原人在心理上有很大的失落，缺乏自豪感，积极的求异思维和思考的主动性都有欠缺，创新精神受到一定的抑制。在文学上创新机制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创作方法单一，缺乏领导潮流的艺术创新 河南地处中原，“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自《诗经》到韩愈、杜甫到姚雪垠、李佩甫……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融入中国，然而文学豫军在创作时仍然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这种选择和中原文化赋予河南人民根深蒂固的现实政治关怀和较强的理性精神有关。现实主义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体，它比较适合表现那些被理智有效控制的叙事主题，不利于表现心灵里细微、琐碎、难以被理智所名状的东西。然而传统的现实主义常因服务于某种教化目的和囿于某种观念的宣示，无法创造出超越有限时空的形象，且表现手法机械单一，缺乏变化。阎连科曾说过：“我只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跳出现实主义这个越来越庸俗的概念。”这当然不是说阎连科已对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彻底失望，但他确实不再想重复现实主义的正剧模式。“一切现有的传统文学手段，在劳苦大众面前，都显得简单、概念、教条甚至庸俗。一切写实都无法表达生活的内涵，无法概括‘受苦人的绝境’。” 2、创作母题单一，内涵的挖掘缺乏新意、深意 对苦难的抗争是20世纪河南文学重要的创作母题。从宋元到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中原文化结构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苦难制造了愚昧，愚昧又恶性循环地加重了苦难。20世纪的河南文学，真实再现了中原人民生存处境的险恶。从“五四”作家徐玉诺的《一只破鞋》到李单的《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阎连科的《受活》，几代河南作家孜孜不倦地关注不甘苦难生活的河南农民和他们对命运前仆后继的抗争。 这种创作倾向固然和河南作家建立在中原文化“民为邦本”基础上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有关，体现了河南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浪潮冲击至内地的今天，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学艺术应该站在时代的角度反映多元的生存形态和人性。另外，现实主义作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主张题材和主题的无限广阔和丰富，目的是在方法上做到客观，然而这种创作的单一很难实现实践的客观，只能说明河南作家的保守闭塞、缺乏创新的开拓。 对于作家而言，苦难可以说是“永恒的主题”，作为一种终极价值关怀，它就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苦难的叙事应该极具现代性意义。但由于苦难又具有客观历史实在性，结合河南作家固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就表现为具象化的琐细的历史陈述，缺乏反思和批判，因而缺乏新意和深意。尤其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生活意义的苦难逐渐消解，而作家早已从曾经苦难的乡村走向城市，对现实的乡村缺乏了解和认识，他们的创作资源仍然停留在过去的乡村经验。对当今鲜活的农村变革却是隔膜和陌生的，因而他们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农村题材的苦难故事与当代农村崭新的实际生活是错位和脱节的。对现实苦难的表现力不从心，从客观上看根本原因在于苦难不再是现实生活的本质方面，主观上则是河南作家缺乏创新的思维和实践。 3、缺乏新锐作家 本世纪以来，纵观文坛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较醒目 的就是新一代作家的崛起和发展，出现像郭敬明、韩寒、张悦然等“80后”作家，网络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势头。这尽管与市场化运作和大众文化的发展有关，为主流文坛所不齿，但宏观地看对于整个文艺创作也未尝不是可喜之事，他们以完全反叛、反潮流、反传统的姿态在文坛展示新的经验、新的价值观念、新的写作方式，其产生的文化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创作群体在河南的写作市场上至今还是空白。我认为这仍然和河南缺乏创新的氛围和环境有关，尽管河南的教育在全国而言并非弱势，但传统的应试教育和封闭的教育观念再加上内地比较保守的思想文化，年轻一代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难有反传统意义上的创新。面对日益热闹的文坛热门话题和日益年轻化的读者群体，河南文学是有些沉寂和落寞的。 另外，“新生代作家”的缺乏也是河南文学缺乏城市叙事的重要原因，目前在河南文坛产生主要影响的多是中老年作家群体，他们大多来自乡村，有着难以剔除的乡土记忆和情怀，尽管他们现在大都生活在都市里，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的理性熏陶，不少优秀作家也在进行城市题材写作的转型，但他们笔下的城市也不过是乡村画面的反衬，因此总能看到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这种视点的重复也使得这类创作缺乏新意。而大多数新生代作家来自城市，他们的童年记忆就在城市，从根子上就是“城里人”，因此，他们的创作就不会从城市和乡村对立的架构中去观照自身经验，他们会真正站在城市的内部去看、去想。因此这个年轻化的作家群体的衍生将给相对闭塞、保守的河南文学带来新生的朝气和鲜活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新生创作力量的培养与扶持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二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概括出一个规律，那就是河南文学的兴盛还是应该从中原文化的挖掘与开发中寻找根据。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系统精神文化层面的艺术文化丛中的一种文化特质，它受该地域文化系统中的、各层面的诸文化丛中的所有文化特质的渗透和制约。而文化的发展不是凝滞的，先进的文化应该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合时代气质的开发和面向当代与未来进行不断创新的结合。河南文学的兴盛，应以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传统与高度发展的当代精神文明为依托。因此，河南文学走出困境就依赖于对中原文化进行利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开发和探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一)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优势 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新文化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在完全抛弃现有文明的基础上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以既有的文化为依据，以现有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创造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是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现代中原文化建设作为文化发展的结果，也必然根植、发生、孕育在中原传统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之中。那么如何对这些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换，把这种转换由可能变为现实，实现中原文化的现代化，就成为比较切实的问题。 笔者认为有效地传承开发传统中原文化优势，挖掘其当代意义。使之与现代精神相契合，这就是中原文化的现代化。而在河南作家的深层判断中，传统与现代仍然是尖锐对立不可通融的，既批判传统农业文明中的保守落后、贫穷愚昧，也强烈批判消费时代的丑恶黑暗、性与暴力、官员腐败、商业欺诈，剩下的便是对文化记忆中古朴纯善的传统人伦无甚意义的缅怀。文化价值立场的游移和现实把握的角度偏颇，使他们的批判和反思总也无法达到应有的精神深度。事实上，尽管社会文化规范的宏大转型不免于光明与龌龊的交织，从而带来一些惶惑与痛心，但我们必须看到表现在作家笔下的社会丑恶现象在不能见容于传统人伦美德的同时，同样不能见容于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原则，它们只是由于现代社会规范尚未充分形成才获得了短暂的生存空间，并不必然成为现代批判的理由。而且，现代与传统并非全然对立的关系，传统文化中有悖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自然必须清除，但是，经过几千年历史文化淘筛的中原伦理文化中求真向善的人伦理念未必不能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超越的价值支撑。以为传统和现代思想是绝对的对立，不承认优秀文化传统中有属于未来的、全人类的、和今人相通的成分，并排斥其存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也将是一句空话。 文学对于文化而言，其功能一是凝固、保存和复活过去的文化，二是使过去文化与当前文化互相交流碰撞，进而提高当前文化。所以河南文学创作今后的一个突出任务应当是用强烈的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对中原文化资源进行具有新的思想层次和新的形式探索的深度开发，寻找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会点，弘扬传统文化中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精华部分，客观真实地书写社会现代转型中的传统农业大省——河南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原百姓和他们的生存状态。 (二)吸收引进外来先进文化 一方面要引进国内其他地域的先进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单质的，单质的文化缺乏杂交的优势，缺乏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任何一种文化的本质属性都有其多向度的延伸，都有其丰富的内涵。中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其恢弘的气度、开阔的胸襟，不断从周边地区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自身发展，成为中原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不仅是沿海文化中的开放进取值得吸取，其他地域的文化中有很多都可以中和甚至弱化我们的人性弱点，比如，湘楚文化中的浪漫瑰丽、西部文化中强烈的个人英雄意识、京味文化中的豁达幽默等，都可以在文化的融合中给中原文化注入新鲜的空气。 另一方面要引进国外先进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凭借文化的引进成为强势文化，作为内陆地区的河南，继续封闭自我毫无疑问是愚蠢的，全盘接纳更是盲目可笑的。我们应该向西方当年的“带走”学习，主动引进，从西方社会汲取经验，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现代化因素，以增强新文化的内在活力和蓬勃生机。 (三)当代文化的不断创新实践 文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中原的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继续发挥它的价值，保持其影响力，必须依赖于文化的不断创新。 一方面，文化的创新实践，意味着文化应该处于一种动态的历史进程中，因而在每个不同时代都应创造出超越现实局限性的新思想、新观念。 当代中原文化的创新既要符合河南的地域情况，符合时代精神，也要立足当代河南的现实生活。文学有责任和义务对当下的现实生活进行反映和思考，这就要求我们河南作家不能再将视野停留在过去的文化怀旧中不能自拔，必须与时俱进、对现实生活加以更多的关注，把握时代精神，创作出与当今时代同步、与河南省情相符，因而也具有真正的创新性、现代性的优秀作品；与表现内容相一致，在艺术形式上也要力求创新，寻找与现代社会生活和新观念相符的表达技巧，形成个体创作的独辟蹊径与群体创作的多样化。 另一方面，文化的创新，实质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辩证否定中所讲的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的统一。黑格尔称其为“扬弃”——既克服又保留。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万变是创新，其宗是历史的延续。 中原文学一直走着一条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道路，秦汉以降，每当文学发展的关键时刻，总有河南人出来率先垂范，革旧鼎新。而在新的世纪之交，一方面客居在外的豫籍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刘庆邦、柳建伟等，积极尝试反映当代生活的叙述新形式；另一方面，本土涌现出何向阳、李洱、邵丽、戴来、墨白、陈铁军、乔叶等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这批青年作家既能扎根于河南厚重的文学沃土之中，同时又能将对文学资源的选择与开发与自己的智慧与勇气相结合，凭借自己年轻而敏锐的视觉，为时代搭脉，关注现实生活的原生态，又不媚俗地迎合潮流、盲目追求华丽时尚的表现形式。他们的作品多角度、多侧面地关注着变革的时代和绚丽多彩的人生，关注着河南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尽管文学豫军全国著名、阵容强大，老中青代表作家经常有佳作问世，但反映我们河南当代生活的具有传世性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因此在每天都在刷新历史的今天，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河南作家能够继承河南文人敢为人先的勇气，提高文化素养，拓宽思维深度，超脱传统文化羁绊，以全球性、时代性的视野洞察文学发展的方向，充分表现我们的革新精神和文化创造能力，使河南的文学具有代表时代特征的现代品质。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