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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上海作家开始一直追述到钱钟书，乃至更早的南方作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的书面语写作是南方知识分子确立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五四”以后很多现代、当代的南方作家多多少少还是保留一点他们的方言写作，甚至某些时候强调得还很过分，出现了所谓南方的方言文学。但这是非常少的。最近我在做一个关于《围城》的调查，这是个很好的讨论的个案。它里面的人物身份包含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但《围城》中人怎样说话？答案是：进入小说之后，他们都不说或很少说自己本乡本土的话，而是跟作者一起（或者说被作者安排着）“学说”中西合璧南腔北调的“国语”。他们不是自然地说着本乡本土的方言，乃是基本放弃各自的方言土语，学着说作者要他们说的话：正在生成中的超乎方言之上的新的民族共通语。 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经验看，最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本来应该作为国语运动中坚的北方作家，因为自身方言被容忍的方便，以及历史上共通书面语与北方方言天然贴近，而倾向于方言文学，加上1940年代以后延安方面的大力提倡，不仅来自北方的作家如赵树理等纷纷归回自己的方言世界，一些南方作家也放弃“五四”以来确立的现代白话书面语写作传统，转向方言写作的新范式，如大量吸收粤方言的《虾球传》作者黄谷柳。主要以北方方言为根底的乡土/方言文学，由此长期占据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个势头虽然在1950年代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初有所遏制，但直到1990年代新的都市文学崛起，在从小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新一代作家身上才真正有根本的改变。与此相反，国语运动中本来处于被改造被压抑地位的南方作家，却依靠千百年来成熟的共同语（官话）写作传统，同时也借助这个群体所处地域在近代以来日益显著的经济文化优势，成为“五四”以来“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中坚。 为现代国语书面语做出更大贡献的不是北方作家群，而是南方作家群，但后者因此不得不模糊乃至大量放弃自身的方言土语资源，成为在方言上无所属的作家群，他们在写作中更多学习和创造中西合璧、南腔北调、超乎方言差异的现代中国书面共通语。这一方面接续了几千年来汉语文学书面语传统，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书面语的主要遗产。 我还想谈的是南方作家写作给中国未来文学语言发展的启发。以后我们作家方言的背景，方言的身份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在方言上无所归属的作家产生。在这个基础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中国文学，什么样的中国文学语言，这值得期待。 原载：《文学报》2010年12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