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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古代散文自汉代迄于民国，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其中，作家如繁星丽天，璀璨夺目；作品汗牛充栋，各体皆备；优秀篇什珠玑满眼，流光溢彩，潜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文化审美价值极高。检点前人留下的这些优秀篇章，我们可以认识到发掘和继承这分厚重的宝贵遗产，对于巴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巴蜀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是何等之重要。 “蜀江水碧蜀山青”。巴蜀山川巨丽，是山水崇秀清淑之地。雄、险、幽、秀、清、奇、雅、艳、绝、丽、媚、逸，审美品质百态千姿，美不胜收。我们的先人又领悟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道出了山水风光与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大自然慷慨给予紧张的人生一分宁静与闲适，安抚与慰藉，于是又与自然更加亲和，因而描画明山秀水的古代散文代有佳作传世。不用说剑阁之险，夔门之雄，青城之幽，峨眉之秀，有多少文人浓墨重彩予以雕颜状貌，就是一般风景名胜之地也佳构连篇。扬雄的《蜀都赋》和左思的《蜀都赋》将巴蜀山水的险阻奇伟、富饶博大、人物传说、风土人情全方位地描绘得令人意驰神往。 “剑门天下壮”(杜甫《剑门》)。对这“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的关山，有幸莅临的骚人墨客决不放弃摹写吟咏。左思的同时代人张载的《剑阁铭》，在极写剑阁地形地势高峻险要，为四通八达之战略要塞的同时，更指出雄关险隘“世浊则逆，道清则顺”的道理，说明国家兴衰存亡在德不在险，归根到底取决于修政仁德。意深文省，语温词润，精粹警策之处所在皆是。唐代于邵的《剑门记》运用比较手法，骈散相间的句式，介绍剑门关的地理位置、宏大气势和独特形貌，气势酣畅，似辞赋家的政论，有纵横家的遗风，警示意义鲜明突出。“丹壑争流，清峰杂起，陵涛鼓怒以伏住，天壁嵯峨而横立”，19岁的王勃在《入蜀纪行诗序》中仅用70余字而状蜀中山水之险，真是片言据要，概括殆尽矣! 张问陶过嘉州作诗曰：“爱看汉嘉山万叠，一山奇处一停桡。”(《船山诗草·嘉定舟中作》之二)范成大的游记《峨眉山纪行》就是为汉嘉山水的代表——天下四大名山之一的峨眉山最早作宣传的杰作之一。作者将峨眉山常见惯见者一律避开，专事描画峨眉山之独特个性与生动气韵，不独写了奇花异草，崇峰峻岭，更细腻详尽、顿挫有致地记叙佛光“小现”和“大现”的奇观，读来使人既得情趣的满足，又获审美的享受，是一篇难得的状写山川的好文。一组专写嘉州山水亭榭的游记，篇篇笔墨清雅，写景如绘，情致婉转，寄意深蕴，都是用心血打造的精短篇什。如果说写峨眉是骏马秋风的阳刚之美，此便是杏花春雨的阴柔之美了。 “碧丛丛，高插天，大江翻澜神曳烟。”(李贺《巫山高》)三峡山水神奇瑰丽，神话传说引人入胜，无不激起古往今来骚人墨客的连翩遐想和绵长情思。写长江三峡之文，以郦道元《水经注·三峡》为较早。苏辙的《巫山赋》承宋玉的《高塘赋》写巫山实为写神女，以表现其对美好人生理想的热烈渴求和能否实现的迷茫。苏辙为神女状其形，传其情，显现出一个端庄、秀丽、痴情的女子，坚忍不拔，守志不阿，朝云暮雨，变幻莫测，深处于高杳幽邃的群峰之中，甚至让人不知其有无，因而令人们对三峡、对巫山更加神往。而陆游的《入蜀记》开日记体记游之先河，以清新朴茂的文笔，对所见景物点染描摹，以展现其审美特征：“幽奇绝境”的白云亭，幽深秀丽；“纤丽奇峭”的神女峰，神奇虚幻；上入青霄、下插碧流的巫山，雄奇高峻；两壁对峙，天仅一线的瞿唐峡，峭拔苍古。江山雄丽，令人无不兴景仰赞颂之怀。 更有雄浑奇壮者，是明人罗洪载漫游天下之后，在永川松溉发现的大矶摛江峡景观：江水“排天浴日，旁溢弥漫，陡起千尺”，江石相抗相斗，“江欲决石而东注，石欲回江以西折”，“摇地轴而欲动”，“震天枢而若裂”，“日月为之薄晦，风云为之惨恻”，从而引出“天下之事所谓奇特者，必有激于不得已”，“奋发于困厄，振掉于险阻”，“舍其庸常，抗为雄伟”的深刻道理，其中深蕴着对钓鱼城抗元英烈及一切为正义而奋起而抗争而舍死忘生决战到底的英雄们的颂赞之情。 大自然是美的源泉，又是形象美、色彩美、线条美、动态美、静态美、朦胧美的天然结合，是游赏者可以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情之所寄的客观存在，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勃发人的心力，可以激励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追求。因而古人历来讲究游山玩水的学问，游必有道。画家们固然别具眼光去探究林泉之高致，文学家更会用心去领悟山水的情韵。请看清康熙时人叶筠在《游学士木浪亭台暮春景阳诸山合记》中所说：“计诸山之游，大约学士宜于春，景阳宜于夏，木浪宜于秋，亭台宜于冬，暮春宜于秋、于月、于夜、于村。宜于春者，芳草铺茵，烟云若绣也；宜于夏者，老树浓荫，危楼习习也；宜于秋者，木叶脱霜，瞻望辽阔也；宜于冬者，蛮缴群峰，皓首拱立也；宜于秋、于月、于夜、于村者，胜不在山也。”俨然一大篇风景审美理论，说出了现代美学所讲的不同审美对象在不同的审美条件下的不同审美意义和价值。而清代乾隆人徐梦楷在《锦屏山记》中讲的与叶筠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这锦屏山“宜晓望，朝晖炫之；宜晚眺，夕曛耀之；宜雨后，其姿润泽；宜月中，其色朦胧；宜远观，岚光隐隐；宜临水，倒影沉沉。时而梅开吐玉，可以作庾岭观；时而雪积堆银，可以作玉垒观；时而月出于巅，可以作峨眉观；时而云生于岫，可以作巫峡观”。作者撮万物到笔端，罗天下于胸内，层层比拟，视界宏阔，想象丰富，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在有限之内，领略无穷之艺术魅力，在静止之中，幻化多姿的动态形象。主体与客体不断转换视角，变化条件，使美感仪态万方，气象万千。 以上仅略举数例而已。还有锦里风日，雅州风采，遂州风姿，达川风貌，江阳风韵，广安风操等，举不胜举，美不胜收，读来如徜徉于巴山蜀水之间。总之，古人在巴蜀裁写山水胜景，无不自然妙肖，胸中丘壑，眼前风光，尽现笔底，表现出他们亲和自然，热爱人生，追求美善的审美情趣，具有很丰富的审美价值和独特的美学思想，在西部大开发号角声中，更有必要大力发扬和推荐。 古来巴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同时它又融汇了黄河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是道教的发源地，它又引进了正统儒教和佛教，因而形成内涵丰富又有自己特色的巴蜀文化特质。巴蜀的名人遗踪、名山古刹、洞天福地、古老园林，寄托了深厚绵长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十分有利于太平盛世之今日，大众寻踪觅迹，大兴历史文化旅游热。这些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价值、丰富的纪念教育意义的古迹名胜，遍于巴山蜀水。从三星堆、望丛祠、都江古堰到佛道寺院、三国遗迹、名人遗踪，构成了巴蜀特色各异的地域性文化，如成都文化、三峡文化、蜀道文化、攀西文化、僰道文化等等。巴蜀古代散文正集中地反映了各区域的特殊性，具有十分浓厚的乡土特色。我们在此文中无法列叙，只能管窥蠡测。 唐代著名韬略家、大诗人李白的老师赵蕤写的《嫘祖圣地》，介绍了黄帝元妃嫘祖的出生地四川盐亭建嫘轩宫以纪念她的情况。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义，架宫市，奠国基，统一中原，是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的化身。四川的嫘祖文化十分丰富，有很高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张载的《剑阁铭》，李白的《剑阁赋》，于的《剑门记》，展示的都是著名的蜀道文化。读这些文章，可以使我们了解剑门的宏大气势和独特形貌，蜀道开辟之艰难，历史之悠久，以及其历史文化意蕴，让我们知道，奇山异水不仅供我们观览欣赏，更启发人的诗思文思。明黄溥的《磨崖碑亭记》是为剑阁东山磨崖碑亭所作的一篇记，赞美元结所撰碑文“体异而正，词简而备”，而有“惩劝”之功；颜真卿所写碑书“笔力遒劲，法度森严”，而“类其为人”、“刚直英锐”。两人绝妙的“文”与“字”使碑见重于世，而其“事功行义”所体现的“精神心画”，亦令后之君子仰慕继嗣。足见此文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丰富的审美意义。而明代江朝宗所写的《重修宝峰山温泉寺记》，借碑记大胆触及时政，引发对社会现状的思考，不落历述修建原委的窠臼，而别出新意于旧例之中。 在巴蜀土地上，众多的三国历史文化名胜古迹，让人们缅怀蜀国的忠臣良将和他们的英雄业迹。唐吕温的《诸葛武侯庙记》既赞颂诸葛亮的功业，又对诸葛亮的成败展开研究，敢于破陈说，批名人，标新立异，独抒己见，是别开生面的纪念文字。此记所记武侯庙，即今成都之武侯祠。另一篇明代张星的《诸葛武侯祠堂记》，是记剑州地方长官李白夫撤东岳庙建武侯祠之经过，颂诸葛亮的勋业和“以劳定国”，“以死勤事”的公忠于国之精神。 唐代陆肱的《万里桥赋》紧紧围绕“殊乡绝邑，行旅路偏”着笔，虽未跳出“羁旅之怀，思乡之感”的窠臼，但对万里桥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义加以发掘和张扬，使之成为后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北宋苏轼应文慧大师之邀作《清风阁记》，抓住“清风”二字，附之以禅理，尽情抒发，挥洒自如，出自天然，不饰雕琢，涉笔成趣，文情并茂。由此可使我们受到启发，探得作文诀窍。南宋陆游的《筹边楼记》记录史事，颂人功业，一石双鸟，堪称巧思，而盛赞朝廷清明宽大，政通人和，又理足而论正，气盛而言宜。 成都游乐之风，古来盛行。浣花记游之文便有多篇。宋任正一《游浣花记》记盛夏崇尚游乐的成都人丽服靓妆倾城而往的风俗。而明钟惺的《浣花溪记》则记他避开“冠盖稠浊，磬折喧溢”的烦嚣，清晨独往所作的一次风光加名胜之游。以溪之自然风光为经，由溪而写及沿溪之万里桥、青年宫、武侯祠、百花潭、梵安寺、工部祠……文中重点记了与杜甫相关的事物，有叙有议，盛赞名人于“穷途奔走”之中，“犹能择胜，胸中暇整”的风概。 巴蜀古文中有很多记载历史人物的篇什。其中被颂扬者或品行高洁，为世典型，或以身许国，为义献身，或才能卓异，贡献巨大，或刻苦磨练，艺术造诣达到极高境界，值得我们发掘和借鉴。 一类是写忠臣的。如唐代卢藏用的《吊纪信文》，对临危履险，以身代死，义薄云天的纪信的忠烈表达了最高的敬意和崇拜。明罗廷唯《刘霖传》记刘霖在入侵元兵势如破竹，兵临泸州而四境皆降的形势下，不愿受异族之辱，以布衣之身率乡人起义自保，夺回神臂城，擒杀判将梅应春，兵败被捕而壮烈牺牲。全文只就刘霖一生中光彩照人者浓墨重彩道来，使传主精神永生，流芳百代。 二类为名臣。蜀中名臣又是忠臣者，首推诸葛亮。巴蜀名胜，无处不有诸葛亮在，又无地不有颂扬其忠心国事、死而后已的文辞。宋代张方平也是善于治理地方治安的名臣。苏洵《张益州画像记》载，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益州地区将发生边境骚乱事件，地方长官调集军队准备镇压，朝廷派张方平去解决。张方平深知乱因在吏不在民，到任即撤去守备。于是，乱不平而自平息。张方平认为：“吾以齐鲁待蜀人，而蜀人亦以齐鲁之人待其身。”张深知民心，以仁义待民，使一场将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战乱自然平息，因而民众要在寺庙中画其像来纪念他。 三类为名僧。清顾光旭《凌云山海师洞记》，记唐开元初年，和尚海通集众人之力，在凌云山依高山造大佛像的壮举。尤其是地方官吏敛财，海登禅师剜目拒贿一节，金铿玉振，正气凛然，读来无不令人肃然起敬。 四类为革命先驱。章太炎的《喻培伦传》记辛亥革命先烈内江人喻培伦率众起义，舍生取义的英雄事迹。梁启超的《刘光弟传》记富顺人刘光第参加戊戌变法，生死置身度外，最后为变法英勇献身的壮举。 五类为挚着事业，勤苦不倦，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艺术家。徐悲鸿《五百年来第一人》为难得之至文。以徐悲鸿为张大千序，直若双星耀空，奇光夺魄。五百字序文，历陈张大千数十年浸淫于造化之中，师法古人之长，啸傲千古，放浪形骸，蓄势养气。因而于言谈嬉笑之中，手挥目送，熔铸古今，其天才之作尽晶莹洗练，光芒四射。不唯中国，“清丽雅逸之笔，实令欧人神往”。更令人人意外者，是作者于其人其书之外，突发危言于此“上帝震怒，下民酣斗之秋”，寄望于大千先生，能“疗此昏聩凶厉之末世，使丰衣足食者不再存杀人想乎？”见出悲鸿身处画室，心忧天下，其绘画与民生疾苦相依相存之艺术观，高出一般画家之外。而张大千所作《临抚敦煌壁画选集序》，展现出了功成名就的张大千，为抢救祖国文化遗产，在画业上励精图治，举家越黄沙旷野，两出嘉峪关，历时三载，对敦煌壁画考稽年代，辨识源流，艰苦临绘，选印成册的崇高精神。大艺术家如何成就自己的，大千先生在这里为后生学子留下了高标，仰之行之，榜样不虚。 此外，还有个性特异不随流俗者流，如焦夫子、勒襄勤之俦。人物因山川增辉，山川以人物生色。地灵人杰又借鸿文而传于后世，垂之千古。 四川地域辽阔，各种地形齐备，历史悠久，民族众多，风俗各异。传说中的望帝和丛帝都是治水英雄，功勋显著，而李冰父子设计和推动都江堰建设使成都平原8万亩良田旱涝保收。因而物产丰富，古称“天府”。西晋左思《蜀都赋》作了详尽铺陈叙述，宋人王象之《四川风俗形胜考》又加以概括归纳。清赵熙《〈川盐纪要〉序》说盐，清赵懿的《蒙顶茶说》讲茶，徐心余《川竹说》谈竹，明何成瑜的《火把记》记凉山彝族火把节日之由来，苏东坡《眉山远景楼记》叙乡人耘田锄草4月“鸣鼓致众”，7月“仆鼓决漏”作乐饮食的民风民俗。特别是《川竹说》以简洁语言，夹叙夹议，说川竹种类之繁，用途之广：“梁山竹帘，细密如丝；雅安竹簟，编织似锦；渝泸之竹席轻而软；叙永之竹炉巧而文”。江安之竹，雕刻精巧，不可思议：“或以火烫，或以刀刻，山水鳞毛，人物花卉，无不纤巧毕肖，栩栩如活……”说明巴蜀竹类既丰富，工艺又精美，仅此也见出巴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了。巴蜀民居建筑、服饰文化、饮食习惯、礼仪特点、节日活动、乡土工艺等都在巴蜀古文中有所反映，其作为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潜在功能，正有待于我们从古代散文这个侧面去加以开发。 中国是训诫文字发达的国家，自孔子以降，历代人士，都喜欢将其人生成长经验，立身处世准则，远害避祸方法，立志建功的途径等，或以格言警语，或以诗词文赋的形式传达出来，以劝诫子孙，垂训后世。巴蜀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很深，耕读家风世代相传，外来人口入住四川后更重视清理来龙去脉。因此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喜欢制作和利用训诫文字以规范后代。 产生于四川的诸葛亮《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劝忠劝孝，家喻户诵，不用赘说。汉末庄遵，撰写的《座右铭》，用以警戒弟子及子孙慎言谨行，忠孝节俭，修身弭祸。他将“慎言”放在首位，认为“口舌者，祸患之门，灭身之斧”，指出“出失则患入，言失则亡身”，因而应“当言而怀”，“当而后言”。这是当时临朝者因言贾祸，百姓“发言而忧”的末世的反映，联系后来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思虑之深，先见之明。五代前蜀王朝的创建者王建的《诫子元膺文》，诫教“不知创业之艰难”的儿子要修德以安人，特别强调慎刑罚、远奸邪对保国安民的重要性。文章义正理明，辞达情畅。其中之“勿骄勿矜，勿盈勿忌，惟敬惟诚，惟谦惟和”等是任何时代都具有广泛意义的中华传统美德，我们切勿当作封建阶级的专利弃而不用，仍当“置之几案，出入观省”。方孝孺《重刻〈蜀鉴〉序》则劝喻蜀王朱椿“行仁义之政，尽忠顺之礼”，以维持人心，防范外患，以保邦家于无穷。识见高远。 此类古文，巴蜀甚多。蔡松坡写于泸州的《护国岩铭》，劝人爱国护国，黄庭坚写于戎州的《苦笋赋》道“忠谏之可活国”，元赵世延的《读书岩记》则劝人要读书。箴言铭语，往往玉振而金铿；片言只字，常常消灾而弭祸。立身处世，兴邦治国，宏扬传统道德，建设现代文明，都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至于所在皆是的记建桥修路、兴学义捐、劝善惩恶之类文章，其对社会安定、道德建设、人民生活的积极意义则不言自明。 巴蜀古来年代邈远，历史复杂，地形地貌十分丰富，因而讹传讹误很多，这就成了巴蜀考辨史地文章甚多的原因。比如人们出于对大禹的崇敬，凡禹足迹所至，皆附会出一些故事和传说。因此，天下涂山众多。但作为“人”的禹，则应从历史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元末涪州(今长寿境内)人贾元的《涂山碑记》一文，为了说明在重庆涂山建庙以祀禹后的历史价值，对各种史书记载和有关传说进行考辨，说明四川汶川广柔石纽乃禹出生之地，重庆之涂山乃禹娶妻生子、留下“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佳话之地，安徽怀远当涂乃禹会诸侯之地，浙江会稽乃禹崩葬之所，将禹出生和治水、会诸侯两件大事说得清清楚楚。对古籍中的记载，一一加以甄别而绝不囿于旧说，求实态度和严谨之风堪为表率。明李宽的《石鱼记》为涪陵市长江中白鹤梁上众多题刻之一，清楚地说明白鹤梁石刻的科学价值，为后代观赏、研究白鹤梁石刻提供了依据。而涪州人夏景宣的《群猪滩辨》则通过考辨涪陵城外“群猪滩”之名的由来，说明：世间的人和事，但求其名副其实，价值在于本身，而不在于虚名美誉的道理。作者由此及彼生发开去，由一名之辨而明通常之理，以小见大，词浅意深。巴蜀古来历史散文特别发达，辨讹刊误有优良传统。某种意义上说，《三国志》、《华阳国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历史书籍，就是考证和辨刊的结果，因而“尚实”也是巴蜀人治学的一贯传统作风。 清代末期，内政腐朽，外祸频仍，外辱接连不断。四川虽远离沿海，然爱国忧民之士，也愤然而起，寻求维新改革，富国强兵之道。富顺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为拯国于濒危之中，不顾个人安危，写成《甲午条陈》，要慈禧还政于君，整顿军务，严惩昏庸，维新图治，学习和应用外国先进技术。光第冒死陈言，切中时弊。晚清廖正华的《劝同乡父老令子弟游学书》系作者赴日考察，将日本人重视教育、自强立国的经验向家乡父老介绍的一封信，乡人广为印发，成为当时的“教育手抄本”流布乡野。自此，富顺人留学者日众。巴蜀古文中，揭露社会黑暗，官吏腐朽，兵匪横行，民不聊生之作甚夥。如清康熙十九年(1680)富顺知县钱绍隆《详清禁兵害文》所记官兵掠民祸民情况，触目惊心：“路无行人，道怀荆棘，空城不闻，爨火无烟，里甲胥役，俱潜逃不知去向。”而官兵“炊薪爨火，拆毁庐舍，又有室在人逃，过兵往爨，纵火焚烧”，且“一二百里内，民间耕牛悉皆拽去，装运行李。”再如赵熙所写《售粥代赈碑》，反映了戊午(1908)年荣县大饥，“蔬尽，食糠。糠尽，食白土”的饿殍遍野之惨状。清季末世，政权失统，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因而百姓遭殃罹难，作为镜子的文学，作了较为全面深刻的反映。 古蔺县人邵南轩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为民请命，所写的《壬申请免征禀》，真实地揭露出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割据，赋税征收如梳蓖相加，地瘠民盆之古蔺县连续3年，每年要农民交清3—4年田赋，至民国21年(1932壬申)，已预征到民国30年(1941)的田赋。真令人难以想象军阀统治下的赋税甚于猛虎，苛刻惨酷如此! 而清代李承霖的《看笋说》更是一篇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奇文。作者由剖开病笋，见其内“群蛆鼎沸”之状，于是深入引发：“臭、味、声、色，生蛆之物也；权、位、势、利，壮蛆之利也。”进而论说“凡物之蛆，孰有大于此者？是知笋之有蛆，不能成林；则人有蛆，而安望成德哉!”精警动人，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一切腐败，内因是根本的。这个道理，于修身治国无不有深刻的意义。 总而言之，巴蜀古代散文体式多样，题材广泛，内容十分丰富，潜藏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文化审美价值极高。西部大开发，正有待于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作依据，去开发巴蜀古代文学，批判地继承和革新，发挥其深广的潜能，为巴蜀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发展服务。 [作者简介] 罗应涛，(1942—)，男，四川筠连县人，四川宜宾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四川宜宾 644003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总第68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