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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柴春芽年满三十。此前，他已先后在西安、广州等地的媒体当过多年记者、编辑。他身在同业梦寐以求的《南方周末》，曾经的文学青年身怀一种美好的理想主义，却又见过各种怪现状，对现实充满困惑和迷惘。就在那个而立之年，他决定去“做一件纯粹的事”。 柴春芽的选择，是将自己放逐到藏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8月，整整一年间，他只身前往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义务成为30个藏族孩子的乡村教师。在那个叫做戈麦的高原上，没有公路，没有电和通讯，他就在草原之上星空之下，阅读被他称为“达到叙事艺术巅峰”的《史记》。他感受自然，寻找宁静，时不时写日记和诗歌。近日，世纪文景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寂静玛尼歌》，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这一年的经历。小说在虚构与真实之间，讲述了他所经历的青春秘密和生命苦难。 台湾《联合文学》杂志这样评价柴春芽的作品，“时时复奏着凯鲁亚克式的反叛与抒情。藉由荒凉旅途上的流浪，追寻精神王国的自由。不同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消极与颓废，柴春芽的小说更多地体现人道主义者的悲悯、禁欲主义者的清洁和宗教徒般的救赎。”台湾文坛将他称为“青年大师”。 这部最初曾被命名为《慈航与流放》的小说，是柴春芽的处女作。在台湾的联合文学出版时，书名更为直白——《西藏流浪记》。这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生转折的作品，对柴春芽而言意义巨大：“这是一部不可能再度重复的作品，因为她是一次青春的告别。她的行文造句的肆无忌惮，她的口出无忌的指点江山，她的漏洞百出的玄思冥想，她的泥沙俱下的戏剧性独白，等等，都是年少轻狂的杰作。但是，正因其青春的稚嫩，才使我警惕，害怕自己会在此后的文学道路上举步不前，于是，我不断地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技艺的操练。毫无疑问，没有《寂静玛尼歌》，也就绝不会有我以后其它的小说，和正待付梓的《我们都是水的女儿》与《你见过央金的翅膀吗》。”在与朋友才旺瑙乳交流时，他这样阐释这本处女作对于自身写作的意义。 玛尼是什么？“玛尼是一种咒语。打个比方，我们平常听到的六字真言嗡嘛呢呗咪吽，就是一种咒语。玛尼的涵义很复杂，它们是说，宇宙中有很多能量，当我们唱这样的歌时，心就和这些能量产生共振。玛尼歌的本质是激进的，但这种能量我们是感觉不来的，所以叫‘寂静玛尼歌’。这个也可能跟老子讲的‘大象无形，大音稀声’有相似之处。”柴春芽解释。在藏区的一年，他在那个并未被外界真正了解的古老文明里，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和精神皈依。 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山牧场，柴春芽的主要工作是教学：“我所在的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我，一个民办的藏族老师。他不会说汉语，而且经常要请假，因为他是我们草原上很少的几个文化人之一，有时候一些牧民家里有人去世要请人念经，他要跟着僧人一块念经。他一请假就是十天半个月，只剩下我一个人，什么都教。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我们会经常劳动，比如去牧场建石房子。草原上分冬营地和夏天的牧场，到了每年9月底，下了第一场雪之后，我们要去牧场上把住在牧场的人和所有的牲口接到冬营地；到了4月份草慢慢长出来，我们再把羚羊赶到牧场上。这中间的路程平均5个多小时，所以我们要经常在冬营地和夏季牧场之间做很多工作：建房子、赶牦牛、给牦牛看病、在宿营地种青稞等。”这就是柴春芽那一年里的生活，“我去的藏区草原，不像内蒙古草原是平原，它是大山，悬崖边有一条小路，旁边就是悬崖。每次去德格县城，我都要骑马或者徒步八九个小时。那种流浪者的孤独体验，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受，那种在比较极端的环境下对一切本质问题的思索与拷问，都是真实的。” 一年时间，脱胎换骨。从西藏回来后，柴春芽把自己关在家里，关掉手机，拔掉电话线，写了整整三年，几乎与世隔绝。这三年里，他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写了四部书，把《慈航与流放》前前后后修改了12遍。他似乎找到了之前一直寻而未得、属于自己的写作之路。 “以前，我读当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发现一个问题。一本书里讲那么多人和事，却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只鸟，大家都赤裸裸地站在小说里面。”“不对呀，我们天天都在跟这些生物打交道！”在这些作品中，柴春芽找不到血脉相连的亲近感。他没有很多作家笔下的城市经验，“有20年我是在农村度过的，世界上所有的城市中，我没有一个亲人。”他说，“我从小是跟各种动物长大的，我骑过马，骑过牛，骑过羊，甚至骑过猪，养过兔子。兔子有家兔、长毛兔、野兔。小野兔有很多，我们就去抓。所有的野兔脖子上都有一块白毛，我们叫‘气死毛’。抓到了要赶快把这些白毛拔掉，如果这些白毛拔不掉的话它就被气死了。白毛拔掉后，带回家把它养大。我养过红嘴乌鸦，养过黄鹂，还养过戴胜鸟。戴胜鸟的头顶有一个花冠，可以一合一开。这种鸟特别好看，但是特别臭，老家叫‘臭不死’。我养它每天身上也带着一股子臭味。我还养过花栗鼠。花栗鼠跟松鼠不一样，松鼠身上没有黑白的道，花栗鼠是有那个道的。我们一看母鼠背部鼓鼓的，就知道它肯定带了食物要给它的小孩子喂，于是就跟着它。它进了一个洞，我们就开始挖。挖的时候特别紧张，因为母鼠会像剑一样突然蹦出来。挖到最后挖底的时候，特别特别可怕。我们找到小的花栗鼠，带回来每人养一只。上课的时候在兜里装着，有时候上课老师过来找你，你一跟老师说话花栗鼠就跑出来了，非常好玩儿。” “我生长在一片魔幻现实主义的土地上。”柴春芽的家乡在甘肃陇西的一个农牧地区。除了“非常好玩”的自然，他还有一个在外界看来近似“魔幻”的家庭。四舅爷因为14岁时做的一个梦，花了二十年时间，以一己之力在荒凉的山沟里建了一座庙。一个远方姨娘声称天天可以看见神灵鬼怪的世界。“那片土地上的人，我的祖母、祖父，他们的道德状况和生活方式，和我后来去的藏区草原上的人是很像的。我发现，原来在大地上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这跟语言没有关系，跟民族没有关系，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就是一种古老的道德观念，一直传承下来。”这样的成长，令柴春芽天然地具有了与西藏神秘主义靠近的可能，也使他在阅读拉丁美洲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时，本能地感到一种血缘上的亲切。这是他在多年的都市生活中一直缺少又一直寻找的精神血脉。在30岁这一年，在与世隔绝的高山牧场，他又感受到了这种力量。 从藏区回来后，柴春芽“顿悟”了。从《寂静玛尼歌》卷七“寓言书”开始，他走向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对他而言，这不是写作策略，而是一种真实存在。之前的柴春芽，一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写作。 虽然是半自传体的作品，但《寂静玛尼歌》写的并非柴春芽一人。书的背后，或许代表着一群人、一代人的精神轨迹。他们的身份可以是诗人、小说家、摄影师、画家和歌手，但他们身上有些共同的烙印：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青春期信奉并追随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或许都曾是热切的文学青年。他们更多接受西方文明的浸染，注重内心，希望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法接受精神的平庸和世俗的喧闹。他们对现世有悲观的热爱，又有勇敢的批评。在一切都被娱乐化的时代，他们希望通过写作，拍电影，来掀起诸如“新浪潮”式的运动。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追求意义，来抵抗世俗的功利主义、金钱崇拜，以及各种粗糙的文字、伪装的艺术。他们出现的方式和经历的人生各不相同，但都在寻找某种精神。所以，“这并不是简单的志愿者日志，它里面有精神的维度。”柴春芽这样说。 原载：《文学报》2011年04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