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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回族马绍玺教授送来的新书《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我心中便有几分欣喜，一是为这位青年才俊高兴，他左手写诗，右手著文，年纪轻轻就出版了用力甚勤的学术专著；二是题目好，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这是个尖锐而富有挑战意味的问题，值得深思。 全球化的冲击谁没有感觉到，全球化的甜酒与苦果谁没有品尝过？当下文学的处境、诗歌的处境，尤其是少数民族诗歌的生存现状呢？这不是个轻松的话题，却是个有意义的追究，因为人类精神领域中发生的起伏盛衰、复兴与消亡，统统皆关系着人类发展的现状：健康抑或病患，成长抑或困顿…… “我写诗，是因为我承受着多种文化的冲突。有什么办法呢，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带。我写诗是因为在现代文明和古老传统的反差中，我们灵魂中的阵痛是任何一个所谓文明人永远无法体会得到的。我写诗，是因为我站在钢筋和水泥的阴影之间，我被分成两半。我写诗是因为我在城市喧嚣的舞厅中想找回我失去的口弦。”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这几句话，集中讲述了少数民族诗人处于自我民族文化被撕裂引起的焦虑、困惑与疼痛，也表达了马绍玺写作此书的主旨，即身处巨变，当着力探寻当代少数民族诗人和作家的命运和前景，促使他们鼓足自信与勇气，积极参与到“全球化体验”和民族的生存思考与民族文化的重建之中。 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少数民族文化的不利处境，马绍玺将笔墨集中到讨论“文化全球化”对少数民族诗歌的影响，尤其是对先锋诗歌的影响上，从时空压缩、文化流散、文化认同、文化对话多个方面详细探讨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在哪些方面发生作用。同时结合我们置身其间的历史和生存处境，对时代的文化、文学和语言状况进行勘探和揭示。如“进山的文明/剥光了山的衣裳/醉了酒的汽车/从切了口的山脉里/摇摇晃晃地拉走了/森林的父亲/光秃秃的山/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断了奶的婴儿/张着口呼喊”……遗址和空寨，流亡与漂泊，无声地表述着某种逝去的民族历史与疼痛，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纽带迅速消失，源自文化的焦虑感迅速在民间升起，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焦虑与痛苦、希冀与欣悦，都对民族诗人的创作构成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精心选择最具影响的几位少数民族诗人———彝族的吉狄马加、哈尼族的哥布、普米族的鲁若迪基、佤族的聂勒、景颇族的晨宏、回族的阮殿文，对他们的诗歌进行认真的文本细读与思想分析，从中寻绎诗人们的家园情感、精神品质、心态变化与应对之策。 在吉狄马加的诗里，他找到了从文化失语到文化自觉的意识，找到了对母族文化回归的渴望：“我要寻找/被埋葬的词/它是一个山地民族/通过母语，传递给子孙的/最隐秘的符号”，准备用它把处于休眠状态的民族文化唤醒，力争摆脱附庸与学舌的尴尬，从根本上求取突围与新生。在哥布孩童般质朴、自然、纯粹的诗里，他找到了“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音”，告诉人们“写作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使自己成为世俗意义上的诗人，写作应该作为献身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方式，尽可能自觉和严格地为人类的大业和世界的大同效力。在鲁若迪基的诗里，他发现小凉山是鲁若迪基诗歌的文化母亲，原始苍茫的土地赋予他特殊的文化身份，诗人的责任就是要写出这片土地过去与现在的现实与梦想：“我以树的名义/生长在滇西北高原/相信这片土地/能收获语言/——我扎下深根/相信这片星空/能孕育美的意境”。在聂勒的诗里，他发现诗歌已成聂勒生命中一只巨大的怀乡的胃，其“文化怀乡”已经突破个人意义，体现出全球化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回归与重塑精神，“我是一棵树/蓝天赋予我坚韧的信念/雷电赋予我刚毅和不屈、无论前生/还是今世/我都深情地爱着脚下的土地”。在晨宏的诗里，他读到浓郁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心理的书写，真正有效返乡的精神体验：“你没有回头/……活着，本想留下点什么/生命却就要你离去/化为辉煌/让后来的人们读懂/一个穿越历史的沧海桑田/从北方来的民族”。在阮殿文的诗里，他体悟到“寻找”是殿文的诗歌之路，“母亲”和“故乡”是他诗歌的两大主题，怀着对大地的无限渴慕与赞美，把大地之伟大和大地的“生命之力”用美妙的歌唱出来：“阳光底下/我是纯粹的大地的歌者/我的歌声长满翅膀/在大地的梦里飞翔”，诗人就能成为最幸福的一朵雨滴。这些，既有诗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揭示，有自我形象的书写，有伤痛迷惘茫然，也有清醒的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有重新找回民族话语权的努力，有强烈的突围呼唤。于是，马绍玺坚定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那就是此类新鲜的诗歌，其独特的声音与舞姿，就是今日世界中来自地球极边的一种舞蹈。诗人们通过个人化的诗学书写，再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全球化遭遇，正是这种对文化撕裂与文化疼痛的关注，让诗歌走出了自我的狭小藩篱，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诗学品质，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诗歌和文学赢得了“他文化”的尊重。 作者指出，处于文化身份重构中的当代少数民族先锋诗歌，如果选择走简单地回归传统的认同道路是行不通的，排斥他者文化，拒绝与其它文化的对话，故步自封，那也是死路一条。因而，要走出二元对立的文化思想，不再简单地把民族本土文化视为一种实体性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关系性存在”，通过积极的文化对话，处理好文化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文化认同。显然，“家”是那个永远也回不去了的方向，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在无可抗拒的全球化时代，那种祈求返回某种纯粹民族文化的愿望，只能把我们再次置于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泥潭。因此，少数民族诗人只有积极参与和投身于民族的生存思考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构，把所有的生存感受体验都化为自己创作的重要资源，坚守自己的“孤岛”，发出独特而嘹亮的“别样的声音”，用诗歌来烛照时代和生活。全书就是这样深刻地切入到我们这一代最基本的历史境遇中，客观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给诗人们带来了深创巨痛，用全球化眼光来观察少数民族的生存现状，用文化学理论来审视少数民族文化，用他者的视角来打量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从中发掘少数民族生存的活力，弘扬民族文化的优长的价值，对少数民族文化和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重构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显示出一个青年学者胸怀天下、心骛八极的敏锐、理性和良知。 马绍玺与研究对象亲为朋友，心心相印惺惺相惜，感同身受使他对这一课题倾注了无限情感，因此他在指出当下少数民族诗歌困境的同时，也通过对最美好诗歌文本的分析介绍，让我们满怀期望，认识少数民族诗歌正在茁壮成长，优秀的诗人正携带着优秀的诗歌向我们走来。 马绍玺以思想者的姿态，重视精神内涵和历史关怀，既传达出来自少数民族文化内部的焦灼感与危机意识，也表明了一种价值指向，即大山是阻挡不了思想者的智慧与激情的，总有一天，这些诗歌王国里幽独的身影会越过群山，抵达理想中的精神高地，这是作者的坚定信念，也是他清醒的文化立场与写作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