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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的成就无疑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一直存在的那些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概括而言，大致有二：一曰以不知为知之，以知之为不知；二曰哗众以取宠，曲学以阿世。 所谓“以不知为知之，以知之为不知”，即不愿意承认自己学养的不足，而企图在义理的阐释上独辟蹊径，于是标榜所谓新方法。由于对资料不甚了了，因而只能空谈义理，先建立庞大的逻辑体系，作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一时间新见迭出，仿佛一个大学问家，实际上不过是对材料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又担心有学养的学者揭穿其无根基之新见，遂不做学术研究家，而热衷于做学术活动家，结党营私，以有限之学，党同伐异。所谓“哗众以取宠，曲学以阿世”，即不能好古而敏求，博学多闻，置四海之困穷而不言，或者故作惊世骇俗之谈，空谈性命危微；或者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趋炎附势，不敢追求真理。 当代学术的弊端之产生，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学术——即“国学”传统受到破坏，而西洋真正优秀的学术——“西学”传统并没有传播到中土，因此，就很难期望它会弥补旧传统被破坏后的学术真空。改变我们的学风，是我们今天的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改变的途径，就是发扬“西学”与“中学”的优秀传统，建立足以促进时代进步的新学风。而在“西学”与“国学”之中，最易把握，最适合中国国情，也最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当是“国学”的优秀传统。 近世以来，“西学”鸿渐，使中国本土的学术截然一分为二，西洋的科学，称为“西学”，与之相对应，则称呼中国固有之学问为“国学”。因此，“国学”之概念的出现虽然在“西学”传入中国之后，但是，“国学”的内涵却是非常古老的，是与古代中国学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国学”只不过是中国固有学术在新形势下的新称谓而已。如果把“国学”与中国固有学术割裂开来，认为它是在近代出现的新学，那无疑是错误的。 所谓“国学”，其内涵，就是《论语·先进》所谓“文学”。皇侃《论语义疏》引范宁之言曰：“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文学在早期是所谓“经学”，即“六经”之学，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学术的发展，六经之学浸以广大，“文学”则包含了一切“文化学术”，又非“经学”可以囊括。大体而言，只要是出现在中国本土的学问；其内容都可以归入近世所谓“国学”范围。所以，今天所谓“国学”的概念，本身便体现了变化和发展的精神，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研究方法也是不断革故鼎新，通而变之的。 在“国学”即中国固有学术的演变历史中，产生过“汉学”与“宋学”这样的基于时代的差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产生的流派，“汉学”是两汉时代的“国学”，而以东汉的学术为代表，以章句之学为基础，兼及文章义理的学问；“宋学”是两宋时期的“国学”，而以南宋的学术为代表，以义理之学为核心，不废章句之学的学问。两种学问虽重心有所不同，但实在是代表了古往今来中外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对于真正的一流学者来说，两者虽可能有所侧重，但是，却无不是融会贯通的。章句之学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义理之学是学术研究的深入，二者如果偏废，则会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 章句之学之失在于繁琐，义理之学之失在于空疏。远繁琐和空疏都是不良的学风，但是，其危害却有轻重的不同。相对而言，空疏之学的危害远甚于繁琐之学，空疏之学带来错误的结论和浮夸的学风，繁琐之学因为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其危害性仅仅表现为繁琐而已。在中国当代学术研究方面，由于部分学者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长的岁月里，或者无心向学，或者无力向学，当意识到需要以学术立身之时，生命的短暂使他们没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章句之学的准备，因此，扬长避短，带着极强的功利心态，以多年习养的政治理论思维能力投入于学术研究之中，因为作为基础的章句之学准备不足，所以，空谈义理，必然养成空疏的学风。 要改变当代学风，就必须提倡中国传统之学风，好古敏求，博学以文。而提倡汉代的国学——“汉学”，发扬其传统和方法，尤其具有现实针对性。 “汉学”，又可称为“朴学”，即朴实之学，朴素之学，不哗众取宠之学，其特征是“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曰：“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实事求是”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追求真理，不说假话、空话、大话，不文过饰非。《论语·为政》之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就是实事求是。《楚辞章句》王逸说《大招》作者，存乎疑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竟有三人，都缘于文献不足，不可不“持之有故”。 汉代学者，博习亲师，虚心向学。伏生九十余，晁错为大臣，有诏从受《春秋》；马融从女学者班昭受读《汉书》；郑玄师马融，马融门徒多，竟然三年不得见；又郑玄遭党锢之祸，在流亡之中，先后为《礼》、《毛诗》、《论语》、《周易》作注；服虔欲注《春秋》，投崔烈门下，为其门人做饭，以旁听教授；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匡衡勤学，“庸作”以供资用；夏侯胜与黄霸同系狱当死，黄霸听说夏侯胜长于治《尚书》，从而学之，生死置之度外；王充家贫，常至书肆阅所买书。正缘于此，汉代学者发言抗论，成就斐然。 汉代儒生，不仅学问可以为后世师范，及其为人处世之方略，亦随着学问的精进而成为后世榜样。如辕固生为汉朝大儒，曾对曾任宰相的公孙弘说：“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汉书·儒林传》)辕固生的话，是为人处世的道理，也是作学问的道理。在为人处世方面，正学以言，就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不曲学以阿世，就是要强调文人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做学问的时候，应该把为人处世的原则贯彻在其中，不猎奇，不哗众取宠，不趋炎附势，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和学术气节。 当然，正像一个不良的学术传统的产生、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的建立也一样，并更需要时间和环境。所以，我们不能有一蹴而就的奢望。但是，只要假以时日，通过当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新的良好的学风一定会到来。 [作者简介] 方 铭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夏之卷(总第2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