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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目录学是中国古人在文献整序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一门专门学问。分析现有学术规范可知，下述两个方面误导了人们对传统目录学的正确理解：其一，由于受到西方“甲乙簿录”式的形式主义目录在实践运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而自觉地把形式主义目录学视为传统目录学的最高参照范本，于是以今论古、据外律中，得出一些陈陈相因的错误结论。诸如，认为传统书目分类是等级谱系式的；郑樵提倡的“书以学类”就是按学科属性分类；用今天的索引理论来解释古代的“箴线”、“韵编”、“通检”等等。其二，由于受到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影响，而一味重功力轻发挥、重实证轻理论，“有似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人们一味注重大量材料的堆砌，而缺乏在材料基础上的确切结论，更不用说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建构了。 本文拟在对西方形式主义目录学和乾嘉学派思维模式全面反省的基础上，对传统目录学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 传统目录学的基本特征 传统目录学要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汉书·叙传》曰：“刘向司籍，九流以别，爰著目录，略序洪烈”。“别九流”就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的层面，“序洪烈”更有一种深刻的哲学本体论思想。刘向的这种最初的发凡起例式的目录学取向，隐含了后来的目录学理论全息，并规定了后来的理性发展。例如，《隋志》即以“研几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为己任。显然，传统目录学在整序文献的同时，还承载着对大道的知解。所以，“一掌故令吏足矣”的甲乙簿录从来就不是传统目录学的正宗。章学诚针对这一情况告诫人们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2]。 传统目录学的这种超越旨向，把自身设定在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本体论层面上：它不仅是“学术之宗”，更是“明道之要”[3]。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构成了传统目录学的深层意义内涵。传统目录学的一切形式、它的分类策略等等，都是围绕这种深层意义内涵而发生和运作的。形式只是表义的符号，相对独立于系统之外。意义内涵深刻地制约和影响了传统目录形式的结构特征和组织原则。换言之，传统目录学的文献整序形式必须与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的意义内涵保持深层的一致关系，才能确证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就决定了传统目录学不是以形式分析的自足为目的，而是一套意义内涵表达趋前的价值系统。因此，对传统目录学不能仅仅作一般性的事实描述，而应该追问它赖以生成并呈现出特定形式结构的原因；不能仅仅局限在纯粹目录学的范围之内来考察，而应该揭示出它的若干形式是如何为实现其意义内涵而调整自己的结构的。 传统目录学的结构形式受到“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这两层意义内涵的限制，如果结构发生变化，也一定能找到内涵上相应的或明显或隐晦的原因。 1.1 作为“学术之宗”的传统目录学 从“学术之宗”的角度来看。古人认为：“目录学者，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可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4]由此可见作为学术之宗的传统目录学本质之一斑。但是，古代所谓“学术”并非今天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学术。在认识论上，古人不以逻辑为手段，也不以求知为目的。荀子云：“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5]；孔子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知之，知之次也”[6]。求知的根本目的是要既能得之于己，又能用之于世。因而记录这种文化知识的古代文献都不是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上的存在，不能从知识的系统统一性和逻辑完满性的角度加以界定和说明。诚如《隋志》所云：“夫经籍者也，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才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试举一例：南宋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自序云：“数实成之学，士大夫所以来尚矣。其用本太虚生一而周流无穷，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人事之变无不该，鬼神之情莫能隐矣”，并坚持认为“数与道非二本也”。该书虽然在“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问题解法)和“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求正根法)问题上取得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但我们显然不能局限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来理解它。古代文献的这种非分析型和非逻辑化的特点，表明它们不像西方文献(以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绝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献)那样，是类别详明的、现成的结构单位，具有特定的形态标志，可以机械地适应某种形式主义的类别格局，进行形式化的类别划分。 古代文献的这种独特内涵，导致了中国古代传统目录学的独有特点：第一，传统目录学不是字典式的形式主义目录，而是以分类目录为其主体形式。因为，通过分类不仅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梳理出文献背后的学术内涵；而且可以“寓褒贬，多甄别”，梳理出学术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第二，传统书目分类的类别标准并非文献的学科属性及其相关的形式逻辑类项，而是以文献内涵在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上的功能大小作为首选分类标准。功能大的文献排在小的文献之前，功能大小相同或相近的文献在分类表中的位置也靠得比较近[7]。例如，《四库总目》子部类目的编制原则为：“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8]。第三，类表结构不是等级谱系式的几何构架，而是二维线性的平面铺排。传统书目分类中，虽然类名之间有一定的等级关系——如《七略》中作为一级类名的“六艺略”和作为二级类名的“易”、“书”等等。但是，作为一级类名的“六艺略”并不具有直接安置文献的功能。《七略》中的所有文献都在三十六个二级类名之下作了一种线性铺排。因而，文献主题概念并不按照仿佛真的有逻辑等级关系来处理。诚然，古代文献并不是按照亚里士多德逻辑构成的，不是把概念、命题、材料用演绎法串连成一个严谨的网络。古代的“类”不是事物形式和性质的结合，而是功能和意义的结合，因而不能作形式逻辑类项上的概括与划分[9]。第四，传统书目分类没有由阿拉伯数字和拉丁字母等代码构成的标识符号。用代码标识来固定类目，本质上意味着类名概念的逻辑代码性，进而意味着文献主题概念的逻辑化存在。传统书目分类仅用文字字符作为分类标识，兼起类号的作用。每个类名都提供一个具体的意象，它不必精确，只求传神活现。本质上表明了类名的非逻辑性，进而表明文献主题在类别归属上的意象性[10]。第五，传统目录学特别注重解题和小序。解题是就每一本书详加议论，小序是就每一类书仔细研讨，本质上表明任何文献都不是客观、独立、自足的存在，文献的意义内涵和功能价值必须有赖于行为主体的主观赋予。而没有解题和小序，则意味着对某种赋予权的放弃，这类目录也多被讥为“未为典则”、“浅薄不经”等等。显然，传统目录学已经远远超出了操作层面上的技术范畴，它不再单纯以作为反映学科知识谱系的总结系统或作为知识信息的存取系统的姿态出现。而这一点，显然是和它作为“学术之宗”的原初要求，以及古代学术的独有特点相通相容的。 1.2 作为“明道之要”的传统目录学 “明道之要”和“学术之宗”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古代学术的最终目标就在于道德人格的完成，然后由道德之人去“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11]，实现政教人伦理想。王夫子云：“道者，天地万物之通理”[12]。中国古代的“道”有天道和人道之别。道家学派取天这一极，天超越于人并宏观地规定着人，人应该顺天而行。儒家学派则取向于人这一极，以天之序投合于人之序，力求经验地把握人(社会)之序。天只有在人这里才能获得合理性及其意义。可见，儒道对于天和人的不同取向虽各有侧重，但两者都将天人合一之序最终聚焦在人生之序和社会之序上。从而，对“天下”的社会政治和现实人伦的终极关怀构成了所明之“道”的本体内容。同样，诚如上文所述，作为学术载体的文献也是一种政教人伦意义上的存在。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3]；又云：“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4]；程颢云：“学者须先识仁……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15]。总之，认知不是目的，达到审美、求善、识仁的本体境界才是根本目的。正是这种不为知识而知识，不为学术而学术，力求“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16]的学术取向，使得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明道获得了统一。 道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哲学本体设定，学术文化也要最终服务于道。对学术的理解，总能找到本体论上的深层内蕴。就传统目录学而言，具体的文献整序过程本质上即乃一种体道，即从具体的角度对道的把握过程。传统目录学在上述分类标准、类表结构、标识符号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独有特点，表面上看是“学术之宗”原则要求下的产物，而实质上却无一不是“明道之要”规约的结果。道不是一个逻辑概念，不可论证和推理，不能用既定的规范来言说，它不是知识论。所以，传统分类目录的类别标准是文献意义内涵在政教人伦价值上的功能大小，这在本质上意味着对一切文献的道学认可。所以，传统分类目录不可能是逻辑几何构架，因为道本身不是一个逻辑概念。 “明道之要”作为传统目录学的深层意义内涵，还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制约着传统书目的结构形式。传统目录学结合实藏文献，以分类为手段，将若干未经组织的文献整序为一幅由不同内涵的类名(一批文献的代表)和各个具体文献组成的大图式。宏观上，传统目录学一贯地把儒家经书列于书目体系的首位，以史部和子部为两翼，集部殿后，此种分类策略，其编码的深远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微观上，这种深远用意反映在每一类书乃至每一本书的具体整序过程之中。例如，《四库总目》因为《春秋繁露》虽本《春秋》立论，但无关经旨的地方很多，故入“春秋类”的附录；《左传始末》亦无关经旨，故入“史钞类”。这儿的“经旨”是指“垂型千载，如日中天”的政教人伦内涵。可见，传统分类目录隐含着行为主体对世界和人的基本理解，以及对特定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全面认同。文献的整序和分辨过程，也是世界和人的象征定位过程。例如，《明高皇后传》本是传记的书，但《四库总目》因为它是皇后的传，不能放在传记类，而放在了杂史类。又如，《总目·史部》“传记”类下分五目：圣贤(指孔子、孟子、周公一类人物)、名人(指正人君子、名臣高士、孝子隐逸、道学忠义、贞女烈妇以至文人墨客)、总录(一书中载有多人传记)、杂录(有关传记资料的书)、别录(所谓“逆乱”人物的传记)。传记以下五目的分类和排序所代表的现实人伦次序是不言而喻的。可见，传统目录学中，特定文献之规整性的“小序”折射出了世界和人之规整性的“大序”。 传统目录学站在哲学的高度描述人和世界。所以，清高宗在《文渊阁记》中说他修撰《四库全书》的目的是：“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佑文之名，盖如张子(按张载)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本体论意识，始终是传统目录学一切理论与实践的精神纲领。 二 怎样正确理解传统目录学 传统目录学承载着“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的意义内涵。而“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最终又只能归结和简化为对大道的知解。诚然，道不可论证和推理，它不是知识论。对道的把握本质上是一种体验的生命形式，道“唯在于自得耳”[17]。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传统目录的不同形式和结构中洞察不同行为主体对“道”之理解的不同。亦即，如果产生了不同寻常的体验结果，相应的目录形式和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这种结果一方面取决于不同行为主体的认知能力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取决于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 首先，从认知主体的角度而言，传统目录的形式结构会因为认知主体的认识能力的超常变化而发生变异。如，满清统治者为了表彰“死不忘君，无惭臣节”的明代人物(最终目的是为了给当朝臣子树立榜样)，在其官修的《四库全书》中提倡“论人而不论其书”的分类原则。就是说虽然书的内容并不太高明，但因其人在忠节之列，书的身份便要提高，分类也要设法显示其身份。乾隆四十一年钦定的《胜朝殉节诸臣录》将明代历朝殉节死难的人物，“皆胪列姓名，考证事迹”一一加以表扬，共3787人。他们中有些是有著作的，对于他们著作的评价及归类，都要另眼相待，略示变通。例如，黄道周《礼论》五篇，本意不是解经而是借以纳谏，本不应入经部，而编者强调他“不失圣人垂教之心”，虽然不是“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18]。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主体认知要求都能在目录形式中获得满足。仍以《总目》为例，《总目》在强调“认人而不论其书”的同时又提出了“论书而不论其人”的命题。就是说，作者人品不好，但其书可取，也要破例加以收取。例如，宋人耿南仲《周易新讲义》一书，《总目》编者在其提要中指责耿“力主割地”，认为他“经术之偏，祸延国事”，实为卖国弄臣。但认为他的著作内容颇有可采之处，故略其所短，取其所长，在分类中正确地反映了它的类别位置(入经部)[18]。 显然，目录形式不过是意义内涵(“学术之宗”和“明道之要”)和行为主体心理认知程序相结合的产物。意义内涵并非纯粹客观的存在，最终必须通过主体心理的认知、认可和认同而实现。主体的心理机制不可避免地会以自身的特定程序对意义内涵进行界定，决定它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因而传统书目分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分类、逻辑分类或形式分类，而是表现为若干文献在行为主体的主观心理现实上的分组。这在本质上根源于古代文献不是供我们现在从学科属性、逻辑类项或物理形态上加以衡量的客观对象，而是一种在人的主观心理现实之上的价值性和意义性存在。传统目录形式正是意义内涵要求与人的认知心理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次，传统书目分类还是一个发生、发展的连续的历史过程，因而必然受到特定历史积淀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同样投射在传统目录学的若干结构形式之中。中国古代成熟的目录学肇始于西汉时期的刘向和刘歆。刘氏父子的《七略》作为传统目录学的奠基之作，隐含着后代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原则，即“依刘向故事”。历史积淀因素主要是历史上的对意义内涵的特定认知要求制约下的产物。比如，《七略》以降的传统目录学的大类体系虽有六分、七分、四分、九分、十二分等区别，但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以史书和子书为两翼的分类策略却得到了一以贯之的继承。这不能不归结为历史积淀因素的制约。又如，有宋一代，人们更为重视《四书》(因北宋兴起的理学主要讲修己及人的心性功夫，而《四书》中有修身的三纲领、八条目，可供理学家们矜谈妙悟，发挥天理、人欲的思想)，尤其是哲宗元四年(1089)《四书》成为科举必读的教科书以后，《四书》的实际地位更是与日俱增。但宋代所有的分类目录仍然以《易》、《书》、《诗》……为经部目录的基本次序，显示不出《四书》的特别，这无疑也是历史积淀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积淀因素，本质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意义内涵的独特界定。时代向前发展，但这种独特界定的产物却因目录形式的稳定性而保存下来。事实上，《四库总目》以“典据”和“变通”为原则，记一代藏书之盛。所谓“典据”，正是对相关历史积淀因素的继承。这样，传统书目分类的若干现象，有时置诸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更能获得某种可解释性。 第三，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目录学的制约。传统书目分类系统都是“为治之具”，从中可以折射出当时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例如，《隋志》设有“谱系类”，乃因六朝世族门阀重选举、婚姻、品第人品，故大量撰作谱谍的风气盛行。而“自唐以后，谱学殆绝”，则与门阀制度式微、科举取士有关。所以后世目录——如《总目》——多删去谱系类。这正可以看出《总目》在“典据”的同时，力求“变通”的原则。理论上，主体心理认知的限制虽然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仍然是一种极其理智的行为：即通过整序文献来张扬某种理性意义内涵。主体心理认知上的主观性，见仁见智的歧义性，其实都是按照特定的现实人伦法则而进行的，只不过它不是知性法则而已。因此，主体心理认知的限制和现实的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限制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再从历史积淀因素来看，历史积淀因素之所以在目录形式中存留下来，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能够以曲折的方式服务于特定的现实要求。后代目录体系在分类、提要、小序、校雠等方面对目录的有选择的保留和继承，本质上都是看中了这些相关因子能够充分服务于特定的现实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缘故。 三 结语 综上，人、历史、现实，它们对传统目录学的意义内涵之界定，决定了特定的目录学类型、结构和形式。因此，对传统目录学的研讨，必须立足于具体的人、历史和现实对目录学意义内涵的独特界定和独特要求。关注于意义内涵，将给传统目录学研究者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同时使研究者的目标最终集中在人文、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层面之上。通过对目录形式的研究，可以探知特定的人、历史和现实在认识世界、组织经验问题上的基本方式，折射出不同目录系统背后的人、历史和现实的理性差别和价值异同。这样，传统目录学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讨论目录系统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解释目录系统如何通过主体人的心理认知、历史取向以及现实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而对人的生存方式施加影响。显然，本文对传统目录学的全新理解，将把目录系统的研究导向科学研究最深刻的主题：人文、历史和现实。 [参考文献] 1 章学诚.章氏遗书·与汪龙庄书 2 章学诚.校雠通义·序 3 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 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 5 荀子·劝学 6 论语·述而 7 傅荣贤.论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价值取向.江苏图书馆学报，1995(4) 8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序 9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形式结构.图书与情报，1996(4) 10 傅荣贤.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标识符号.图书与情报，1995(4) 11 汉志·艺文志·儒家类序 12 王夫子.张子正蒙注·卷一 13 论语·雍也 14 论语·泰伯 15 程颢.程氏遗书·卷二上 16 章学诚.文史通义·原学上 17 郭象.庄子注 18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古籍编目.北京：中华书局，1985：278~280 [作者简介] 傅荣贤，盐城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盐城，224002 原载：《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16(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