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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历史悠久，文献丰富多彩。对此，李仲伟、林子雄、倪俊明三位学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编写《广州文献书目提要》，在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下，最近出版发行。 这部厚达1138页的煌煌巨著，有三大特点：首先是材料丰富，学术价值高。编著者从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搜集大量资料，还发函征询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力求完善，收录有关广州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图书多达11852种。不仅时间跨度长，从公元前206年至1997年，前后达两千多年；而且覆盖范围广，收录的文献，其作者籍贯不限于古代广州城区，还包括番禺、南海、佛山、花县、从化、增城等县。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期间，广州的政府机构、学校团体等单位迁往外地，其出版的文献，为保持史料的连贯完整，仍予收录，这就给研究广州历史和现状提供了方便。该书对每种文献内容和作者生平均有扼要说明。评介准确、公允，显示《广州文献书目提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次是分类明确，容易查阅。全书分三部分，即：古代部分(约公元前206－1911年)，民国部分(1922－1949.9)和现代部分(1949.10－1997年)。 本书所录古代部分的文献，依照《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分类，按经、史、子、集、丛的次序编排。编著者在《凡例》内声明：“穗人著述中，凡内容不涉及广州者，限于篇幅，暂不收录。”因此本书所收录的经类著作只有3种。这样处理，如着眼于减少篇幅、降低成本，未尝不可，但从内容的完整性来说，似有欠缺之处。因为道光二年(1822)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一·经部》所载书目就有246种之多。也许编著者有见及此，所以声明只是“暂不收录”，今后再酌情考虑吧。 至于民国、现代部分收录的文献，则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来分类。民国部分文献的分类是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综合性图书。其中“社会科学总论”内容为统计学、人口学，“综合性图书”主要内容为年鉴、图书目录等。现代部分和民国部分的文献分类基本相同，只是把“宗教”类扩充为“哲学”类，内增“精神文明建设”一项；此外还增设“科学研究事业”、“自然科学总论”、“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等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有些门类的内容比前略有增减，以“社会科学总论”来说，民国部分收录的文献共25种，只有“统计学”与“人口学”，大多是省、市、县政府的会议纪要、工作报告、统计汇刊、资料特辑和调查报告。现代部分收录的文献共195种，增加“概况”、“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文献，其中“概况”收录《1958－1962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纲要草案》等文献22种，介绍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规划、活动和成果；“社会学”文献有《粤东疍族调查材料》、《广州人的生活方式》、《老龄工作资料选编》、《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汇编》、《广州市乞丐个案研究》等文献22种，为关心社会问题者提供可贵的资料；“管理学”、“人才学”收录的文献不多，因这在广州属于近年新兴的学科；至于“统计学”、“人口学”文献，因近代部分比民国部分的时间长，而且社会稳定，政府机构、群众团体较多，因此文献也较多。 最后，本书根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划》(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来编写，对每种图书的著录项目，力求完整准确。个别录自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其他公私编写的“书目”，原著不够完整，只好空缺，这属事非得已，应予谅解。值得称颂之处是，本书文字简练，评语精辟。例如，对于明朝戴壕《广东通志初稿》的评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乃摄于嘉靖乙未以临代之时，两月而成，未免涉于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如《人物》之外，别立《道学》一门，介于学校、风俗之间，虽本《宋史》，而于地志为创闻。位置先后，亦非其所。又《政论》一门，凡历代窜流岭表之人，皆备书之，此自朝政，何与舆图!又《行次》一门，惟纪宋末崖山之事，此在史民为大纲，在地志为轶事矣，别为标目，更未允惬也。”本书的评介则不然，编著者实事求是，善于独立思考，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是志为首部《广东通志》，编纂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未足三月编成付梓。其内容包括：分野、山川、纪政、行次、疆域、形胜等50多门，颇重经济，并在田赋、课科、差役、均平、粮饷、仓廒、驿传、盐法、屯田、珠池、铁冶、番舶、水利等门均有记载，又详细地反映了广州政治、文化、人物等方面的历史。”应该指出，我国古代史书多侧重于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则缺乏深刻认识。戴璟修志能够重视经济史料，甚为难得。又如，评介明朝黄佐《广东通志》为：“其体例渊雅，文字简洁，资料翔实，尤重人物、民物，仅人物门的内容占全书约1/3，其中以广州人物记载最详。”这言之有据，因为黄佐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修志之前，于正德年间(1506－1521)撰《广州人物传》24卷，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积累丰富。再如，对郭棐《广东通志》的评语为：“特别是广州地区历史颇详尽。”因《广州文献书目提要》重视广州史料，故有此评。对清朝康熙年间金光祖《广东通志》的评语为：“详记广东人口、土地、税收情况，经济史料丰富。”对雍正时郝玉麟《广东通志》的评语为：“较前志多有创新，其中《外蕃》门，记述了清朝蕃舶云集，对外贸易发达的盛况。”上述评介，均体现了编著者重视经济问题。对道光时阮元《广东通志》的评语为：“其体例渊雅，征引宏富，记载详核，为清代通志之典范之作。其中广州地区政治、沿革、地理、教育、人物、艺文等方面的历史资料甚详。”这个评语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至于把“阮志”说成是“清代通志之典范”，似应加斟酌，因阮元生在乾嘉盛世，当时名家辈出，戴震、段玉裁、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李兆络、郑珍、莫友兰等均参与修志；又因清朝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多次编辑《大清一统志》，再三下令各省修志，因而出现一批高质量的省、府、州、县志书，如《湖北通志》、《广西通志》、《汾州府志》、《遵义府志》、《永清县志》、《富顺县志》等，均为当时杰作，各有所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此已有论及，细察“阮志”，亦有不足之处，故不宜称为“典范”。 综上所述，可见《广州文献书目提要》是研究广州问题必备的工具书，它为人们查阅广州文献时起着指南的作用。 [作者简介] 袁钟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原载：《广东史志》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