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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广州文献的指南 ——评介《广州文献书目提要》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袁钟仁 参加讨论

    广州历史悠久,文献丰富多彩。对此,李仲伟、林子雄、倪俊明三位学者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编写《广州文献书目提要》,在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支持下,最近出版发行。
    这部厚达1138页的煌煌巨著,有三大特点:首先是材料丰富,学术价值高。编著者从全国各公共图书馆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图书馆搜集大量资料,还发函征询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力求完善,收录有关广州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地理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图书多达11852种。不仅时间跨度长,从公元前206年至1997年,前后达两千多年;而且覆盖范围广,收录的文献,其作者籍贯不限于古代广州城区,还包括番禺、南海、佛山、花县、从化、增城等县。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期间,广州的政府机构、学校团体等单位迁往外地,其出版的文献,为保持史料的连贯完整,仍予收录,这就给研究广州历史和现状提供了方便。该书对每种文献内容和作者生平均有扼要说明。评介准确、公允,显示《广州文献书目提要》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其次是分类明确,容易查阅。全书分三部分,即:古代部分(约公元前206-1911年),民国部分(1922-1949.9)和现代部分(1949.10-1997年)。
    本书所录古代部分的文献,依照《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分类表》分类,按经、史、子、集、丛的次序编排。编著者在《凡例》内声明:“穗人著述中,凡内容不涉及广州者,限于篇幅,暂不收录。”因此本书所收录的经类著作只有3种。这样处理,如着眼于减少篇幅、降低成本,未尝不可,但从内容的完整性来说,似有欠缺之处。因为道光二年(1822)阮元《广东通志·艺文略一·经部》所载书目就有246种之多。也许编著者有见及此,所以声明只是“暂不收录”,今后再酌情考虑吧。
    至于民国、现代部分收录的文献,则按《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来分类。民国部分文献的分类是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体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综合性图书。其中“社会科学总论”内容为统计学、人口学,“综合性图书”主要内容为年鉴、图书目录等。现代部分和民国部分的文献分类基本相同,只是把“宗教”类扩充为“哲学”类,内增“精神文明建设”一项;此外还增设“科学研究事业”、“自然科学总论”、“环境科学”、“劳动保护科学”等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有些门类的内容比前略有增减,以“社会科学总论”来说,民国部分收录的文献共25种,只有“统计学”与“人口学”,大多是省、市、县政府的会议纪要、工作报告、统计汇刊、资料特辑和调查报告。现代部分收录的文献共195种,增加“概况”、“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文献,其中“概况”收录《1958-1962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纲要草案》等文献22种,介绍广东省、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规划、活动和成果;“社会学”文献有《粤东疍族调查材料》、《广州人的生活方式》、《老龄工作资料选编》、《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材料汇编》、《广州市乞丐个案研究》等文献22种,为关心社会问题者提供可贵的资料;“管理学”、“人才学”收录的文献不多,因这在广州属于近年新兴的学科;至于“统计学”、“人口学”文献,因近代部分比民国部分的时间长,而且社会稳定,政府机构、群众团体较多,因此文献也较多。
    最后,本书根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划》(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来编写,对每种图书的著录项目,力求完整准确。个别录自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及其他公私编写的“书目”,原著不够完整,只好空缺,这属事非得已,应予谅解。值得称颂之处是,本书文字简练,评语精辟。例如,对于明朝戴壕《广东通志初稿》的评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乃摄于嘉靖乙未以临代之时,两月而成,未免涉于潦草,其门类亦多未当,如《人物》之外,别立《道学》一门,介于学校、风俗之间,虽本《宋史》,而于地志为创闻。位置先后,亦非其所。又《政论》一门,凡历代窜流岭表之人,皆备书之,此自朝政,何与舆图!又《行次》一门,惟纪宋末崖山之事,此在史民为大纲,在地志为轶事矣,别为标目,更未允惬也。”本书的评介则不然,编著者实事求是,善于独立思考,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是志为首部《广东通志》,编纂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未足三月编成付梓。其内容包括:分野、山川、纪政、行次、疆域、形胜等50多门,颇重经济,并在田赋、课科、差役、均平、粮饷、仓廒、驿传、盐法、屯田、珠池、铁冶、番舶、水利等门均有记载,又详细地反映了广州政治、文化、人物等方面的历史。”应该指出,我国古代史书多侧重于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以经济为基础则缺乏深刻认识。戴璟修志能够重视经济史料,甚为难得。又如,评介明朝黄佐《广东通志》为:“其体例渊雅,文字简洁,资料翔实,尤重人物、民物,仅人物门的内容占全书约1/3,其中以广州人物记载最详。”这言之有据,因为黄佐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修志之前,于正德年间(1506-1521)撰《广州人物传》24卷,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积累丰富。再如,对郭棐《广东通志》的评语为:“特别是广州地区历史颇详尽。”因《广州文献书目提要》重视广州史料,故有此评。对清朝康熙年间金光祖《广东通志》的评语为:“详记广东人口、土地、税收情况,经济史料丰富。”对雍正时郝玉麟《广东通志》的评语为:“较前志多有创新,其中《外蕃》门,记述了清朝蕃舶云集,对外贸易发达的盛况。”上述评介,均体现了编著者重视经济问题。对道光时阮元《广东通志》的评语为:“其体例渊雅,征引宏富,记载详核,为清代通志之典范之作。其中广州地区政治、沿革、地理、教育、人物、艺文等方面的历史资料甚详。”这个评语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至于把“阮志”说成是“清代通志之典范”,似应加斟酌,因阮元生在乾嘉盛世,当时名家辈出,戴震、段玉裁、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李兆络、郑珍、莫友兰等均参与修志;又因清朝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多次编辑《大清一统志》,再三下令各省修志,因而出现一批高质量的省、府、州、县志书,如《湖北通志》、《广西通志》、《汾州府志》、《遵义府志》、《永清县志》、《富顺县志》等,均为当时杰作,各有所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对此已有论及,细察“阮志”,亦有不足之处,故不宜称为“典范”。
    综上所述,可见《广州文献书目提要》是研究广州问题必备的工具书,它为人们查阅广州文献时起着指南的作用。
    [作者简介] 袁钟仁,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原载:《广东史志》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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