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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民族古籍书目概况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9世纪藏族学者就编制了著名的三人藏文佛经目录，在其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古籍学者、目录学家编制了多种类型的少数民族古籍书目、索引、文摘、题录和综述等，积累了一定的书目文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已开始重视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80年代至90年代，民族古籍书目达到空前的繁荣，这一时期，民族古籍书目特别是馆藏民族古籍书目不断增多，并进行了全国收藏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全国各地区、各类型民族古籍信息单位和全国各相关科学研究、出版机构等，先后编制了蒙古文、藏文、满文、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纳西象形文、傣文、彝文和民族古文字等民族古籍书目、提要、目录、索引等。其数量之多、类型之繁、质量之高、效益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书目分类的科学化、文献著录的标准化、检索手段的多样化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全国性民族古籍联合目录主要是由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办公室编辑的《全国蒙文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该目录1979年10月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黄润华、屈六生编辑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油印本)和《北京地区满文石刻拓片目录》(油印本)，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该目录于1991年7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民族古籍研究室的支持下，内蒙古古籍办、内蒙古自治区图协及8家图书馆联合编辑出版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上中下)，2000年5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该书目是一部民族性、文献性、学术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型书目工具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上决定在“九五”期间或用更长时间编纂跨世纪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将是一部综合性的具有多功能学术价值的巨著，将成为国内外诸多领域科学研究的必备工具书，它同《四库全书》一样，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地区性的民族古籍联合目录主要有《北京现存彝族历史文献部分书目》，1981年10月由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彝族历史文献编译组编，油印本。《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1994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由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辑，是一本彝文古籍整理必备的大型工具书。方国瑜编著的《纳西象形文字谱》，1981年4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还有和志武1983年编制的《纳西象形文东巴目录》；张公瑾编著的《傣文古籍见知录》；库尔班·维力编辑的《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古籍目录》；策司·桑杰嘉措编著的《南瞻部州唯一庄严目录》；还有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藏文编目组编辑的《藏族史料书目举要：藏文一》；于宝林编的《契丹文字文献论著解题》等等。 凡是藏有民族古籍的文献信息部门，大都有馆藏民族古籍目录。在这些众多的馆藏民族古籍目录中，尤以藏文古籍目录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最先编印的一部大型馆藏古籍目录是1959年编印的《拉卜楞寺总书目》(油印本)，1985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时书名改为《藏文典籍要目(藏文)》，该书是拉卜楞寺公私藏书的联合目录。中国民族图书馆编辑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共三册，1984年7月、1989年12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上册和中册，下册于1997年3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与《藏文典籍目录》相对应的文集类目录是1995年12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德格印经院目录大全》。该目录由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编译局和德格印经院联合编纂，是一部集书目、资料为一体的大型工具书。另外，还有一部大型馆藏古籍目录是由李鹏年、吴元丰主编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该目录于1999年12月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二 国外编制的我国民族古籍书目概况 由于历史变迁、外国列强入侵等原因，我国许多珍贵的民族古籍流散于世界各地。世界各国不仅收藏有大量的中国民族古籍，还出版了不少中国民族古籍目录，主要情况如下： 有关蒙古文古籍书目主要有德国W·海西希编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蒙文手抄本、木刻本卷》(1961年)。日本岩村忍、藤技晃编的《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953年)、日本蒙古学会编的《蒙古研究文献目录：1900－1972》(1973年)、原山煌编的《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目录》(1978年)、京都帝大农学部编的《满蒙研究资料一览表》(1932年)、大佐三四五编的《以满蒙为主的文献目录》(1932－1933年)、神田信夫编的《东洋文库藏满蒙文献资料目录》(1984年)等。俄国A.T.卡泽金编的《苏联东方科学院蒙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第一卷(1988年)；美国D.M.法夸尔编的《华盛顿地区蒙古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1955年)。 各国有关藏文古籍的目录主要有：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的《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法国拉露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共3卷，分别于1939年、1950年、1961年由巴黎阿德里安、梅松耶夫书店与国立图书馆联合出版。法国麦克唐纳夫人与今枝由郎合编的《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书选刊》，1978年－1990年由法国国立图书馆出版。匈牙利德尔杰克编的《乔玛收集的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书目录》。日本近年来出版了不少有关机构收藏的藏文书目，如《大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勘同目录》(1965年)、《大正大学所藏西藏大藏经那塘版论疏部目录》(1967年)、《东洋文库所藏藏文历史著作目录》(1970年)、《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西藏文献目录》(1973年)等几十种。还有日本东洋文库西藏研究会编的《斯坦因搜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1－12分册，1977年－1988年日本东洋文库出版；贞兼绫子编的《西藏研究文献目录日文、中文篇1877－1977》及续集《西藏研究文献目录Ⅱ：1978－1995》，分别由亚细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和高科书店于1982年和1997年出版，此目录是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日、汉文藏学目录，收录范围十分广泛，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前苏联B.A.丹达龙编的《布里亚特综合科学研究所藏文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录》二卷本，1960年版、1965年版。 有关满文古籍目录主要有：日本神田信夫等编的《八旗通志列传索引》，(东洋文库满文卷档研究会，1965年)；太田辰夫编的《八旗文人传记综合索引稿(附字号索引)》，(汲古书院，1975年)；渡部薰太郎编的《满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1925年)和《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亚细亚研究会，1932年)；天理大学图书馆编《天理图书馆藏满文书籍目录》(1985年)，日本满铁调查部的《满洲金石志稿》(1936年)等等。俄国沃尔科夫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文献》，T.A.潘编的《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满文手抄本木刻本目录》(2001年)，热列勃罗夫斯基的《满文刊本记述》，格列宾希科夫的《满文文献书目》以及扎哈罗夫编的《满汉大辞典》等。英、美、德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满文古籍的编目工作。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名誉教授塞门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部长助理涅尔逊合编了《伦敦现存满文图书综合目录》，该目录收录了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的东方和非洲学院、印度省图书馆的文书馆、国立公文书馆、英国海外圣书协会、皇家地理学会等单位所藏满文古籍。 有关西夏文古籍目录主要有：俄罗斯(前苏联)克恰诺夫与戈尔芭乔娃合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西夏文手写本和木刻本目录》(1963年)，E.H.克恰诺夫编《苏联东方科学院西夏文宗教文献目录》(1999年)。英国格林斯蒂德的《大不列颠博物馆中的西夏文献残本》(1961年)和《西夏文大藏经》。日本西田龙雄的《关于天理图书馆所藏西夏语文书》(一)(二)(1958年)和《西夏文华严经))(一)(二)等等，其中，以《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所藏西夏文手写本和木刻本目录》最著名。在这部书中，作者著录了405种西夏文古籍，并为其中60种非佛教著作撰写了详细的提要，成为当前研究西夏文古籍最重要的工具书。 除以上所列目录之外，国外还有一些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出版，如在日本山路广明编的《契丹墓志铭文字索引(含：契丹语文献目录)》(1974年)，松冈正子编的《彝族有关文献目录》，由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中国民俗研究会1988年出版，该目录收录从19世纪到1987年间发表的有关彝族的古籍目录，计有中文803条、日文78条，英文47条。德国施文特纳编的《吐火罗语著述目录(一八九O－一九五八)》，收主要书目526条(不包括一些书刊评介)等等。 三 国内外民族古籍书目编辑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3.1 国内外民族古籍书目编辑特点 国内外民族古籍书目编辑特点是拉丁转写和本国文字相结合，即：标题、著者、引文用民族文字的拉丁转写记录，叙述文字用本国语言，如英语、德语、俄语、日语、汉语等。这些目录题录的数量多少不一，编辑内容的详略不一，但大多数目录的编辑质量都很高，记录准确，描述详细，有分类，有译名，编有各种索引。如俄国E.H.卡恰诺夫所编《西夏文宗教文献目录》，题名用的是西夏文原文，行文用俄文。题名有汉文和汉文的俄文拼音。西夏文引文有俄文翻译。我国乌林西拉等编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是一部民族性、文献性、学术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大型书目工具书。它收录了全国180个藏书单位和80个个人所收藏的1949年以前中国抄写、刻印的蒙古文文献，分图书经卷、检索资料、金石拓片和期刊报纸4部分共13115条，并依照国家标准进行著录，还做了必要的分析、考证。其附录由3部分组成，一是新版古籍简目；二是蒙古文国际音标书名索引、汉译书名索引；三是甘珠尔经、丹珠尔经蒙古文目录。在编制书本式目录的同时，还组织力量建立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数据库。这些都是学术性水平很高的书目。 3.2 国内外民族古籍书目编辑存在的问题 (l)分类标准不一。分类法是分类标引依据，只有使用统一的分类标引依据，才能实现民族古籍分类规范化。目前，民族古籍的分类标引尚无统一标准可循，不仅不同语种之间民族古籍没有统一标准，就是同一语种的民族古籍其分类标引也不统一。以彝文古籍的分类为例，现采用的分类法有马学良、杨成志、陈士林、果基·宁哈、西田龙雄、段尔煜等人的学科分类法；有黄建民、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的方言(支系)分类法；有朱崇先的地域分类法等不下十几种。这种分类标引的多头现象无法实现民族古籍网络化。 (2)著录格式不一。目前国际图联有UNIMARC，中国有CNMARC，美国有USMARC，近来，还出现另外一种趋势，即采用Dublin Core替代MARC。这些MARC在著录内容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格式上有所区别，而国际联合目录需要使用统一的MARC格式。 (3)著录内容不一。民族古籍的著录只有使用统一的著录规则，才能保证做出的书目数据信息源一致，信息范围一致，各种信息的处理方法一致，从而保证著录内容规范化。目前，民族古籍的著录极不规范，主要表现在：著录内容祥略不一，有的有内容提要，有的有汉译书名，有的详列子目，有的还为作者写了生平简介。如W.海西希编的《丹麦皇家图书馆)蒙文手抄本和木刻本目录》，除了题名的转写和英译之外，还有文章开头结尾的转写和英文翻译，除了常规著录之外，还有一些有关的参考说明。中国民族图书馆编辑的《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该目录收录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180余家文集的要目，书中正文按作者姓名字顺排列，每一文集详列子目，著录每一子目的藏文书名、汉译书名、版本类型、页数、次序编号及索取号等。这样既保持了文集原有卷恢和篇目次序，又参照其它版本，进行校勘补缺，还为文集作者写了生平简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4)叙述文字不一。在上述各国所出版的目录中，除了记录题名、著者、引文的民族文字(拉丁转写)外，叙述文字是各不相同，著录用文字复杂多样。有的用汉文著录，有的用民族文字著录，有的用汉文和民族文字两种文字著录，有的用汉、满、拉丁文转写三种文字书写，有的使用现行的民族文字(拉丁转写)，如蒙文、藏文等，然后再将其译成英文、汉文，而对那些现在已经不再使用的古文字，比如回鹊文，除了题名、著者、引文用民族文字(拉丁转写)外，叙述文字用英、汉两种文字等等。如黄润华、屈六生主编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共收录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8个单位收藏的满文图书资料10150种，拓片693种，基本反映了清代满文图书、拓片的概貌。书目正文分列满文图书和石刻拓片两部分，分类排列，每一书目皆用汉、满、拉丁文转写三种文字书写，并标明出版年代、出版者、版本、文种、册数、馆藏情况等，编有满文书目索引、汉译书名笔画索引、汉译书名汉语拼音索引、书名拉丁文转写索引和汉译著者笔画索引，是我国民族古籍书目中，检索途径较多的书目工具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收藏价值和使用价值。 (5)拉丁转写不一。目前，对于一种少数民族文字国际国内都存在有多种拉丁转写方案，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转写方案。 四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国际合作前景 民族古籍书目要实现数字化，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为建立国际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创造条件。 4.1 成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国际协作中心 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集合各方面的人才和技术力量，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就需要政府出面统一组织协调，建议由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牵头，组成一个由国家民委、地方政府、高校三方联合起来的专门领导小组，开展对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研究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1]申请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专项经费，积极向国家民委及有关部门宣传开展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争取建立专项基金。[2]负责制订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各种标准。比如分类法的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编码、民族文字的信息处理和民族文字标准平台等，负责申报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有关标准。[3]定期举办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学术活动，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和专家论证会。[4]举办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技术培训班和研讨班。 4.2 制定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国际总体建设方案 首先，在国际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协作中心指导下，组织有关专家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总体规划。其次，在整理已有的民族古籍目录的基础上，进行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建设。一是选择一些编制比较好的、有代表性的民族古籍书目进行数字化，比如通过已经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编制《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数据库》，这项工作已在进行之中。二是利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编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机会，直接编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数据库》，为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打下坚实基础。 4.3 加快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的软硬件建设 民族古籍收藏单位应加大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宣传力度，使决策层意识到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重要性。政府应将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纳入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之中，除加大资金投入之外，还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以激发产业界对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研究和投资热情。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建设是一项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单凭政府投入或收藏单位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很难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需要计算机界、软件工程界、通讯网络工程界及其他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家民委、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科委、电子工业部等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集结各方面的力量协同攻关，使民族文字的信息处理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推出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以及柯尔克孜、锡伯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字处理系统，以后不久，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四川、吉林等地的专家学者也在国家的扶持下，开发了各种民族文字的字处理技术和应用系统，为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但从国内外古籍书目数字化的实践来看，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涉及的技术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三维建模、人工智能、声频、视频技术、语言处理技术、光学字符识别等几十种相关技术。针对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所涉及的技术领域的复杂性，在国内应选择一些国家部委、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收藏单位、院校、研究所等建立民族古籍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以保证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建设的长期性、连续性和科学性。 4.4 加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的国际信息交流与合作 在国外，如日本、印度、俄罗斯及欧美各国都建立了许多研究所、学会和国际常设机构，研究蒙古学、藏学、满学、突厥学、敦煌学等，并出版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书目。在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网上可以看到藏文、蒙古文的目录；日本东洋文库的网上有藏文的数据库。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与我国国家图书馆最近合作的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将在RLN和CLOT网上发布。该目录有100余条目，文种包括：满文、蒙古文、西夏文、苗文、女真文。该目录采用USMARC格式，著录文字全部是民族文字的拉丁转写，同时再用汉文重复一遍。有主题词，有责任者文档。另外值得一提的与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有关的是正在进行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这是一个由英国大英图书馆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它将把世界上所有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其中包括西夏文、藏文等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国际敦煌项目(IDP)”的开展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和借鉴。我们应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特殊政策，广辟国际信息渠道，广泛开展国际交往。其内容大致包括：[1]各国共同编辑标准化的民族古籍书目及民族古籍研究刊物；[2]及时交流民族古籍书目数字化工作经验；[3]合作进行民族古籍书目人员培训；[4]合作购置和共同开发运用大型的现代化设施，如建立公用的民族古籍书目数据库；[5]制定共同的民族古籍书目规范，比如规定统一模式；协调文字模式；协调MARC格式；确立网络系统；统一拉丁转写方案；确定著录要求等，便于国际通用；[6]互相聘请民族古籍书目专家或互派访问学者；[7]建立共建共享机制，为有藏书但没有专业人员的藏书单位提供专业编目服务；与有藏书也有专业技术人员的藏书单位或著有相关专题目录的学者专家协商建立网上国际联合目录。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2]申晓亭.建立国际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数据库的背景和设计.文津流筋，2003(8)。 [3]包和平.少数民族古籍的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l)。 [4]包和平.我国民族文字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图书与情报，2000(3)。 [5]包和平，王学艳.我国民族古籍的书目控制.图书馆杂志，2002(3)。 [6]包和平.国外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目录概况.图书馆杂志，2002(3)。 [作者简介] 包和平，男，1965年生，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王学艳，女，1969年生，大连民族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大连 116600 原载：《情报资料工作》200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