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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学者刘知儿论史才、史学、史识，为史家三长的论点，古往今来，脍炙人口，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清朝学者章学诚又增加了一条“史德”。德、才、学、识也同样是书目索引编制者所应具备的素质。这种提法也许会有人反对，因为社会上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认为书目索引工作不过是雕虫小技，登不上科学研究的“大雅之堂”。 诚然，检索工具书不能代替学术研究，这从学术研究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应当说，工具书对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它能大大节省教学和科研工作者查找资料的时间，协助教学科研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在教学和科研工作飞速发展的今天，工具书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编制工具书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需要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在编制过程中必须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我国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常常亲自动手编制工具书，如著名学者班固、王俭、魏征、欧阳修、王尧臣、晁公武、纪昀、章学诚以及当代著名学者陈垣、叶圣陶等都亲自编纂过工具书。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魏征的《隋书·经籍志》、欧阳修的《新唐书·艺文志》、王尧臣、欧阳修的《崇文总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目录学著作，都是篇帙巨大、体例完备、内容丰富，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目录学名著，成为对古典目录学的特殊贡献，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一部学术性强，质量高，参考价值大的书目索引，尤其是专题书目索引，能够提供这一专题范围内的全部有关文献，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所以说，书目索引工作本身就是这门学科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掌握这门专业知识的一把金钥匙。这也说明没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没有相当的研究基础，是编不出较高水平的书目索引的。 如何编制书目索引，一个统一应用的公式是没有的，各种书目索引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却有它的共同的要求，即要求书目索引编制者必须具备“德”、“才”、“学”、“识”四个方面的基本条件。 一、“德” 所谓“德”，就是指书目索引编制者抱着对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负责的态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热爱本职工作。具体地说，要有端正的工作态度和细致的工作作风。书目索引是直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是一项服务性很强的工作，编制者没有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甘作无名英雄的精神，是不可能长期安心这项工作，并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的。书目索引以其科学性、实用性为读者服务，所以要求编制者在工作的整个流程中始终认真细致地工作，以保证资料的准确性。这是书目索引工作的核心，也是衡量书目索引质量高低的根本标志。编制者对待工作应一丝不苟，严格审核每一篇文章，确切理解其精神实质，务求资料的真实性和务类的准确性，同时，必须具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虚心态度，自己不懂的，要深入钻研，或虚心求教，直到搞清楚为止，不能自以为是，望文生义，马虎从事，以讹传讹。 无论是书目索引或专题索引，都是累积多年或几十年文献的目录，如我馆编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索引》和《隋唐五代史论索引》，收录了1900—1984年八十多年来国内外有关研究这两个断代史的论文资料。因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涉及的学科很多，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哲学以及语言文学、音乐、艺术、考古和科学技术各个领域的论文资料，内容庞杂，条目繁多，《魏晋南北朝史论索引》将近七千个条目，《隋唐五代史论索引》一万余个条目，每本索引所涉及的报纸和杂志都多达一千多种，几千册，需要逐篇阅读、核对，有的还要注释内容。工作之艰苦、复杂和枯燥，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就要求编制者全神贯注，忘我地工作，不计较工作时间，不能因利禄的引诱而追求虚名，哗众取宠，欺世盗名，更不能将资料随便凑合，堆砌而成，粗制滥造，自欺欺人，贻误工作。这一点说起来容易，但是，要持之以恒，并非易事。当然，在学术问题上，难免出毛病，犯错误。但是有的人是在严肃认真的工作中不自觉地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而有的人则压根就缺乏严肃态度，只是为了追名逐利，知错犯错，这就是“德”的问题。 二、“才” 所谓“才”，是指书目索引编制者的编纂才能。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目索引，既要反映客观实际，又要讲究编制的技巧，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要求编制者知识较渊博，有一定的理论修养，以及一定的文学和古汉语水平，并具备编制工具书的技能，如掌握目录学、分类学、编辑学和熟练地使用各种工具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地搜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善于鉴别，判断取舍，确立类目和解决交叉等问题。 一部高质量的书目索引，不仅体现在资料的“专”、“全”，结构严谨，符合客观的真实和科学的分类排列等方面，尤其是在注释和题解中要体现出它的学术性和参考价值。不少论文从题目上看不出其主题内容，这就必须撰写文摘和内容简介，对有争论性的问题，要把争论双方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加以注明，或加简短的按语，以帮助读者筛选资料。撰写文摘和题解是费时费力很不容易的，往往为一个条目的注释，要查找几种工具书，才能领会文章的内容，然后又要高度概括，用准确精炼的语言撰写题解或内容简介，使文章的中心思想浓缩为几句话，达到“画龙点睛”的目的。我们编制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索引》和《隋唐五代史论索引》，对这类问题，都分别加注了题解或内容简介，对一些比较生僻的条目，也加注了内容简介。例如：①从《唐代的“流鬼”和“窟说”》这篇论文的题目看不出它的中心内容，就加注了内容简介：唐代东北边缘民族“流鬼国”，在今堪察加半岛。“窟说”是黑龙江汇松花江口以东的十六个部落中的一个部落，这十六个部落统称“黑水靺鞨”。从简介中就可以了解这是篇论述唐代少数民族的文章。②在《隋代括户成功的原因》论文后，加注了内容简介：隋代政府采取了大索的政策，其目的是把世家豪门的苞荫户搜索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政府所控制的劳动人手，增加赋税收入。③对《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一文，加注了简介：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在其辽阔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经济形态不一，语言风习迥异的众多民族。唐中央政府统治这众多民族的一个半要方式，是按民族或部落建府州，叫羁縻府州。唐王朝在边疆地区共建立羁縻府州、县八百五十六个，大的为都督府，其次为州，小的为县。以其原有的酋领、君长为都督、刺史等官，世袭。直接统治本民族，中央政府通过边州都督府进行管理。羁縻府州的建立，加强了中原与边疆地方的关系，对唐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影响很大。因此羁縻府州也是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唐代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等课题的重要资料。在这篇文章的注释中，不仅把羁縻府州的性质和作用说清楚了，最后两句话，就起了推荐作用，告诉读者这篇文章是研究唐代民族关系、唐代统治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与巩固等课题的重要资料。④对《汉唐时期中国与师子国的关系》一文，作了如下简介：师子国亦作执师子国，音译为僧伽罗或僧诃罗，即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共和国。尤其是文学中有关诗歌方面的文章，很多论文的标题既没有写明所属的朝代，也没有写明作者，只是写了研究某本文集或某一首诗，甚至只写了某一句诗或诗中的名词解释。如果编制者没有一定的文学知识，在收集资料时就会感到困难，很多资料可能被遗漏，而造成挂一漏万的现象。在题解的注释中也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要视情况而定，例如：《论<辋川集>》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不出是谁的作品和作品的内容，又因这首诗比较别致，所以就作了较为详细的题解：《辋川集》是王维精心创作的一组山水诗。这组诗十分别致：（一）全是五言绝句。（二）每一首的题目都是辋川山谷中一处游地的名称。（二）每一首诗的后面，都附有他的好友裴迪的一首形式完全相同的和诗。（四）诗前有序，说明这个集子是王维亲自编次的。此外，一般只作一个简单的注释就可以了，例如：①《评<诗比兴笺>对<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的歪曲》，注释：《<蓟丘览古>赠卢藏用》（简称《蓟丘览古》）和《登幽州台歌》是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的诗，②《<江南春>诗主题辨》，注：杜牧诗。③《“秦王”辨》，注：李贺《秦王饮酒》诗。④《释“土剪”》，注：柳宗元《行路难》诗，第二首中“深林土剪十取一”，“土剪”即“杜剪”，就是连根砍伐的意思。⑤《“龙城飞将”考释》，注：“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诗。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注：李商隐《乐游原》中的诗句。⑦《“白发三千丈”释》，注：李白《秋浦歌》的第十五首。⑧《“沉舟”、“病树”辨》，注：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赠》诗中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⑨《“车书本一家”》，注：这是温庭筠写的一首《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中的一句诗。⑩《从白居易诗用韵看浊上变去》一文的注释是：浊上变去，即全浊声母的上声字变成去声字，是汉语语音发展变化的一条观律。类似以上需要加注释的条目，在《隋唐五代史论索引》中是很多的，这些注释要花费编制者不少的精力和时间。 分类也是学术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要在认真阅读每篇资料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后才能确定分类。资料分析研究的好坏，直接反映书目索引工作的广度和深度。例如：①《魏征——一个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和另一篇《魏征与唐太宗的关系》的文章，从题目上看，可以分入魏征传记类目中，但是这两篇文章的内容都是论述魏征辅佐唐太宗治理国家大事，同时考虑到“贞观之治”并不是唐太宗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很多象魏征这样的有才能，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们辅佐的结果，所以将这两篇文章入“贞观之治”类目中。基于这种考虑，所以将贞观时的著名大臣以及对当时的政策有过贡献的人物的事迹都集中在“贞观之治”类目中，这样分类就使这个小专题的内容比较充实。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了由于唐太宗能知人善用，发挥了群臣的才能，才形成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②关于论述武则天的文章多达几十篇，很多文章的题目是“谈武则天”、“评武则天”、“论武则天”、“武则天其人”等等。如果仅从题目上来看，统统都可以分入武则天传记中，但是文章的内容都涉及武则天夺取皇权、进行政治斗争、统治唐朝以及施行的方针政策等等，所以应分入“武周政权”小专题中。③对《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一文，如果编制者没有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知识，只凭主观意测就可能认为这是王维的诗，将这篇文章分入诗歌类，就会闹出笑话。其实这是王维的一幅很受推崇的名画。 从以上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编制书目索引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编制者要对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分类编排、题解和注释等一系列复杂的思维劳动，实际上是直接参予了教学和科研中多方面的探讨。所以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目索引的编制，需要融精汇神，溶进编制者的匠心，也是编制者才华的结晶。 三、“学” 所谓“学”，就是指书目索引编制者首先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因为书目索引工作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也就是说你从事编制某方面的书目索引，你就必须具有某方面的专业知识，例如编制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论文索引，就要具有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我们在编制《魏晋南北朝史论索引》《隋唐五代史论索引》中，深深体会到作为史论索引编制者，必须具有比较系统的历史知识。所谓系统的历史知识，就是要熟悉这个断代史的发生发展的过程，还要善于抓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环节，也就是社会历史转变时期的关键问题，这是史论索引编制者的基本功。因为只有了解这些复杂的历史现象，才能认真考虑全书的结构，编制符合历史的分类表，才能深入理解各篇论文论述的实质，从而正确分类编排。事实证明，编制人员有比较系统的历史知识，就能轻车熟路，收集的资料就能“专”、“全”，对资料就有驾驭的能力，分析研究就能深入，分类就能准确，就能按照逻辑系统排列，编出的索引就能循流朔源，贯通脉络，反映历史的真实。如果对历史中的一些复杂现象，不能深知其事变的原委，只会感到困惑，编制出的索引，难免挂一漏万，支离破碎，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现象。 四、“识” 所谓“识”，这既是一个理论水平向.题，也是知识广狭的问题，是指理论上的深度和学识上的广度而言。从理论水平来说，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书目索引的编制，另一方面是研究编纂书目索引本身的理论。“识”，对书目索引编制者来说，主要表现在对复杂问题的见解上。这些见解散见于索引的结构、分类编排、题解注释等方面。书目索引的编纂体例在不断变化发展，编制者也应在编纂方法、体例、结构和技巧等方面不断创新、发展，将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才是真正的“识”。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提高。书目索引工作者也应遵循这一条理论原则，不断研究编纂工作中的理论与方法。对书目索引工作实践的研究与总结，决不是图形式，走过场，为研究而研究，而应该从实际出发，把总结的经验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书目索引工作。对书目索引编纂方面的理论进行研究，这是对编制者很高的要求，不但要求编制者对理论研究有较浓厚的兴趣，而且要求编制者在理论上有较高的洞察力。书目索引编制者对理论问题的探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是编制了几部工具书，积累了不少经验，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就很高了呢？这要看他对编纂书目索引的理论和方法是否不断进行了研究，能否总结出经验教训，提高书目索引的质量。至于说理论上的洞察力，是指善于把马列主义和编纂工作结合起来，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编纂工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书目索引实践的经验、特点和规律。只有这样，总结的经验才有参考价值，提出的理论才有一定的深度。 书目索引编制者对编纂理论的不断研究和提高，是推动书目索引工作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书目索引编制者应该好学不倦，刻苦钻研，勇于探索，不断地从理论上和学术上提出新的创见。在学术上提出的创新见解，主要是表现在不因袭陈说，敢于跳出前人的框框，在广采诸家之长的基础上，自成一家之言。如果这种创见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见解正确并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那便是对目录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总起来看，德、才、学、识是书目索引编制者的素质问题，也是一个工作作风间题。只有从这几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不断提高编纂工作的水平。当然，德、才、学、识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割裂的。书目索引编制者的能力可能有强弱之分，水平可能有高低之别，但从这几个方面来要求自己，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如果我国广大的书目索引工作者能在德、才、学、识和创造精神方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我们就一定能够建设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书目索引队伍，以适应教学科研工作的需要。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 原载：《山东图书馆季刊》1987年0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