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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个人的文献，基本上以传记、年谱和个人著述书目三种为主。对于一个以著述成名的人物，后者更是不可或缺，当然如果不是著述人物，后者也就不存在。如朱元璋，仅仅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引起我们注意。 一般说来，著述是著者思想的反映。研究著者如不考察其著述就如同研究政治人物而不考察其活动。编制个人著述书目是研究个人著述并进而探讨其思想发生发展变化的基本功夫，我们只有全面地把握个人著述，才能全面地了解其思路历程。 个人著述书目是对个人著述的总结，那它自然与其别集有关，实际上，它还与传记、年谱等有密切的关系。 一、与传记的关系 传记较年谱出现为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云：“纪事始者，称传记，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源则晏子春秋即是家传，孔子三朝记其记之权舆乎？”按道家说法，传记始于黄帝，这当然很早，但其说不足信，因为黄帝没有留传下传记著作。即使这样，作为家传的《晏子春秋》也够早了。 那么，什么是传记呢？该书以为：“传记者，总名也。类而别之，则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叙一事之始末者为记之属。”[1]这是将传记分成记人和记事两类。 《辞海》1979年版是这样解释传记的：“文体名，或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章。一般由别人记述，也有自述生平的，称为‘自传’。传记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记述翔实的史实为主，如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崇尚朴实、雅洁。其中也有富于文学色彩的，象《史记》中的纪传，就有许多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另一类属文学范围，多用形象化方法，描写各种著名人物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及其历史背景，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写。” 《辞海》的分类更符合事实，它说得很清楚，传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属于文学范畴的传记，它虽然也描写人物，但多用文学笔法，经过文学想象，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如端木蕻良之《曹雪芹传》，石楠之《画魂》（画家张玉良的故事）之类，因这类传记与个人著述书目联系绝少，故略去。 另一类传记根据历史事实，叙述、研究、评价人物的生平活动，以反映个人的历史为主，这类传记是分析与个人著述书目关系的重点。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本纪传体史书，它把纷乱、广博的历史事件分属人物之下，通过对个人的描写以反映事件。这种写法左右了中国史学近二千年，其生命力常盛不衰。下面试举几例：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2] 也许伯夷、叔齐的作品不止这首歌，但到司马迁的时候，也许就只剩下这首了。如果司马迁为他们作传，不录这首歌，那么到今天我们也就只知伯夷、叔齐之名而不知他们有什么作品了。 再如：“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3] 这又是一种写法，列出韩非所著书名，以使人们知道他写过什么书。 如果加以总结，可以看出，这是传记包容了个人著述书目。而且在史传中，关于著述人物，这种写法较普遍。不过，一般只录书名，少数人则不仅录其书名，且录其篇名和篇文。如班固之于扬雄，先写雄伤屈原之不容于时，又悲其文，故有《反离骚》、《广骚》、《畔牢愁》诸作，不过“文多不载”，即文章太长了，不录于传中。接着记述《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解嘲》、《法言》诸文著的写作原起，并录其文。在谈及《解嘲》的写作时，提到《太玄》一书。[4]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扬雄的文字，几乎全尽于此，可见其功。 传记之包容个人著述有这样的特点，即传记所载，多属传主传世之作或名篇、名著，对一些影响不大的作品则不予理睬。有些作家，如李白、杜甫、苏东坡之类，著作宏富，传记不可能全收，故只叙其合集。如： 李白……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5] 杜甫……甫有文集六十卷。[6] 在唐代作家传记中，仅白居易的稍长，传中收录有疏、谏、文数篇，并云“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7] 另外，象墓志铭、神道碑等传记，也有与之相同的作用。 有的传记不仅介绍传主生平与创作，末了还附录一份著作目录。史传和墓志铭、神道碑之类一般是叙述传主生平后，再叙其所著书，或者生平与著述同叙，不过并不言明为附××著作目录，而且简略，一般只录书名和卷册。现代的许多传记都附有传主著述目录，如《蹇先艾评传》、《黎烈文评传》、《白薇评传》等。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与《图书馆学研究》（原《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合编了一种传记丛书，名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该丛书至1986年12月已出版了九辑，平均每辑介绍二十五人左右，只有少数几人无著作目录附录，其所附著述目录，或者只选录传主名篇名著，或者全录传主著述（不过，这种情况还不多见，仅少数人如王重民、陈望道、王蘧常等）。另外，《晋阳学刊》编辑部从1982年开始也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现已出版七辑，其中于很多社会科学家后也附录有著述目录。 《钟山》文学双月刊、《文教资料》（原名《文教资料简报》）等也登载一些作家、学者著述目录。 总而言之，传记之于个人著述书目有包容和附载两种关系。 二、 与年谱的关系 年谱实际上也是一种传记，但它与一般传记又有所不同。朱士嘉先生以为“叙一人之道德、学问、事业，纤悉无遗而系以年月者，谓之年谱”，[8]来新夏先生以为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胪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粹了传记与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年表、宗谱、传状等体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体”。[9]简单地说，年谱就是逐年逐月地记叙某人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著作。与一般传记不同的是，它是一种工具书。 年谱出现于宋代，当时的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就有著录。历代于年谱归类见解不同，虽然同属之史部，《明史·艺文志》见于谱牒类，而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目》则在传记类外，另立谱录类，谱录类下则设年谱专目。清初钱曾《述古堂书目》更于史部特立年谱类，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仍属之于传记类。 可见，年谱一直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宋以后历代都十分重视年谱编制。杨殿珣先生《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一书出版于1980年11月，共收年谱3015种，可见其概貌。 一般说来，年谱以反映谱主生平事迹为主，但对于一个著述人物，著述应该成为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一部著述人物年谱编制质量好坏，基本上以收录谱主著述全否为评判标准。清道光年间，黄宗羲的七世孙黄炳屋编了一本四卷本《黄梨洲先生年谱》，就教于宗稷辰。宗氏认为年谱应“取其言行之大节，师友之结褉，际遇之坎坷，行踪之经历有足见性情学问者，编而入之”，至于诗文目，则不应著录。这样编者便删繁，厘为三卷。[10]再如袁世硕编《孔尚任年谱》，袁谱因孔尚任诗文著作年代多明显可知，故不予收录。[11]其实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因为（一）著述是谱主生平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反映了谱主思想。既然言行等足见性情学问者可编而入之，著述是一个人性情学问的真正见证，那自然也得收其目，使人知其大概；（二）年谱作为一种工具书具有备查作用，收录谱主著述于读者研究者十分方便，故此很多年谱都收录谱主著述，或详录其目，或择收名篇。 为了方便说明个人著述书目与年谱的关系，笔者就来新夏先生所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做了一个统计，除去该书卷六知而未见录不计，共有年谱780种，结果如下： l、完全不收著述或收录简略者440种，占56.4%； 2、记录著述及学术活动者267种，占34.2%； 3、类似诗文编年者19种，占2.4%； 4、附著述目者49种，占6.3%； 5、诗文年谱5种，占0.7%。 可以看出，第一类完全不收著述或收录简略者占有很大比重。然而，由于这一类中非著述人物较多，即其水份太重，如果减去这一类中官僚工商业者及幕僚一类人物，那么天平两头必将移位。 也由此而知年谱与个人著述书目有很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年谱兼收著述。这样做，将个人著述置于个人生平活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利于反映谱主著述的写作原因、写作目的，可以较清晰地反映谱主思想的发生、发展、变化。在这点上，它比传记更胜一筹，即使是个人著述书目本身也有所不如。《梁启超年谱长编》是一部大部头的年谱著作，记述谱主家事、政治及学术活动甚详，且依年月记述其撰著。从中便可看到梁启超那些感情充沛的文章写于什么时代，他的国学研究论著又写下什么时代，他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变化便不言而喻。[10]《章太炎年谱长编》也很有特色。章太炎论著初发表于报刊时多针对当时现状而发，而结集时则，多经磨勘。编者汤志钧先生翻阅了当时前后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手稿、抄件以至各种不同版本的搜集，相互校勘、排比，还全录或酌录了大量章氏未刊稿和仅见于目下难于找到的报刊资料，每年之末附著作系年。[13]这样做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谱主思想。 从统计也可知道，年谱收录著迷占有一定比重，甚至有些年谙以收录谱主著述为主，类似诗文编年，如《张船山先生年谱》（王世芬编，1923年三台写刻本）、《蒋萼年谱》（蒋兆兰、蒋兆燮合编，《醉园诗存》附，民国排印本）、《八指头陀年谱》（大醉编，《海潮音》第15卷第7期）等。不过除这种类似诗文编年者收录著述较全外，其它大部分都非全璧。 第二，年谱后附著述书目。编者在年谱中收录了其著述后，还意犹未尽，再附一个著述书目，有的编年排序，有的则分专题。这种形式在清以前编的年谱中并不多见，至清才逐渐流行起来，如清代苏惇元编的《张杨园先生年谱》一书，其后即附有《编年诗文目》及《未列年谱书目》。现代很多年谱编制者必同时编有谱主著述书目，如《李调元著述系年题要考略》一文即是孙震在编《李调元年谱》时撰写的；袁行云编《许翰年谱，》亦编有《许翰著述知见录》，谢国桢的《黄梨洲学谱》、《顾亭林学谱》二书亦有“著述考”专门部分。再如台湾学人王德毅编《姚从吾先生著述目录》时，有《姚从吾先生年表》、《姚从吾先生年谱》的编制；编《王观堂先生著述考》时，有《王国维年谱》的编制。不一而足。 第三，等于个人著述书目的年谱。在来新夏先生的著作中，有五种这样的年谱，它们是：（1）顾亭林先生诗谱，（2）可读书斋校书谱，（3）卢抱经先生校书年表，（4）彭春洲先生诗谱，（5）魏源诗文系年。 至杨殿珣先生《中国历代年谱总录》一书，则认为：“至于著述编年，虽与年谱有别，但可供研究者参考，所以亦一并入录”[14]。很明显，杨殿珣先生把它们当成了性质相近的工具书，至少，这里的著述编年是年谱的一部分。 正因为个人著述书目与传记、年谱关系密切，现在一些目录著录时，将之隶属于传记或因人立类的个人之下，如现行的《全.国报刊索引》即是。 三、与别集的关系 个人诗文集，亦称别集，汇集个人作品。《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以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向不同，风格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录，故别聚焉，名之曰集。”《四库全书总目》也以为“集始于东汉”。至魏晋以还，因作家众多，集的编制也普及了。《隋志》有别集437种，如果加上亡书，多达886种。 别集有两种。一种收集作家全部作品，即全集，另一种为选集，或选录其代表作、名篇，或按某种类别（专题）选录其作品。别集的编制有这样几种情况： （1）按主题分类编辑。如阮元《研经室集》五十八卷，分一集、经类文章，二集、史类文章，三集、子类文章，四集、文二卷诗十二卷。后有续集、再续集。 （2）按文体分类编辑。如《柳河东集》有雅诗歌曲一卷、赋一卷、文三十九卷、诗二卷、非国语二卷共四十五卷，另有外集二卷。 （3）按行踪编辑。女比《南行集》、《东游集》、《山中集》等。 （4）按写作时间编辑。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十二卷等。 （5）或者先分类，后类下编年。如宋王洙编之《杜工部集》。[15] 与个人著述书目关系密切的别集应具备这样的特点：（1）收录要全，特别是个人总集，不论是分类编排或编年编排，抽出其目即成为一个简略的个人著述书目，（2）最好是编年编排，因为它能很容易地形成著述系年。 这样形成的个人著述书目是篇目汇辑，有别于单收个人所著图书的书目与混收图书和篇目的目录。如浦起龙编《少陵编年诗目谱》附于所著《读杜心解》卷首，所收即各单篇诗的编年汇辑。 另外，有些总集按人编排，别出之即个人别集。如《全唐诗》，“唐代诗人有正集的，各自成卷；诗少不能成卷，或另编，或附入他人集内。”[10]共收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多人。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择了其中一些虽非大家而其作品卓有可观的诗人数十家的诗集，用简注形式陆续出版，总名之为《唐诗小集》，如《杜审言诗注》、《王昌龄诗注》等。 再如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自上古，迄隋代，上下三千多年，共有作者二千四百多人，作者文章较多者，又按文体分类编次。 这些别集与总集别出之别集即使不按年编排，即使不能直接形成个人著述目录，但它实是编制个人著述书目的前奏。姚振宗即称严可均所辑为“考据渊薮”。[17] 别集后附著述目者不多，但亦时有所见。如清徐嘉编制的《顾亭林先生诗谱》即是《顾诗笺注》的附录。有这样一种情况，著者某书或某集后附著者年谱，而年谱又附著述目者。如《四部丛刊》第三编顾炎武之《天下郡国利  病书》附有清钱邦彦编制的《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该年谱即附有《先生著述目录》。 四、结语 个人著述书目与传记、年谱、别集三者有密切联系，综上所述，可用上图来说明。 除此之外，很多著者索引也都是个人著述书目的一种简略形式，只是著者索引往往有馆藏、丛书、大型索引等等限制，很少有收录完全者，而且著者索引一般说来是以著者作为一种检索入口，多数情况下只是某种索引的附加索引，故此不详加说明。 引用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传记类·杂录之属》 [2]《史记·伯夷列传》 [3]《史记·韩非列传》 [4]《汉书·扬雄传》 [5]《旧唐书·李白传》 [6]《旧唐书·杜甫传》 [7]《旧唐书·白居易传》 [8]《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转引 自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9]来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代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10]同上，第19页 [11]衰世硕编《孙尚任年谱》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 [12]丁文江、赵丰田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 [13]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80年 [14]杨殿珣编《中国历代年谱总录·编例》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年11月 [15]参见谢灼华著《中国文学目录学》第11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5月，张君炎著《中国文学文献学》第48页，上海大学文学院1984年 [16]张涤华著《古代诗文总集选介》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 [17]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 （作者单位：云南教育学院历史系图书馆学专业） 原载：《晋图学刊》1989年2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