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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私藏目录为数众多，但宋以前的私藏目录已全部亡佚，在这些亡佚的私藏目录中，唐代吴兢的《西斋书目》属于最早的、有踪迹可寻的重要书目，在目录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影响。 一 吴兢，唐朝汴洲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励志勤学，博通经史。因魏元忠、朱敬则之荐，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神龙中迁右补阙，转起居郎，不久迁水部郎中。以母丧去官。开元三年服除，上疏自言修史已成数十卷，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于是拜谏议大夫，依前修史。不久兼修文馆学士，历卫尉少卿、右庶子。开元十七年出为荆州司马，以国史稿自随。累迁台、洪、饶、蕲四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长垣县子。天宝初改官邺郡太守，入为恒王傅。天宝八年卒于家，年八十余（参《旧唐书》卷102，《新唐书》卷132）。吴兢是一位史学家，令狐德棻撰《高宗实录》，至乾封止，刘知几、吴兢续成三十卷。魏元忠、徐坚等撰《则天皇后实录》，刘知几、吴兢删正之。兢又撰《中宗实录》二十卷（见《直斋书录》卷四）、《睿宗实录》五卷。先天初，兢与柳冲、徐坚、刘知几等奉敕撰成《姓族系谱》二百卷奏上。吴兢对唐史最为谙熟，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事多不实，兢不得志，乃私撰《唐史》及《唐春秋》。《崇文总目》著录《唐书》一百三十卷，云“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述（按：指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一十二卷”（《文献通考》引）。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唐书》二百卷，云“刘晌、张昭远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以成。”可见，刘晌《唐书》是在韦述《唐书》基础上增损而成，而韦述《唐书》又是以吴兢《唐史》为基础订补而成，《唐书》的基础是吴兢奠定的，这应是吴兢一生中最大的贡献。贞观中，魏征等奉敕修成齐、梁、陈、周、隋《五代史》。吴兢以为繁杂，别撰《齐史》十卷、《梁史》十卷、《陈史》五卷、《周史》十卷、《隋史》二十卷。吴兢还撰有《唐书备阙记》十卷、《太宗勋史》一卷、《贞观政要》十卷、《开元升源》一卷（见《直斋书录》）、《兵家正史》九卷、《五藏论应象》一卷、《古乐府》十卷并《乐府古题要解》二卷（见《郡斋读书志》）等。今存者唯《贞观政要》十卷。吴兢以“叙事简核”，被誉为“良史”。敢于秉笔直书，与刘知几共定《则天皇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张说为相，知兢所为，屡以情恳改，兢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坚决不改，世称“今董狐”。又修《唐史》，为武则天立本纪，遭到左拾遗、史馆修撰沈既济的非议（《旧唐书·沈传师传》）。今（《旧唐书》有《则天皇后纪》，实创于兢。武则天是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吴兢为武则天立本纪，显然是尊重历史事实。吴兢与刘知几、徐坚共事多年，知几以史才自负，尝谓“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全唐文》卷274《重论孝经老子注议》，但与吴兢、徐坚、元行冲最友善，自谓“海内知我者数子耳”（《新唐书·刘知几传》）。即此数端，可见吴兢在史学界的地位与影响。 二 吴兢虽家贫，但好藏书，《旧唐书·吴兢传》云：“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又《蒋乂传》云：“乂，史官吴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 吴兢曾参加《群书四录》的编纂工作，《旧唐书·韦述传》：“开元五年为□（左木右乐）阳尉。秘书监马怀素受诏编入图书，乃奏用左散骑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齐献秘书少监王珣、卫尉少卿吴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于秘阁详录四部书。怀素寻卒，行冲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总目二百卷。”《群书四录》成书匆忙，历来评价不高，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编目活动，吴兢在这次编目中无疑受到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对书目的认识。唐代藏书家已为数不少，如与吴兢同时代的韦述“蓄书二万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谨，内府书不逮也”（《新唐书·韦述传》）。稍后的李泌藏书更富，“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韩愈《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唐以后更出现了苏弁、王涯、张弘靖、李元嘉、柳公绰、田弘正等藏书目录，吴兢能把家藏图书“目录其卷第”，编成《吴氏西斋书目》，显然他对书目的价值有特殊的认识。私家藏书目六朝已有之，《梁书·任昉传》谓昉“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高祖使学士贺踪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阮孝绪《七录序》亦谓“遍致宋齐以来王公缙绅坟籍之名簿”。但《隋书·经籍志》簿录门未尝著录私藏书目。愚谓彼时私藏书目虽已出现，但不过供自家检查之用，并未视为传世之著述，与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旨趣迥殊，因而于著录体例并不讲求，所以不易流传。《旧唐书·经籍志》为毋煚《古今书录》之简编，而《古今书录》又以《群书四录》为蓝本。《旧唐书·经籍志》略录门（即目录类）绝无私藏书目入录，可知在吴兢的时代前人所编私藏书目传世者绝少，至少吴兢在参加编《群书四录》时未曾见到前人的私藏书目。吴兢把个人藏书分门别类编成书目，这在书目编纂史上是开拓性的。 三 《隋书·经籍志》把经史子集四部分为40类（释道除外），《群书四录》于经部增加经解、诂训两类成为42类，毋?《古今书录》于子部更增杂艺术、事类两类，又分医方为经脉、医术两类，成45类。吴兢与毋?同预《群书四录》之纂修，因而对这些分类体系应比较了解。但他自编《西斋书目》并没完全沿用这些分类，而是根据学术的发展对分类体系作了更细致的构拟。据《玉海·艺文》载，《西斋书目》分57部。较《古今书录》多12类，可见设置类目之细。又《文献通考》卷二四八引宋《三朝国史·艺文志》云：“晋李光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按：当即《诗品》），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榷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由此可见，《西斋书目》对北宋初官修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艺文志》产生了影响，吴兢创设的“文史”类被视为合乎实际的发明而采入官修目录中。稍后，仁宗庆历元年（1041）官修的《崇文总目》中，“文史”类仍被沿用。其后的书目中虽然“史评”类独立出来列入史部，但“文史”作为诗文评的类名到《明史·艺文志》仍在沿用。从吴兢多方面的著作来看，吴兢不仅在史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在政治、军事、医学、文学、音乐诸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因此他的藏书应当是品种齐全、涉及面较广的。这也决定了（《西斋书目》著录图书量虽然不太大（《郡斋读书志》记载为13486卷，《玉海·艺文》记载为10403卷），但门类却格外齐全这一特色。 《西斋书目》把新得图书列在最后（见《郡斋读书志》），这对后来的私藏书目也有一定影响。又把个人奢作附于正史之末，也富有创新精神。梁元帝箫绎《金楼子》有《奢书篇》，专门记录萧绎自己的著述，为现存最早的个人著作目录，吴兢把个人著作目录列入私藏书目，可与梁元帝先后辉映。 《西斋书目》的著录体例，由于缺乏材料，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乔好勤先生根据《西斋书目》篇幅小（仅一卷）、而容量却是一万三千余卷这一比例，推断《西斋书目》“是一部记录书名、卷数的简单目录”，不可能有“提要”（《中国目录学史》156页）。这显然是有道理的。但除了“书名”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内容，仍是值得探究的。我在阅读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时，偶然发现春秋类《公羊传》条末有：“吴兢书目云：高乃子夏弟子。”此“吴兢书目”当即《西斋书目》，因为在王应麟《玉海·艺文》记载吴兢《西斋书目》时也使用了“吴兢书目”的称呼。《汉书艺文志考证》引用的《西斋书目》这句话，显然是《公羊传》作者“公羊高”的注脚。因此我们可以作出两项推断：一是《西斋书目》除著录“书名”、“卷数”外还著录作者；二是《西斋书目》至少有类似《汉书·艺文志》的小注。这样，这部早期的私藏目录就有了一个基本轮廓。 《西斋书目》除了对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产生过影响外，对李淑的《邯郸书目》也有一定的影响。《玉海·艺文》引《邯郸书目序》云、“儒籍肇刘《略》、荀《簿》、王《志》、阮《录》，迄元、毋乃备。藏家者唯《西斋著目》”（“著”字疑“书”字之形误）。意谓私家藏书目唯有吴兢《西斋书目》。从《新唐书·艺文志》看，私藏书目不止吴兢一种，但到北宋时恐怕只有《西斋书目》存世。李淑参加过《崇文总目》的编纂，《崇文总目》目录类著录的私藏书目只有《西斋书目》一种。因此，李淑编纂自藏图书目录时，可供参考的私藏书目只有《西斋书目》。所以《邯郸书目序》中特别指出：“藏家者唯《西斋著目》”。《邯郸书目》据《郡斋读书志》记载分57类，这与《西斋书目》类数相同。其具体立目及类目名称未必完全相同，但从《邯郸书目序》特别强调《西斋书目》来看，类数的相同恐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巧合。 四 由于《西斋书目》著录的图书门类齐全，因此就不乏稀见之本，宋人考古书的流传授受，有时就借助于它。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别集类《陶潜集》条云：“今集有数本。七卷者，梁萧统编，以序、传、颜延之诔载卷首。十卷者，北齐阳休之编，以《五孝传》、《圣贤群辅录》、序、传、诗分三卷，益之诗，篇次差异。按《隋书·经籍志》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艺文志》潜集五卷。今本皆不与二志同。独《吴氏西斋书目》有潜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按（《旧唐书·经籍志》有《陶渊明集》五卷。《旧唐书·艺文志》来自《古今书录》，《古今书录》又据《群书四录》修订而成。可见盛唐秘阁所储亦仅五卷之本，其阳休之所编十卷之本独矣兢有之，弥足珍贵。晁公武所藏正是十卷本，他通过《西斋书目》与隋、唐二志的对比考察，证明这个十卷本是可贵的。 《西斋书目》大抵亡佚于宋元之交。王应麟《玉海·艺文》著录此目，指出分57部，总10403卷，并注明“《崇文目》同。”王重民先生推测：“王应麟好象没有见过原书，他所根据的只是《崇文总目》的记载。”（《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14页）这恐怕靠不住。王应麟如果是根据《崇文目》著录的，那还有什么还要注出“《崇文目》同”呢？另外，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曾引用《西斋书目》的注释文字，这条“公羊高”的注脚是迄今所见的唯一的《西斋书目》原文。这条引文有可能是转引而来，但也完全可能是直接引自原书。《宋史·艺文志》著录《西斋书目》一卷，只能表明此书宋代尚流传。《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此书根据的是《郡斋读书志》。此外尚未见元代有关《西斋书目》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西斋书目》亡佚于宋元之交。关于吴兢的《西斋书目》，目前可以追寻到的踪迹大体如此。1993年4月于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古籍研完所副教授。 原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季刊）》1994年第2期（总第1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