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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283—363，一说363—343)为东晋著名道教学者、炼丹家和医药学家，字雅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属江苏省)人。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他自幼勤奋好学，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及正经诸史百家之言近万卷，且“尤好神仙导养之法”。自称，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每以异闻，则以为喜。后从郑隐学炼丹秘术，自谓“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见受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矣。” [1]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不辍，《晋书》云其“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辨玄颐，析理入微。” [2]主要著作有：《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急方》4卷，另有《碑颂诗赋》100卷、《军书檄移章表告别笺记》30卷，又抄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310卷。惟多亡佚，今《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收其著作13种，但以后人误题或伪托者居多。 《抱朴子内篇》为葛洪之代表作，该书系统地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神仙家的历史经验，并进一步将其纳入魏晋道教发展的理论之中，从理论的高度为神仙道教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总的来说，《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一部具有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有多种方术的包罗万象的重要著作，是研究我国晋以前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著作。同时，《抱朴子内篇》以篇为卷，其各篇之所论又相对独立完整。《遐览》篇为其卷之19。何为《遐览》？葛洪说：“遐览者，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3]由此可见，作者撰著该篇的目的就在于使那些喜好道术的人能够了解罕见的道书的名称篇目。本文现就该篇的道教书目特征略作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 书目或称目录。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在图书出现以后产生发展起来的。图书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知识和思想的记载，是人们用文字表达思想，交流经验，传播知识的工具。书籍的大量存在是目录产生的前提。书籍增多，人们要利用图书，就需要有个目录，以便检索。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说：“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以目录以为纲纪”。这就是说，目录的产生是由于纲纪群典的社会需要。 一般认为，“目”的含义是指篇目而言，即一书的篇和卷的名称。“录”是指叙录，即将一书的内容、作者的事迹，书的评价，校勘的经过等，写成简明扼要的文字。将二者合起来称为目录，即书目。我国公元前一世纪刘向、刘歆父子等编纂的目录巨著《别录》和《七略》，就是目与录相结合的最早的目录典型。所谓目录，就是著录一批相关的文献，并按照一定次秩编排而成的一种揭示与报导文献的工具。因此，揭示与报导文献的外形特征和内容梗概，为生产和科研工作者提供有关的文献的情报和信息，这就是目录的基本社会功能。目录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多种称谓：例如“录”，刘向的《别录》；“略”，刘歆的《七略》；“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簿”，荀勖的《晋中经簿》；“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书录”，毋煚的《古今书录》；“解题”，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考”，朱彝尊的《经义考》；“记”，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提要”，纪昀等所编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上述之名称虽各不相同，而其所指实际上皆为书目。由此可见，书目必须是群书系统化的著录，而不是指一书的目录，书目也不限于揭示与报导馆藏的文献，这就是书目与图书馆目录的区别所在。 就书目的功能而言，书目不仅要揭示与报导一代文献的状况，而且还应反映一代文化学术的盛衰，各种专科书目更是该学科发展史的一个缩影。高质量书目，既可以考辨学术源流，掌握一代文献之盛况，还可以了解一代文化科学的发展状况。众所周知，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在其开始从事创造性研究活动的时候，在进行整个科研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详细占有资料，通过各种文献全面地了解本学科或本课题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在前人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但是，科学工作者要在书林学海中去探寻其所必需的文献，就必须找到打开人类知识宝库的钥匙，方能得其门而入。因此人们把书目比作为“金钥匙”、“导航图”和“定向器”是有其道理的。 我国目录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留传下来的书目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编制的各种类型的书目，其数量就更为庞大了。关于书目类型的划分问题，学术界曾有过一些争论，但至今也未取得一致的共识。我国古代目录学家曾从不同的角度，对书目的分类问题进行过研究。例如有一种意见将书目的种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部类之下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的书目，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此类书目，论其指归，辨其讹谬，述作者之意。第二类是有小序而无解题之书目，如《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等。此类书目，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第三类是无小序解题之书目，如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等。此类书目类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考见学术之源流沿袭。而另外一种书目划分的标准是：以纲纪群籍，簿次甲乙的目录家之书目；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家之书目；以鉴别旧椠校雠异同藏书家之书目；以提要钩玄治学涉径的读书家之书目等四类。总的说来，现有的划分书目的标准，已不可能对今天出现的书目进行全面的概括。因此，关于书目类型划分问题的研究，是当前目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 我们知道，目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是目录工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又要指导目录实践活动。各类型书目是目录工作的主要成果。书目的社会职能是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基本特征与内容实质的有关情报。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就是非常重视对于文献内容的揭示与报导，重视运用各种方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精华和优秀传统。 关于书目的结构问题，一部完整的书目应由前言、正文(包括款目与提要)、辅助资料等部分组成。书目结构的基本要求是严谨、清晰、方便读者利用。因此，一部学术性较高，质量较好的书目的编制是目录学者创造性劳动的结晶，而书目本身也就是一项科学研究成果。 前言是书目重要而不可或缺少的部分，或称序言、引言、例言、凡例、说明、编例、叙记、编者的话等。前言应简明扼要地说明书目编写的目的，书目的性质、用途、读者对象，收录文献的范围和时限，文献的编排以及书目使用法等。还要特别注意指出该书目所附的各种辅助索引。总的说来，前言就是对一部书目编制大纲的文字说明，使读者阅读前言之后，能够有助于了解和利用这部书目。正文是一部书目的主体，由著录和内容提要两部分组成。收录在书目中的所有文献，都是通过科学著录和内容提要，向作者提供每一种文献的外形特征和内容梗概的情报，从而实现书目揭示和报导文献的社会功能。当然，书目所著文献应力求完备和准确。内容提要(古称解题)也是书目不可或缺的部分，一部书目要发挥其考辨学术源流，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应主要依靠类序和解题来完成。我国古代目录学家极为重视解题，汉代刘向所著《七略》，开创了叙录体内容提要之先例。在此之后，相继出现传录体和辑录体的内容提要。从宋代目录学家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到清代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又形成了目录学中的解题目录派。我国古典目录学中的这一优良传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辅助资料是书目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辅助索引又是辅助资料中最重要的资料。辅助索引有利于书目的使用，便于读者从不同角度去利用书目。不过，辅助索引应编制得科学完备，易于检索。另外，一部完整的书目还应有目次。目次是介绍书目结构的，是一部书目内容的大纲，同时也是了解书目内容结构及其体例的纲要。目次是大型书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一目了然，便利读者查找。总而言之，书目的前言、目次、正文和辅助资料是互相联系和相互配合的，将其有机的组识起来，这就构成了一部完整的书目。 《遐览》是葛洪《抱朴子内篇》中的一篇，该篇共由七段组成。如果我们从书目的角度加以审视，把《遐览》作为道教的一部书目，那么，它的书目特征和社会功能便是非常明显和突出的。请看： 第一段，葛洪以设问说：“先生既穷观坟典，又兼综奇秘，不审道书，凡有几卷，愿告篇目”。[4] (以下引文末作注释者，皆出《遐览》，亦不再标明页码。)这一设问表明，葛洪编撰《遐览》的主要内容是介绍道经目录的。 第二段为葛洪介绍其师和他师从郑隐读经、受经、写经和登记经目的情况。他说：“郑君本大儒博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余晚充郑君门人，请见方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民，不用多也。”于是“乃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由于其师认为他“有甄事之才”，又为“可教”者，方以“佳书相示”之，“又许渐得短书缣素所写者。积年之中，合集所见，当出二百许卷”。并说：“他书虽不具得，皆疏其名，今将为子说之，后生好书者，可以广索也”。由此可见，葛洪著录道书，并非偶然。 在第三、四段中，葛洪分别对道经和道教诸符进行了著录。其所著道经，他说，“凡有不言卷者，皆为一卷也”。而其所著诸符，则“此皆大符也。其余小小，不可具记”。他还告诉人们：“郑君言符出于老君，皆天文也。老君能通于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今人用之少验者，由于出来历久，传写之多误故也。又信心不笃，施用之亦不行”。关于《遐览》所著道经的种数与卷数，在过去的论著中曾有不同的说法。陈国符先生说：“约有六百七十卷，内多一卷道书。另符五百数十卷，合计约一千二百卷。考其书目，则可分为道经，记，符，图。试为分类，则具服饵，炼养，符图，算律。” [5]杨福程先生夫妇和朱越利先生曾对此超进行了精心的统计与核对。杨福程先生统计的结果是：道经205种、679卷(其中：经137种， 434卷；文3种， 9卷；法5种， 15卷；集2种， 2卷；记29种， 51卷；图13种， 13卷；录3种， 4卷；其他13种， 151卷)；道符56种， 620卷。因其中的《中黄经》系重复著录，故杨福程先生认为应从中减去1种1卷，实为260种， 1298卷。[6]朱越利先生对杨福程先生的统计进行了核对，他“发现杨福程先生的统计是正确的。唯重复著录的《中黄经》，因著录十分简单，古籍流传的情况又十分复杂，似不必从总数中减去。” [7] 所以，葛洪《遐览》著录道经道符的总数当是261种， 1299卷。笔者在撰写本文时，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事实表明，杨、朱二先生的统计数据皆属精准，笔者认同朱先生的见解。但值得提及和注意的是，在葛洪著录的道教诸符中，同名的《枕中符》亦有2种(皆未标注卷数)，其是否为重复著录，尚有待于考证和研究。道教自东汉创立，到了晋代，先后撰述的道经符书，为数颇丰，但是后来大多数都已经亡佚了。葛洪首次对其加以著录，有的还撮述其大意，使我们今天略能窥见晋以前道教的梗概，其功实不可没。 葛洪对道经和诸符进行著录后，在接下来的第五、六段中，他又择要介绍了部分道教经籍。关于道书，他说：“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于《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而且“古人仙官至人，尊神神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传，传之歃血而盟，委质为约。诸名山五岳，皆有此书，但藏之于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于山中得之，自立坛委绢，常书一本而去也。有此书，常置清洁之处。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又说“其经曰，家有《三皇文》，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祸。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书与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妇难艰绝气者持之，儿即生矣。道士欲求长生，持此书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龙，止风波”。如果“得其法，可以变化起工，不问地择日，家无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写《地皇文》数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视之，有黄色所著者，便于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时，写《人皇文》，并书己姓名著纸里，窃内人冢中，勿令从知之，令人无飞祸盗贼也。有谋议己者，必反自中伤”。不过，“此文先洁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岁，日游五岳四渎，社庙之神，皆见形如人，可问以吉凶字危，及病者之祸崇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远涉江海，终无风波之虑也”。葛洪还说：“家有《五岳真形图》，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还反受其殃。道士时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义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祸至灭家，不可轻也”。 至于道教变化术方面的著作，葛洪认为：“其变化之术，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记》，本有五卷。昔刘君安未仙去时，钞取其要，以为一卷。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含笑即为妇人，蹙面即为老翁，踞地即为小儿，执杖即成林木，种物即生瓜果可食，画地为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厨，兴云起火，无所不作也”。除此之外，另有《玉女隐微》、《淮南鸿宝万毕》和《白虎七变法》。他说：“《玉女隐微》一卷，亦化形为飞禽走兽，及金木玉石，兴云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为千人，因风高飞，出入无间，能吐气七色，坐见八极，及地下之物，放光万丈，冥室自明，亦大术也。然当步诸星数十，曲折艰识，少能谱之。其《淮南鸿宝万毕》，皆无及此书者也”。他指出：“《白虎七变法》，取取三月三日所杀白虎头皮，生驼血、虎血，紫绶，履组，流萍，以三月三日合种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实即取此种之，一生辄一异。凡七种之，则用其实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飞沉在意，与《墨子》及《玉女隐微》略同，过此不足论也”。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葛洪正确地揭示和有效地报导文献的基本特征和内容实质的有关情报的———书目的社会功能。 在最后的第七段中，葛洪再次强调了《遐览》的性质：“欲令好道者知异书之名目也”。然后又谓其师“不徒明五经、知仙道而已，兼综九宫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谶记，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乱，江南将鼎沸，乃负笈持仙药之扑，将入室弟子，东投霍山，莫知所在”。这表明，葛洪既受业于名师，又深得器重，他利用老师丰富的藏书，从而著就了《遐览》。 三 在上述的内容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发现，《遐览》作为一部道教书目，其结构是较为完备的。具体情况是：其第一和第七段可视为书目的“总序”；第三、四段为书目“正文”，并分类进行著录；第四段之末可谓为书目的“大序”；第五、六段即是书目的“叙录”。这就表明，《遐览》已经具备了我国古典目录的基本要素，其书目特征也是相当明显的。只不过，《遐览》所具的书目诸要素皆不够完整和规范，其间的联系也还不够紧密。 从《遐览》所著录道经的情况来看，在齐全完备方面也有令人遗憾之处。首先，我们知道，郑隐在允许葛洪披阅秘笈之前，曾“先以道家训教戒书不要者近百卷”稍示于葛洪，而这“近百卷”道家训教戒却未被《遐览》著录。其次，葛洪自谓，其所著诸符“皆大符也”，而对“其余小小”者，他则又略而未记。另外，据朱越利先生统计，除《遐览》外，在《抱朴子内篇》其余诸篇中引用的书籍多达190多种，其中大部分为道经仙符。现举其要者于下： “经”有《昌宇经》(卷一)、《金液经》、《老子之诀言》、《黄帝九鼎神丹经》、《金液经》(卷四)、《赤松子经》(卷六)、《五千文》(即《道德经》〈卷九〉)、《神药经》(卷十一)、《玉钤经、》、《灵宝经》(卷十二)、《荆山经》、《彭祖经》(卷十三)等；“记”有《异闻记》(卷三)、《昌宇内记》(卷十一)、(龙首记)、《黄石公记》(卷十三)、《老子篇中记》、《玉牒记》(卷十五)、《九天秘记》(卷十七)、《神丹金诀记》(卷十八)卷；“集”有《神仙集》(卷二)；“法”有《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赤松子丹法》、《采女丹法》、《墨子丹法》、《玉柱丹法》、《肘后丹法》、《王君丹法》(卷四)等。 “图”有《偃侧图》(卷十五)、《白泽图》(卷十七)、《神芝图》(卷十八)等；“录”有《李少君家录》(卷二)、《鬼录》、《百鬼录》、《周公城名录》(卷十七)等；“符”有《河图记名符》(卷六)、《老子入山灵宝五符》(卷十一)、《西王母兵信之符》、《荧惑朱雀之符》、《祝融之符》、《天文二十一字符》、《老子领中符》(卷十五)等等。然而，上述所列等，同样未被《遐览》著录。陈国符先生并指出：“唯斋仪之书，此篇之所不载。《老》、《庄》、诸子、医药方、亦未列入。” [8]丁培仁先生说，《遐览》“著录了汉魏以来经、记、符、图260种1299卷；其中符56种620卷，占卷数近半。服饵、炼养之类神仙方术书也有一定比例。戒律书仅有《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律》两种”。[9]事实表明，《遐览》的著录，漏著了不少的道经仙符。 再有，我们认为，《遐览》的著录有失过于简略，并不够规范，其中也许还有错误。我们知道，著录是书目揭示文献的基本方法之一。因此，著录就应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对每一种文献的基本特征进行揭示与报导。所以，书目的著录应当为读者提供书名、著者、版本和附注等方面的外形特征，以便读者确认某一文献。然而，《遐览》的著录只记书名和卷数，按照书目著录应具完备、准确和一致性的要求，可以说，《遐览》在这些方面都存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提要是揭示文献的另一基本方法，提要就是简要说明文献的内容，目的在于向读者揭示图书的中心思想、内容梗概、作者生平事迹、文献社会作用及其价值等，帮助读者鉴别和选择文献。我国古代非常重视运用提要方式来揭示文献的内容，把书目是否具有解题，以及解题撰写的水来高低，作为衡量一部书目质量的标志之一。并把书目之有无提要，比作人之有无纪传。在我国书目学遗产中还保存着极为丰富的提要，是我们今天认识、熟悉和利用古籍的宝贵资料。《遐览》只对其中的几种道经撰写了提要，而涉及的内容也相对单一狭窄，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相反，书目的这一功能，却在葛洪《抱朴内篇》的〈金丹〉篇中较好地表现了出来[10]。而《遐览》著录中的《中黄经》和《枕中符》的二次出现，是二者各一，还是重复著录，至今仍是个悬案。这些情况说明，《遐览》作为道教书目，也还有其不太成熟的方方面面。 道教产生于东汉，到了晋代，先后撰述的道经神符，为数极丰，但是后来大多数都已经亡佚了。葛洪《遐览》首次对这一时期道教典籍的著录，才使我们略能窥见晋以前道教的梗概。我国目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公元前一世纪，刘向、刘歆父子编制的《七略》，为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遐览》作为第一部道经目录，其编制的年代要比《七略》晚了许多，却与东晋道安编撰的佛教最早的《综理众经目录》几乎同时。 参考文献： [1][3][4]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9〈遐览〉，见王明《抱朴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5页；第310页；第303页。 [2]《晋书》卷72〈葛洪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册第1913页。 [5][8]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6]杨福程《谈〈遐览篇〉的道书数目———兼谈错误估计和错误结论》，见《中国道教》1988年第4期第36页。 [7]朱越利《道经总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26—127页。 [9]丁培仁《道教典籍百问》，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10]参见拙文《葛洪与中国道教目录学》，《宗教学研究》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杨光文， 1952年9月生，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载：【《道教研究》2003年第三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