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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著作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现代古籍整理工作必须加强的一项工作。本文准备从历史和形态两个方面研究其建构，并阐述书目提要作为目录学著作的几个典型特征，力求对今人从事古籍整理编纂书目提要有所帮助。 一、传统书目提要的历史建构 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很丰富，目录学著作形式多种多样。在众多的目录学著作中，虽然书目提要著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在历代目录学家的一致努力下，书目提要一直是目录学的主体。 (一)书目提要创始于汉刘氏父子。刘向、刘歆父子整理文献典籍，撰写《七略》和《别录》。这两部书早亡于唐末五代之乱，现在仅留下一些残篇断简。但根据后人的考证，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体现在这两部著作中的刘氏父子所做的目录学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1]集中著录了西汉前的文献典籍；[2]将这些典籍按学科分门别类并进行了学术总结；[3]每一书目还有详细的提要。这三个方面均体现出书目提要的主要特色，已经构成了书目提要的基本框架。所以刘氏父子既是我国目录学事业的创始人，也是传统书目提要的创始人。 (二)南朝王、阮继承和提倡了刘氏书目提要的解题形式。自刘氏父子之后，撰著书目提要的有南朝的王俭和阮孝绪，王俭著有《七志》，阮孝绪作有《七录》，二书早已亡佚。根据文献记载，二书“大体虽准向、歆，而远不逮矣” [1]。《七志》、《七录》在质量上不及刘氏著作，但他们却是确立刘氏父子地位、倡导刘氏目录编纂方式的有功之臣。自从班固撰写《汉书》吸收《别录》、《七略》创《艺文志》史志目录之后，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官修目录、私家目录蜂起。不过，这些目录著作都抛弃了刘氏父子的提要形式，仅做了书籍的著录编目工作。有的虽然从学术上进行了分类，而且打破七分法创制四分法，在书籍的学术分科方面表现出极强的创新意识，如魏人郑默的《魏中经簿》、西晋人荀勖的《中经新簿》、东晋人李充的《晋元帝书目》等，在书籍分类方面有很大的突破，创图书四分法，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们毕竟没有作细致的提要工作，使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七志》、《七录》一反魏晋登记目录的体式，继承刘氏父子书目提要形式，王俭在书目之下采用传录体方式以述作者生平事迹，并介绍书籍内容。阮孝绪之作则更靠近刘氏的《七略》。王、阮二书继承刘氏父子编纂书目提要的历史功绩，并不在于他们坚持了七分法，而是在于他们继承和提倡了书目提要的解题形式。 (三)唐、宋时期的目录学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牢固地稳定了书目提要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唐代有关方面的代表代是《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宋代是《崇文总目》和《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群书四部录》编撰于唐开元盛世，《古今书录》是对它进行修补而又加以简化的本子，两部书大概亡于《崇文总目》问世不久。《崇文总目》是欧阳修等人修撰的，大概亡于元代，明清有简本传世。《中兴馆阁书目》和《续目》是宋南渡以后仓促上阵编修的书目，前人不怎么看重。这四部提要目录，根据残存的资料进行分析，以及前人研究所得的结论，书目提要的体例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了。他们沿袭刘氏父子的学术道路，改变书目分类的七分法，采用《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分法，改造和增立子类目，汇天下古今书成一集，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群书四部录》和《崇文总目》倍受先贤称赞。清文献学家朱彝尊评论《崇文总目》说：“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法至善矣。” [2]王重民先生评论说，《崇文总目》的提要简明实际，是因为《群书四部录》为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群书四部录》的改进，从而将《崇文总目》发扬光大了[3]。宋代的书目提要著作还有私家独立撰著的，一部是北宋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另一部是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是体系比较完整的书目提要著作。前者偏重书籍考订，后者偏重版本叙述，各具特色。这两部书一直流传至今，其影响仅次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巩固书目提要著作在目录学史上的主体地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上启下，无愧为传统书目提要的里程碑。元、明两代没有高质量的官修书目，也没有书目提要著作。自雕版印刷普及、木活字印刷发明以后，出版行业盛况空前。随着书籍的增长，很难想象凭一人之力能完成大型书目提要著作的编纂。所以，历史进入了这样的时代，也很难产生私家大型书目提要著作。仅在元初，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凭一人之力著有《经籍考》，不过收书极其有限，而且，这部书只不过带有目录学著作的性质而已，每书之下以训诂“集注”方式采录众说，评品书籍，算不上提要著作，在目录学体系中可以列入“参考目录”之类。历史发展到了乾隆盛世，局面就不同了，四库馆臣奉诏修四库全书，撰有史以来文化典籍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总目提要除无详细的版本介绍是其缺憾外，可以说从上吸收了所有提要著作之精髓，向下树立了书目提要著作的典范。其体例之完整、方法之精当，建构起传统书目提要的完整模式。 二、书目提要的形态建构 传统书目提要的形态建构，由“编目”和“提要”两个部分组成。 构成传统书目提要的两个部分———编目、提要，彼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缺一，则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没有提要的编目，则属史志目录研究的范畴，失去编目的提要，只可能趋向书籍简介或要籍介绍的汇编形式。 传统书目提要的工作分三个步骤进行： (一)书籍登录。在目录学中又称“登记目录”。书籍登录就是收集书目资料的工作，古代官方组织编纂书目提要，书目资料的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汉代刘氏父子编纂《七略》、《别录》，在此之前就有一次向全国征集图书的活动，“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4]当清代的乾隆皇帝下诏编纂《四库全书》之前，也有一次征求民间遗书的活动，声势浩大，各省采集的图书不下万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除充分利用皇家图书馆外，并竭力做到将各地方的书籍网罗无遗。这是系统编纂书目提要的起码条件。收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收藏书籍、登记目录，也是为了了解书籍的内容，为分类编目和写作提要作准备。 (二)书籍分类。这是编目工作的第二步骤，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古人类别书籍，比现在难度大得多，特别是汉代刘氏父子等人的分类工作，是地道的开创性的拓荒工作。那时，学术尚没分科，要将许多书籍按类别加以区分，没有渊博的学识和对学术史的深邃了解是不能强为之的。《周礼·春官·宗伯》有这样的记载，上古时期，为规划政权的建制，“大史掌邦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这段记载可以视作学术与典籍分属的起源，它启示了后世目录分类的思路，诚如《隋书·经籍志》评论的“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真正以学术意识将学术分科或分流是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开始的。这是我国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学术争鸣，使学者对学术文化的区分有了认识，于是孟子将学术分为儒、墨、杨三家；庄子将学术分为七派，荀子亦如是分；韩非子则认为天下学术只有孔、墨两大派，孔、墨又各自分派，即所谓“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5]。刘氏父子类别群书仅有这些历史依据而已。他们几乎是在“一片荒地上开垦”，通过整理，将所有的文献典籍分为六大类：一曰六艺，二曰诸子，三曰诗赋，四曰兵书，五曰数术，六曰方技。六类之下分别建立不同类型的小类：六艺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诗赋包括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兵书包括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建立起最早的书目体系，也将古代的学术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分科，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图书面貌和学术思想流派。 《七略》撰成之后，目录学家们从事编目分类的工作就有了依傍，比较开创时期分类相对容易一些。但它并不降低参加编目分类者的水平，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也在发展，书籍也在增多，不仅新增书籍需要分清内容编入已有的类目之中，当原有的编目分类模式容纳不了新增长的书籍时，分类一定会在原有的模式上或增加或调整，甚至在体例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编纂者没有一定的学识水平则难以认识和把握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从编目分类的情况看，从“七分”(《七略》实为六分，其中一略为“辑略”，相当于“总论”，非书籍类目。阮孝绪的《七录》才是真正的七分)到“四分”(经、史、子、集)，这是个很大的变化。看起来大类目是由多变少，实质上用“经、史、子、集”总领书籍，大类目的概念扩大了，包容更为广泛，而原有的大类目在四分法里有的又不得不变成小类目，如“兵书”、“数术”、“方技”都归为“子部”。书籍在大量增多，不同类的书在消、涨中不断变化，因此，书籍分类也在发生变化。小类目(也叫二级目)历代变化不一，总的趋势是有增无减。我国的学术发展到宋朝，可谓又一个高峰期，虽然比不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那么恢弘气魄，但经学、史学、文学以及其它学术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且许多学术愈发展分工愈细致，所以反映在目录学中，宋代又出现了三类目，也叫作“子目”。这是我国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我们今天所讲的学科领域内的三级学科，在古代目录学二类目下的子目中就有所反映。创始人是博通百家的郑樵。郑氏在他的《通志·艺文略》中将天下书籍分为十二大类，八十二小类，小类又设子目，如“经类”设“易”，“易类”又分：古易、石经、章句、传、注、集注、义疏、论说、类例、谱、考证、数、图、音、谶纬、拟易。当然，郑氏所分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前人已有批评，但创三类目不仅反映出目录学的进步发展，同时也反映了学术发展到宋代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 以后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继承这一传统，形成一个条理分明的三级类目体系，而且明显地体现出学科的多级性。如“经部”设“小学类”，“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又如“史部”设“职官类”，“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当然二级目下设不设子目、如何设子目，主要是根据书籍的情况和所编纂的书目提要著作的性质和要求确定的。 分别在每一大类和第一小类的起始作序，阐述立类的宗旨以及精要地概括此类目的学术流变，已经成为传统书目提要不可或缺的内容，没有序的分类书目是一大缺憾，甚至常常受到学者专家的责难。在大类和小类之始配之以序，则组成了分类编目学的完整体系，古人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也就在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三)撰写提要。提要是传统书目提要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目录学著作中的提要，是传统书目提要区别于其它目录学著作的鲜明特征。提要内容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1、书名、卷数、撰者；2、作者简介； 3、著述缘起； 4、书名解释； 5、内容介绍；6、学术源流；7、优劣得失；8、版本情况。主要是对以前提要著作内容的总括，不同类型或宗旨不同的提要著作，写作当然会有所偏重。不过，作者简介、内容介绍、学术源流、优劣得失四个方面，应当是提要的主要内容。作者简介，主要简要介绍作者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代、身份地位、学术生涯以及主要学术著作，以便达到“论世知人”的效果。内容介绍是提要的核心，务必客观真实，要求编纂者有很强的概括总结能力，有些书还有必要介绍撰写体例，如类书、辞书等等。无论哪门学科，从产生到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寻，因为稍有质量的著作，一般都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并与相关著作有一定的必然的联系，学术正是这样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 提要在介绍书籍个性特点的同时，并阐述承上启下的关系，通过同类书籍的比例，说明书籍的价值和地位，肯定优点，指出缺失，这就是撰写提要辨别学术源流、比较优劣得失的具体方式。提要以每部书为单位，多则几千字，少则几百字，语言应当十分精炼。必要时可作简要的考证。应当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允许有所取舍，还可以诸说并存。撰写提要必须用学术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书籍进行恰如其分的总结和评价。 三、书目提要的典型特征 (一)传统书目提要具有所有目录学著作的综合特征。在目录学著作中，传统书目提要的形态建构，包括了所有目录学著作(指非理论性目录学著作)的不同形态。其工作的三个步骤，即书籍登录、分类编目、撰写提要，已构成传统目录学的完整体系。其内在结构，即目录、大小序、提要，将目录学的全部功能完美地表现出来。传统的史志目录，由于受体例的限制，在工作步骤上，只会做到登录书籍、分类编目，而内在结构只有目录和大小序，不能表现出传统目录学著作体系的完整性和功能的完美性。古典目录学的其它形态，如专科目录、特种目录、藏书目录等，尽管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性，但在结构上不会像传统书目提要那样完整，在功能上也不及传统书目提要那样完美。现代目录学著作，包括要籍目录和馆藏目录，其结构的完整性自然不能与之相比，其功用或为指导读书，或为指导检阅，远不及传统书目提要功能之完备。将各种目录学著作相比较，唯有传统书目提要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综合目录的特征。 (二)传统书目提要是目录学的高级形式，具有多种功用的特征。传统书目提要的完整结构和追求学术性的完结，从形式上反映出它是目录学著作的最高形式，而这种形式从实质上却表现出它具有多种功用的特征。 它的功用首先是所有目录学著作所具有的普通功用，即通过分类编目起到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也就是古人常说的“指示门径”的作用。这是传统书目提要所具备的一般功用，也是其它不同类型目录学著作所共有的功用。前人有关方面的论述很多，这里不必赘述。 传统书目提要的另一功用，即在文献发展史中有淘汰书籍的作用，前人几乎从未论述过。书籍的优胜劣汰也是自然的法则。古人编纂书目提要，一般是伴随着古籍整理的其它方面工作一起进行的，如刘氏父子撰写《七略》，首先是条其篇目为书籍定名，然后进行文字校勘。清人撰四库全书提要，也是与编辑校勘整理《四库全书》结为一体的。先有整理后写提要，书籍在整理的过程中有的被淘汰了，而不被淘汰的则记入了书目提要。所以，历史上一次大的古籍整理活动，是对历史文献的一次大清理，而书目提要就是清理文献财产的重要记录。按照清理者的主观标准，那些未被记录的书籍自然是不重要或者是应该被淘汰的。不仅声势浩大的古籍整理活动是如此，包括宋人晁公武、陈振孙的私家目录提要也莫不是这样，他们在撰写书目提要时，不可能将自己收藏的所有书籍和自己所了解到的所有书籍，一股脑儿地记入书目提要之中。记入书目提要或不记入书目提要，一定会有它的标准。清人修《四库全书》淘汰了许多书籍，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里我们不论淘汰之是非，仅仅为了证明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确实是做了书籍淘汰的工作。刘氏父子整理文献是否淘汰过书籍，因为《七略》、《别录》早已亡佚，文献不足无可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七略》所记录的书籍大多传至班固，被班固记录到《汉书·艺文志》中去了。先秦典籍得以流传，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刘氏父子的《七略》和《别录》。在一定意义上，提要对于书籍有着“广告”的作用，故书籍依赖提要得以流传是情理之中的事。有“肯定”自然少不了会有“否定”，那些未被记录在书目提要中的书籍，是被提要编纂者所“否定”的，天长日久被淘汰的可能性当然更大一些。虽然被记录和不被记录在书目提要中，被淘汰或不被淘汰并不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文献流传的过程中，那些被淘汰的书籍并不一定是因为书目提要未记载而淘汰了，但书目提要淘汰书籍的客观功能确实是存在的。因为什么样的书入选或不入选，编纂书目提要的人一定会有主观标准(至于主观标准是否正确，那是另外的问题，在此不作论述)，这种主观标准，就是编纂者的书籍价值观，而这种价值观是符合文献发展规律的，生长和消亡是文献发展的正常途径，书目提要在文献的流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淘汰书籍的功能是很明显的。 以上所论，仍然属于目录学的自身功用。我们从浩瀚的中国文化学术史的历史进程中去探索、去发现，书目提要的价值却远远超过“文献整理”(编纂书目提要也是文献整理的一项工作)和“目录学”的学术范畴。它既是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的袖珍词典，也是开启人们认识思考灿若星河的中华文明史的金钥匙。人们认识社会文明史，主要是通过对现实社会的体验和文献典籍记载的认识，人类社会除了综合现存所有的事物能最大限度地从各方面证明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辉煌之外，再没有一个单个的事物能像典籍文献一样最大容量地包涵文化历史的博大精深。文献典籍是过去历史的最大信息库，而书目提要是经过加工的高精度浓缩的文献典籍的信息库。它不能代替人们对典籍文献的认识，但是，一部质量较高的书目提要，能用以简御繁的方式将几千年众多的书籍介绍给读者，同时，通过“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归纳总结出诸方面的学术信息。它既可以指导人们认识和利用典籍，也给人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学术文化信息，尤能开启学人的智慧。 (三)传统书目提要具有学术史的属性。我国古代的学术史籍不多见，清代以前几乎找不出一部学术史专著，这方面的著述是从清人黄宗羲开始的，即《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其后有唐鉴的《清学案小识》和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完全以学术史为研究目标的是近人梁启超的《近三百年学术史》，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也是地道的学术史著作。完整意义的学术史籍应当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学术概念、学术流变、人物志、经籍志。以此为衡量学术史籍的标准，清代以前确实没有一部完整形态的学术史籍，而带有学术史籍属性的著作却不少，如传记体学术人物志、学术人物年谱、书目提要专著等。一部质量很高的书目提要，如《七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然以总结文献典籍为目的，但它以追求学术性为编纂宗旨，无论编排书籍，还是介绍书籍，始终坚守和力图贯穿阐明学术流变这一思想原则，努力通过介绍学术成就和学术流派达到探明学术源流的最佳效果，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所以编纂的结果自然带有学术史的属性。诚如清人章学诚评论的：“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 [6]也难怪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称《史记》、《七略》是西汉的两大著作，肯定刘氏父子做了一件对人类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刘氏父子与司马氏父子一样伟大。《史记》是记汉以前历史的大文化史，凡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各个方面无所不记，而《七略》是小文化史，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精髓，即文化典籍，带有总结学术文化的性质。 注释： [1]《隋书·经籍志》。 [2]《曝书亭集·崇文总目跋》。 [3]《中国目录史论丛》。 [4]《汉书·成帝纪》。 [5]《韩非子·显学》。 [6]《校雠通义·序》。 (作者简介：杨薇 湖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 讲师 武汉430062) 原载：《江汉论坛》1999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