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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提起古代的推荐书目，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此部书目影响甚巨，以致《经籍举要》（下简称《举要》）在目录学界历来未被给予应有的重视。著名的古籍专家姚明达先生因而对这部书目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目录学史·特种目录篇·举要目录》中说：“书籍繁多，初学者每苦不得要领，故举其要目，俾易着手，亦目录学之任务也。宋张洪齐熙辑朱熹言论为《读书法》，略有此意，然尚无书目。清道光末，龙启瑞撰《经籍举要》，始择取诸生急需精读之书，略述其内容得失，指示读法。……于经史子集之外，复以约束身心、扩充学识、博通经济、文字音韵、诗古文词、场屋应试六项分类，颇合初学之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即仿其意而作者也。” 据姚先生所论，我国第一部推荐书目是《举要》。姚先生的评论是十分中肯的，但是不够翔实，不足以使读者深入认识这部书目。故而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重新认识其价值。 龙启瑞（1814－1858），字翰臣，又字辑五，广西临桂（今属桂林市）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辛丑科状元，历任湖北学政、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等职。擅长音韵学，在诗文词曲方面有所成就。《清史稿·儒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朴学”类均有其传记。道光二十七年（1847），在他提督湖北学政任上，因“湖北人士知礼尚文，龙启瑞专以根柢之学振之，著《经籍举要》一书以示学者。” 一、勇破《四库全书总目》四部分类法的藩篱，更具指导性 首先，《举要》出现在《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后，《举要》在某些方面受到《总目》的影响，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也是必须的。其次，如果《举要》一切都是以《总目》之马首是瞻，不敢越雷池半步，那么，它的可爱之处就将大大削弱。因为科学的精髓就在于不断地有所前进，有所发明。而《举要》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它敢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四部分类法的藩篱。《举要》除经、史、子、集外，还设立了约束身心之书、扩充学识之书、博通经济之书、文字音韵之书、诗古文词之书、场屋应试之书等六类。新增类目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再如吕坤的《呻吟语》、陈弘谋的《五种遗规》、储欣《唐宋十家文》等书，在钦定的《总目》中都被列入“存目”。大家知道，凡是被列入“存目”的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被打入了另册，说明了它的价值不大。写到这里，我们心里就有个疑团：这个龙启瑞，胆子也够大了，身为朝廷命官，竟然敢把钦定为“存目”的书，堂而皇之地向全省学生推荐，难道就不怕丢了乌纱，甚至没了性命？再例如，《举要》开列之书，有些是《四库全书总目》失收的。纳兰成德的《通志堂经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俞长城的《百二名家制艺》等书在清初已经刊行，但为《四库全书》所失收。至于吸收当代最新科研成果，《举要》做得尤为突出。例如，在经部书里面，龙氏就开列了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和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并特地介绍说“：是书引据精博，直掩前贤而上之。与高邮王氏《广雅疏证》同为近今之绝学。”在文字音韵之书里面，龙氏就开列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并介绍说：“《说文》之所以可贵者，以其于读经有益也。段氏此书，于经义融洽贯穿，而讲求声音、形体之处，亦为精确得当，可为空前绝后之作。特好以意擅改，恐终失许氏之旧，是其一病耳。”评价也很公允。诸如此类者尚有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和《廿二史考异》、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等书，这些书的学术价值，今之学者盖皆人能言之，毋庸赘述。 二、少而精的收录范围 从《举要》的收录范围而言，龙启瑞根据推荐书目的性质与特点，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据统计，龙氏开列的经部书有《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31种，史部书有《廿四史》、《资治通鉴》等八种，子部书有《老子》、《庄子》等33种，集部书有《楚辞章句》、《陶渊明集》等21种。除此之外，龙氏还开列了下列六类书：一是约束身心之书，凡11种；二是扩充学识之书，凡7种；三是博通经济之书，凡6种；四是文字音韵之书，凡9种；五是诗古文词之书，凡10种；六是场屋应试之书，凡3种。以上合计，共139种。龙氏《举要》是为湖北学子开列的书目，张氏《答问》是为四川学子开列的书目，两书的读者对象是一样的，但《答问》开列的书籍却多达2000余种。相比之下，《举要》少而精的特点就显得十分突出。应当指出，一般的书目都仅仅是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纲，《举要》则不然。《举要》除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为纲外，另外又开列了上述六类书。龙氏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其培养目标的需要。职此之故，龙氏对于增加这六类书的良苦用心，曾经一再致意。例如，他增加司马温公《家范》、《书仪》等11种书为约束身心之书，说：“右11种，常置案头，可以束身寡过，虽不能遽至于圣贤之域，而不流于不肖也决矣。”又如，他开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顾炎武《日知录》等7种书为扩充学识之书，说：“学者读书，最忌见闻荒陋，用以作文，必无精彩，安能出人头地。苟于此融会贯穿，庶可无村秀才之诮矣。” 三、符合初学者的著录项目 《举要》的著录项目中，最能体现其推荐书目特色的当首推提要项的著录。于书名之下间附简单的提要，足以体现出《举要》的导读性。此书提要项的著录涉及学术源流、作者、揭示图书内容、品评图书内容得失、版本情况、指明图书出处、交代特殊分类依据等七个方面，略作补充说明，以便学者更好地了解与使用图书。（1）总论学术源流，如《廿一史》，龙氏略述二十一史。然后进一步阐述二十一史衍变为二十四史的概况，使初学者对于正史发展的脉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2）著录作者，如《张子全书》，于张子下著录“名载”。《榕村语录》下著录“国朝李文贞公撰”。（3）揭示图书内容，如《国朝陈文恭公（名宏谋）五种遗规》附注“：训俗、养正、举仕、从政、训女，凡五种。”（4）品评图书内容得失，如明蔡清《易经蒙引》“，此书大旨，以本义为宗，而立说时有异同”。（5）反映版本情况，如《资治通鉴》，推荐“元胡三省注，胡刻本，陈仁锡本。”《韩昌黎集》推荐“永怀堂本，东雅堂本，宋本考异十卷单行。”《柳河东集》则推介“明合刻韩柳本。”（6）指明图书出处，如方苞《周官集注》“无单行本，见《望溪全集》中”。（7）交代特殊分类依据，如把《国语》、《战国策》编入史部类著录的原因是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归入杂史，而非依时代而排。 尤为值得称颂的是，龙启瑞还在提要中介绍了读书方法。按理说，《举要》只要把书目开出来，就算完成任务。介绍读书方法并不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可能是龙启瑞出于他作为学政的使命感，字里行间，读书方法的文字时有流露。如何读经？他援引陈弘谋《豫章书院学约》说：“先将正文熟读精思，从容详味，然后及于传注、诸家之说，平心静气，以求其解。毋执己见，以违古训；毋傍旧说，以昧新知。本经既通，乃及他经；如未能通，不必他及。”如何读史？比如《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书提要专门谈了如何记读书笔记的问题，他说：“愚谓今日诸生，读史必须手边置一札记，随其所得，分类记之。记古人之嘉言懿行，则足以检束其身心；记古人之善政良谋，则足以增长其学识；以至名物象数，片语单辞，无非有益于学问文章之事。当时记录一过，较之随手翻阅，自当久而不忘。此为读史要诀，诸生所宜尽心。”这虽然是针对读史而发，但所述记读书笔记的方法对读各类书籍也是普遍适用的。对于熟读《说文》的重要性，他说：“读书而不读《说文》，是虽识字而不识字也。”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实则都是经验之谈，苟能身体力行，所获必有可观。 对于怎样学古文，龙启瑞推荐了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并指出“：惜抱老人得归、方二家古文之正传，是编所选，其体格较望溪为备，评注较鹿门为精，后之学古文者观此足矣。”正如吴其昌所说，姚鼐“所纂文辞，上自秦汉，下至于今，搜之也博，择之也精，考之也明，论之也确。”确为学习古文的正道与坦途，该书的实践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由此可见，龙启瑞的《举要》虽有其时代的局限，无法摆脱传统藏书目录的窠臼。但其仍不失为一部成功的推荐书目，为后世推荐书目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荜路蓝缕之功足以在清代，乃至整个目录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龙启瑞.经籍举要[M].从书集成初编[Z].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 [3]姚鼐.古文辞类纂《序》[M].长沙：岳麓书社，1988．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原载：《兰台世界》2009.4下半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