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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宣传家。他学识渊博，不仅在政治上宣传变法维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先导作用，而且在目录学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以《西学书目表》为代表的早期目录学思想，更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近代目录学发凡起例的奠基人。 1《西学书目表》的问世及其主要内容 19世纪末的中国，处于激烈动荡的时代，列强的入侵，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内优外患，民族危机、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想通过向西方学习，以西方资产阶级为榜样，进行变法维新，以实现富国强兵。梁启超自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以此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倡导西学、宣传变法主张的重要文章，《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就发表在这时的《时务报》上。 1896年7月《西学书目表》在《时务报》上刊出后，10月又刊出了《西学书目表序例》和《西学书目表后序》。1897年，经人整理，将三者刊入《慎始基斋丛书》以单行本发行。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中仅收入了《西学书目表序例》和《西学书目表后序》。《西学书目表》分为四卷，上卷为西学诸书，中卷为西政诸书，下卷为杂类之书，第四卷为附卷，另附札记一卷，系读书法。《西学书目表》分为学、政、教（宗教）、杂四类，除教类之书不录外，学、政、杂三类著录图书357种，附卷著录图书291种，总共著录图书648种。（程磊：《关于<西学书目表>的一些问题》，载《河南省图书馆季刊》1982年2期）《西学书目表》是译书目录。梁启超在《表》中系统地整理评介了西书汉译的基本情况，并提示了读书法，对宣传西学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提出一个新的图书分类体系，突破了旧的四部分类法的羁绊。该《表》集中地反映了梁启超的早期目录学思想。 2《西学书目表》所揭示的梁启超早期目录学思想 2.1充分发挥书目宣传教育、推荐导读功能 梁启超十分重视书目的宣传教育与推荐导读的作用，把宣传西书以开启民智、普及西方文化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中国古典目录学有着优良的传统，然而，历史上的目录学家，要么记一代著述之盛，要么记一代藏书之精，要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扮演学术史的角色，而对目录的宣教导读作用则不够重视。梁启超却十分重视书目宣传教育，推荐导读的作用，他视宣教、导读是目录诸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并且身体力行，不遗余力地实践之。梁启超一生中编制了许多书目，从早期的西学译书目录到后期的国学导读目录，基本上都是推荐导读书目。梁启超在后来的《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中指出：“著书足以备读者之顾问，实目录学家之最重要之职务也”（见《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饮冰室合集·专集》卷七十六）。这是梁启超关于目录学之功能的最好阐发。梁启超重视书目的宣教、导读功能的目录学思想，与湖北学政龙启瑞的《经籍举要》（2827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1876年），特别是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5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首先，从编制书目的目的来看，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为变法维新服务的。《西学书目表》表面上是梁启超答门人陈高第、梁作霖及弟启勋问应读之西书以及读法先后之序而作，实则是梁启超动员国民学习西书，启迪民智，救亡图存的宣传书。梁启超吸取甲午战败的惨痛教训，认为用当时世界一流的铁甲舰装备起来的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全军覆没，其败不在武器不精良，而是人的心智未开；而“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见《读日本书目志后》）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推行愚民政策，实行科举制。学子士大夫为追求功名，沉迷于科举，一心只作帖括、词章、八股等无用之学，既不了解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概况，也不知晓西方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一整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观点，主张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这是“改良派思想最重要的发展和最卓著的成就。”（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要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就要兴民权。欲兴民权，则要开启民智。梁启超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见《变法通义·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要开民智就必须读西书。故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大声疾呼：“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者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梁启超在《表》中推荐了600余种西书，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劝导大家“择其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见《西学书目表序例分》）。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较好地发挥了宣教功能。在政治上，论述了读西书与变法的关系，指明了读西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地将书目编制工作与变法图强结合起来。在思想上，顺应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国人急于了解西方的心理，开阔了眼界.使国人由此知道了培根、笛卡尔，对西方各业之精，诸学之专有所了解，改变了根深蒂固的“用夏变夷”、“夷夏之防”观念。许多读者阅读了《表》所推荐的西书后，对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世界的“理”、“气”、“阴”、“阳”、“动”、“静”的解释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开始接受以实证主义、形式逻辑、民权思想为代表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并决然舍弃旧学，接受西方新学，投弃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来。在文化传承上，《表》系统地介绍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及洋务派前后两次译书高潮而面临的西书概貌，勾勒出几百年来西学流布情况。读者凭借此《表》就能方便地了解有什么西书，怎样找到自己想要的西书以及怎样来读西书，为读者指示了求书治学的门径。 《西学书目表》的刊行，给封建顽固派带来很大恐慌，如王先谦、叶德辉之流就拼命抵毁之，咒骂之（见《翼教丛编》卷四）。这也反衬出《西学书目表》的宣传战斗作用。 其次，作为推荐导读书目，要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在这方面，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做得是很好的。下面以类目的设置与收录书的标准来分析梁启超的目录学思想。 在类目的设置上，梁启超突出重点类目，虚列无关类目。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指出：“已译诸书，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盖昔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已。西人教会所译者，医学类为最多，由教士多业医也。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这里，梁启超分析了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官局，西人教会，制造局等翻泽西书的大致情况，指出兵书、医书、格致书较多，“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的局面，是洋务派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在文化上的反映。他认为洋务派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前提下，只引进西方的兵工技艺，是舍本求末，不能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梁启超认为“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的西书才是“本原所在”，主张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全面改造中国。这样一来，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书籍就显得格外重要。梁启超为突出西政诸籍的地位，尽管该类“译者寥寥”，“犹列为一门”，“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这种“虚目以待”的书目编制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充分说明了编者的政治倾向和思想导向。 《西学书目表》名为四类，实际上只有学、政、杂三类，教类有类而不录书。这一方面是因为王韬在此之前（1889年）曾以《圣教信证》为兰本，编纂了把多数天主教的书籍包括在内的《泰西著述考》；另一方面，是因为梁启超认为宗教之书谈论的皆是天国、彼岸之类的虚幻的东西，与现实斗争关系不密切，故设类而不录书。（《四库全书》也没有收录明季清初西人有关宗教的书——笔者注）这种“有类无书”和“无书有类”的对比，突出地体现了梁启超宣传的重点与编目的旨趣。 从收录图书的标准来看，突出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西学书目表》所推荐的西书是有所选择的，不是见西书就著录。《表》中收录的诸书，不以版本的精良、什么朝代刻本为标准，而以是否是“新书”为标准，体现了梁启超“厚今薄古”的思想。《表》收录少数“通商以前之西书”，“多言天算言教两门”，“除言教之书不著录外”，其余收到附卷。这是说，即使是“西书”，还分正卷和附卷，以区别新书与旧书。对西人的语言、文学、艺术类的图书，既不设类，也不著录，完全省略掉了。《表》中的西书，主要是洋务派二十多年前翻译的，从内容看已见陈旧，“而以语吾之所谓学士大夫者，方且诧为未见，或乃瞳目变色如不欲信。”梁启超为增强书目的现实性，将“制造局益智书会等处译印未成之书百余种”“掇拾荟萃，名为附卷”。“译印未成之书”即在版图书，由于刊印时代较晚，所以一般内容观点较新，反映最新的学术水平。在书目中注意收录在版图书，加以宣传报导，是因为梁启超认识到变法维新是旷古未有的伟大政治运动，需要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需要用最新的理论来指导，用外国改革成败的经验作借鉴，才能使变法维新取得成功。因此，在书目中反映“译印未成之书”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是提高书目的时效性的好方法。另外，书目著录未刊行之书，向读者介绍了大量的科技新书信息，使读者知道某类还有哪些值得参考的书，便于读者掌握最新的学术动态，方便初涉西学的学子求书。还须指出的是，在书目中收录未刊之书，非梁启超所首创。在此之前，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也曾收录未刊刻之书。但是，梁启超比张之洞的作法要进步得多，张之洞将未刊之书分散著录，有的还附于其它书下，如果不仔细从头到尾阅读，就不知道未刊之书的信息；而梁启超将“译印未成之书”另辟一类，收入附卷，予以突出宣传，十分醒目，起到了很好的导读效果。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虽是译书目录，但并不局限于只收录西人著述中人翻译的西书，将“中国的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也著录。这表明梁启超编制《西学书目表》的意图不仅是介绍西书，更重要的介绍西学。“中国人著书言外事”虽是国人所作，但书中反映的西方社会风貌是属于西学的内容。“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多半是游记。这些图书可以引导读者从中国人的角度去看西方世界，从中西文人不同的视角去考察中西文化的异同，要在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把握各自文化的特质。著录这些图书对读者来说是很有启发价值的，它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西方的切合点。这充分体现了梁氏对西学的理解，即一种宽泛的西学，使《表》更好地发挥导读功能。 再次，一个好的导读书目应具有良好的著录手段，使书目更好地发挥了导读导购功能。如：“详列某朝某地刻本”；不标卷数，标本数；注明版本出处；运用“别裁”法把重要的书从丛书、合订本中分析出来；为便于购读，“从各省官书局之例，详列价值”；“表下加识语，表上加圈识。皆为学者购读而设”；“表后附札记数十则，乃昔时答门人问之语，略言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虽非详尽，初学观之，亦可略识门径。”（以上引文均见《西学书目表序例》）这样，揭示图书内容的八大著录项：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姓名、刻印本、本数、价值、识语、提要等均齐备，达到目录著录的高标准。梁启超为使《表》成为世人求书治学的向导、门径，可谓是用心良苦。这在当时中国，运用如此之多的著录手段来揭示图书内容，除梁氏之外恐无第二人。 对此，特举该《表》学类算学目著录为例，简要说明之： 学类卷首标出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识语、表上注圈识等项，目下各书的著录项分别一一对齐，读者一目了然。目下加提要，指明各书的排列关系，“由浅入深，故先以数学；先理后法，故次以几何，凡诸形学附焉；次代数，通行之算也；微分积分，非深造不能语，故以终焉”（转引自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3年10月版，第60页）。这种排列顺序与现代数学的学科体系大致是吻合的。 目下列出： 笔算数学 狄考文邹立文 益智书会本 三本一元用俗语教学童甚便，惟习问太繁。 …… 心算启蒙 奴爱士 一本一角 太浅不必读。 数学启蒙 伟烈亚力 上海排印本 二本六角 数理精蕴之节本极便初学。 几何原本 利玛窦、徐光启、伟烈亚力、李善兰 金陵刻本与则古昔斋算学童学三种会刻，共二十本，值二千七百 初学宜先读前六卷。 这种用表格形式来著录西书非常简明扼要，整个书目条理清晰，便于检索。 2.2《西学书目表》建构的新分类体系，为近代科学分类体系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中采取了学、政、教、杂四类的新分类体系，彻底冲破了封建统治者钦定的“秘阁以为永制”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藩篱。他的新分类体系的建立，影响很大，开一代之新风，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以近代科学体系类分图书的开端。之后，浙江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亦成学政二部”；光绪25年徐维则撰，顾燮光补的《东西学书录》分类38，光绪30年顾燮光复续近年始刊的《译书经眼录》分25类，其分类就是梁启超各类的置换；沈兆伟的《新学书目提要》分为8类（其法制类刊于光绪29年）等，“皆梁先生专录译书一派之继起者也。”他们使用的分类法尽管各个类目不尽相同，但都可以看作是梁启超新分类体系的继起者。梁启超的新分类体系的问世，为近代西方分类法的输入开拓了局面。 任何一个图书分类体系的构筑都不是凭空虚拟的，是在对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概括而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的组合。而当时的梁启超其西学程度如何呢？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发表以前，既不像容阂、严复等人受过正规系统的西方教育，也不像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出过洋，梁启超对西学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他在《三十自述》中是这样记载的：“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于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询通甫与余之请也。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此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六月，日本战起，惋愤时局，时有所吐露。人微言轻，莫之闻也。顾盖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余居会所数月（强学会——笔者注），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盖裴然有述作之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梁启超对西学的认识还是较肤浅的。梁启超这一阶段的西学与戊戌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致力于宣传介绍西学有着质的差别，仅凭这样的西学根底就提出一个科学的分类体系是很困难的。好在他之前就有一些西学书目，这些西学书目作为他山之石，可提供借鉴。譬如：王韬的《泰西著述考》、傅兰雅的《格致汇编》、江南机器制造局编的《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总税司赫德的《西学启蒙》16种、上海益智书会的译印各种图说等，都对收录的西书按一定体系加以编排。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将明季清初西人的科学论著重要者大半刊入《天文汇函》、《新法算书》内，从中也可窥见西书分类之一斑。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收录的虽是东洋书，但其分类体系对梁启超也有很大启发。《表》的分类体系就是在这些西学书目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研究，择其善而从之，从而构建了自己的新分类体系。梁启超的分类体系揉合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是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学、西书的。在此之前的西书目，由于邮路未开，交通不畅，能够看到书目的人，只囿于很小的范围，其发行量不过三五百本。而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刊登于《时务报》上，《时务报》的发行量逾万份，直达穷乡僻壤，为世人所瞩目，其影响之大，也是此前的其它西书目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梁启超的新分类体系，由于教类不录书，形同虚设，故实际上只有三类。具体类目如下：学类收“西学诸书”，下分算学、重学、电学、光学、化学、声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共十三目；政类收“西政诸书”，下分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共十目；杂类为“杂类之书”，下分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共五目。这三大类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三大类的划分，分类体系比较完整。 梁启超的分类体系，最主要的特点是突出了科学分类的原则。整个分类体系由两级类目组成，一级类目有三大类，二级类目分属28目，每目下著录图书若干，分类体系呈线性结构。在类目设置方面，类目的划分较科学，除政类外（关于政类下面详谈），基本上体现了科学分类的原则。类目之间的并列关系、隶属关系、包容关系，揭示了学科的内在联系和学科间的逻辑关系，配置得当，构成了科学的体系。类目名称亦较科学，基本上涵盖了类目中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梁启超的分类体系条分缕析合理精到，学、政、教、杂四大类反映了当时西学的概貌，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分类法，特别是解决了旧的四部分类法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的矛盾，适应西书要求科学分类的要求。梁启超的分类体系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在这里，我们不妨将梁启超《表》的学类与康有为《日本书目志》的理学类作一比较，康有为的理学类分物理、理化、天文、历、气象、地质、矿山、地震、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论理、心理、伦理十七目，其中好些类目属于同一学科却划分几处，类目排列顺序体现不出学科的逻辑关系，“合称理学，漫无自然、社会之分，最为乖戾”（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分类篇》），其分类体系远不如《西学书目表》的科学。 梁启超从编制书目的实践中提出自己的一些分类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指出：“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梁启超的这段话是很精彩的，表现其对科学，对科学分类的理解。这段话包含有三层含思：①“西学各书，分类最难”，说明梁启超认识到分类是对分类对象科学认识的过程，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无论是设类还是类分图书要做到恰如其份是十分不容易的。而欲类分西书，须懂西学，须按科学分类。②“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这句话说明了梁启超的科学观。前半句指出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梁启超的政包括社会科学和实业（工程技术）两方面内容。关于社会科学，梁启超认为西方的哲学、政治制度及其法律、文化思想是伴随近代自然科学的确立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从朴素的、直观的经验科学的阴影下解放出来，成为科学的、精密的，可用数学模型模拟的综合科学；关于实业，它更是依赖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每当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都给实业带来革命。从这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的“一切政皆出于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后半句指出分化与综合是近代科学的两大趋势，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各学科之间既分化又综合，彼此都有一定的联系，而不是孤立的，一学科的发展都为其它学科的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都会促进其它学科的发展。③“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说的是欲识别一事物，就必须找出该事物固有的、本质的特征，而欲要找到该事物的特征，就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归纳演绎的方法，对该事物及其参照系作系统的研究；分类也是这样，要熟悉各学科的内容、特点，对各种知识能融会贯通，要有广博的知识。 梁启超还提出一些具体的分类原则，例如，对于跨类图书的分类问题，指出要按图书的重点分类，“其有一书可归两类者，则因其所重”；对于应用某学科的知识来说明某一问题的图书，不按所应用的学科归类，而按被应用的学科归类。梁启超举了很多例子，如“御风要术，不入天学，而入船政；化学卫生论，不入化学而入医学是也。”（均见《西学书目表序例》）这些分类原则，至今还体现于《中图法》的分类法上。 由于变法维新的紧迫形势，梁启超不可能用大量时间来研究图书分类体系，特别是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思想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在思想上越不出他所不能越出的时代的局限，因此，《表》的分类体系上的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在大类的设置上还留有经史子集四部法的痕迹。如教类不录书，本可以不设类，但梁启超还是将其列为一类，表现出他欲勉强凑成四类以此附四部法的意图。第二，关于政类的划分，梁启超将分属社会科学、实业二类的史制、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诸目都纳入政类是不够科学的。这里采用的是与学类不同的分类标准，即功能分类而不是科学分类。梁启超可能是这样考虑的：政类诸书虽属不同的学科范畴，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用途，就是为变法服务的，而政类诸目的排列顺序也与“新政”的主要措施大致相同，因此，梁启超将其归为一类。这种分类方法与《四库全书》经部的作法是同出一辙的。《四库全书》经部将经、经解以及为学习经用的小学类的训话、字书、韵书等类都划入经部，是因为它们都有同样的功能。第三，关于类目的排列顺序上，梁启超的解释还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思想的窠臼。《西学书目表序例》对类目的排列的理论是：“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这是梁启超认识到西方的分类体系是重视类目的排列秩序和组织结构的，类目的排列属于西学范畴。然而，梁启超的解释则是地道的传统的中国式的。梁启超的“先虚而后实”，“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的理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与宋明理学关于世界起源的解释一脉相承。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就指出：“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语类》卷九十四）“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而实造化之枢纽，品汇之根抵也。故日：‘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也。”（《太极图说解》）。朱熹用“无声无臭”“无方所、无形状”来解释“无极”，由“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两相对照，梁启超的理论与朱熹的理论是何其相像啊。此外，梁启超按“天地人物”的顺序排列类目，也是不科学的，没有体现出学科间的逻辑关系，说明在他的脑海里还存有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分类思想。 《表》的分类体系是为介绍“西书”而设的，不是用来分中国古书的。但是，它却给后人弃四部分类法而改用新分类体系来组织分编图书开拓了局面。此后，目录学家和图书馆将“中学”、“西学”、“旧书”、“新书”一起考虑，产生了以西方科学分类思想为基础，结合中国封建社会文化典籍的特点的许多新分类法。梁启超的贡献在于对旧分类体系的冲击和对新分类体系的创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3结语 梁启超的时代是新旧世纪之交、东西文化大碰撞的时代，是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激化的时代。梁启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站在时代的前列，传播新思想，宣传变法，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来启蒙中国百姓，是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以《西学书目表》为代表的梁启超的早期目录学思想是其新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给目录学界吹进一股强劲的新风。虽然，《西学书目表》是为宣传变法而发，显得有些仓促草率；囿于时代，难免有些新旧杂糅，但这毕竟是瑕不掩瑜。《西学书目表》所反映的梁启超的早期目录学思想，是我国目录学思想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 李国俊编.粱启超著述系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1） [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入民出版社，1983（8） [3]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3） [4]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5） [5]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 [6] 王永康.简明中国近代思想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4） [7] 范希曾编；瞿凤起点校.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出版社，1983（4） [8] 邵撼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 [9]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10] 申畅.中国目录学家传略.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7） [11] 郑鹤声；郑鹤春编.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上海书店，1983（11） [12] 钟阳胜.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2） [13] 陈光祚.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图书馆学目录学论文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编，1959 [14] 白国应.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图书分类学的启蒙者.山西图书馆学刊，1982（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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