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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成祖明 参加讨论

    由于不能理清古文经籍流传,古今学者在讨论汉代学术时虽连篇累牍仍不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文从汉初河间学术集团的背景出发,对古文经籍流传中的三个重要环节——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加以梳理,以期理清其源流,以裨汉代学术之研究。
    一、河间儒学中心与河间古文
    在西汉景武之世,中国学术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冯友兰先生称之为从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学界多把注意力集中于董仲舒所代表的中央儒学身上,而忽视了帝国北方一个重要的儒学中心——河间,对我国学术思想的巨大推动作用。《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了其盛况: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对三雍宫及诏策所问三十余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立二十六年薨。
    《史记·五宗世家》也说:“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又《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汉名臣奏·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又《西京杂记》:“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此记载亦被实物发现所证实。据陈直《汉书新证》:“按翟云升《隶编摹》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苗夔墓志铭》亦云,得君子馆砖。余在西安白集武处,见旧拓君子馆、日华宫两砖,合拓本一幅。君子二字直书,日华二字横书,旁有大兴刘位坦题记。大意谓‘河间献王宫馆遗址,时时发现君子二字砖,篆形各相侔,日华宫砖,尤为罕见’云云。《西京杂记》所记,与近出土甓,完全符合,可见《杂记》成书虽晚,所载西汉故事,可信者多”[1]P310。今河间市文物馆尚存此砖。文献和实物都证实了当时河间学者云集的盛况。徐复观认为这是相对南方淮南王安的另一个学术中心。”[2]P109钱穆则进一步指出,河间、淮南分得先秦王官之学,即六艺之学与诸子百家之学两大系[3]P142。
    学者云集,带来了文献大量聚集,且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加金帛赐以招之”。又帮助卖书的人整理其书,“好写”其副本与之,由是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仅采礼乐古事,就达至五百余篇。对于这么大规模的文献聚集、文献的内容和这些文献的去向,学者目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清戴震有《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认为献王所传经有:《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大、小戴《礼记》,多采自献王之《记》。最后并说“凡献王所得书,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4]P1-2,其仅根据《河间献王传》、《艺文志》、郑玄《六艺论》的明文,对河间古文做一个简单考述,而对河间如此之巨的典籍文献去向,及和汉世文献的内在关系等都未深入。《隋书·经籍志》曾试着解决这一问题:
    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这里《隋书·经籍志》试图解决的是河间礼乐古事“五百余篇”具体构成的问题,但却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考之《汉书·礼乐志》:“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据此汉代关于“礼仪”的文献分三部分,一部分为叔孙通所撰,但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一部分是古礼文献,为河间所采辑;一部分士礼文献,为五家之儒所传,与古礼文献有着很大的不同。由此,汉世的古礼文献,是河间辑佚而得的。可见《隋书·经籍志》信而有征,所据即《汉书·礼乐志》。更进一步,我们说河间所聚文献远非这些,据《汉书·礼乐志》,对于雅乐,五家之儒是“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而“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者,赖河间之功。可见雅乐文献系统亦为河间所传。又据《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则先秦诸子文献,亦在河间搜求之列,其存必为可观。特别是那些时学者习之较少的文献,更可能赖河间得以保存。
    河间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儒者提供了绝好的学术研究条件,特别是在那个儒学长期遭到压抑,经籍泯灭的时代,更增添了对学者的吸引力。两者相互激荡,更促进了儒学在河间的繁荣。而我们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没有动态地来考察它,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地位。试想二十六年间,全国儒学精英会聚在一起,其主要活动就是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在这么长时间内将会创造出何等的学术成就。《汉书·刘歆传》:“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中国学术史由此进入了经学时代。我们说在儒学经历秦火、战乱和汉兴以来受黄老之学长期压抑,武帝建元年间短短时间突然兴起这么多经学大儒,迎来儒学的繁荣决非偶然的,是儒学在河间经过二十多年的培育发展起来的,河间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当我们将《汉书》各卷联系起来,动态地来考查河间儒学二十六年间在文献搜求、整理上功绩时,我们说其成绩是巨大的。司马光在《传家集·河间献王赞》中说:“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5]明唐世隆在《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中说:“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焉。”[6]〈文苑志〉。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二十六年间,对古代典籍的搜求整理、聚残补缺,对我国文献经典保存和学术文化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河间古文与孔壁古文
    孔壁古文的发现,《汉书》、王充《论衡》、荀悦《汉纪》、许慎《说文解字》、郑玄《六艺论》等汉世文献都有记载,是汉代学术一件大事,决非刘歆虚造。时间应在景帝末、武帝初的景武之际。《汉书·鲁恭王传》:“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然《汉书·艺文志》又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考《史记》所记,鲁恭王余以孝景前三年(公无前154年)徙为鲁王;二十六年薨,即元光六年(129B.C.),是年为武帝即位之12年。武帝在位54年,恭王坏孔子宅,不可能是“武帝末”。此处的“武帝末”应是“武帝初”或“景武末”之误。王充《论衡》之《佚文篇》、《案书篇》均言及恭王坏孔子宅得书事,但一言景帝时,一言武帝,正佐证孔壁古文的发现在景武之际。又陈直《汉书新证》:“《文选》卷11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即为鲁恭王时之建筑,遭王莽之乱,至东汉时独存者。在抗战期间,经日人盗掘,出现有北陛石题字,为鲁六年九月,当汉景帝十年,为鲁恭王余之物也。(原石现藏北京大学历史系)”[1]P310据此“景帝末”更接近恭王坏孔壁时间。但大殿建造需耗时日,至武帝初也未可知,王国维认为在景、武之世[7]P328,似为妥当。
    《孔子家语·后序》说安国献孔壁古文于武帝末,“会值巫蛊事寝不施行”,显见是魏晋人由《刘歆让太常博士书》一文之误,敷衍而成。但《家语》显然对唐人影响很大。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刘知己《史通》叙述孔壁古文时都几乎直抄《家语》原文。据《家语》,孔壁古文发现,已是武帝末,与河间古文自然无任何关系。于是陆氏遂将孔壁与河间相同的古文分成不同传本,如《礼古经》,陆氏认为是“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隋书·经籍志》更具指河间“古经出于淹中”,以别孔壁古经。但问题是:1)从汉代文献来看,唯《艺文志》提及“鲁淹中”,其它文献皆认为《礼古经》出于孔壁。淹中,苏林注:“里名也。”其极有可能是孔子宅里之名。其宅既是孔子宅,其后人必不敢居其中。坏宅所得之书又悉归孔氏安国,故《艺文志》此处言“淹中及孔氏”,具指其发现之所和所得之家,非指其另有别本。所以郑樵(旧提)《六经奥论·总论》云:“《礼古经》出鲁淹中即孔壁。”所言极是。2)《汉书·艺文志》言《尚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又“《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可见无论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都无别的传本。可见《隋书·经籍志》以不同传本说不能解决《古文尚书》问题。受隋志影响,近世学者洪业云:“窃谓古经出处,为说有三:淹中、孔壁、河间。”[8]P203吴承仕、孙钦善等亦持此说。陈梦家更把《古文尚书》分为壁中本、孔氏、河间献王、中秘本等七种底本,更加复杂化[9]P35-47。刘起釪则在其《尚书学史》中提出了“五次古文本”说,以史汉记载出现的次数为据,并站在疑古学派的立场上说其真伪,但由于不能辨明河间古文与孔壁古文的关系,终未脱清今文学家之陈说[10]P105-120。王国维《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云:
    《河间献王传》言,献王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此就真本可得者言之。若真本不可得,则必降而求写本矣。《传》记献王所得古文旧书,有《尚书》、《礼》,此二书者,皆出孔壁,或出淹中,未必同时更有别本出。而献王与鲁恭王本系昆弟,献王之薨,仅前恭王二年,则恭王得书之时,献王尚书存,不难求得副本。[7]P328
    此王氏虽仍将孔壁、淹中分为二,但其所言《尚书》、《礼古经》“未必同时更有别本”,极是。二书既无别本,自当同出一源。王国维认为,是献王从其昆弟恭王处所得副本。此说未安,一是《汉书·艺文志》有明文:“安国悉得其书”。恭王并未得有其书。二是如今天古籍简编发现一样,必有残简断编,整理成书是一件耗时费功的事,以恭王之学术尚无整理出正本的能力,河间又何能从其抄得副本?以当时古文学术之能力,其书之整理不在孔门即在河间,孔壁之书出,在景武之际,时安国年龄尚少,学力恐有不及,而河间之学尤精古文,雄俊云集,最为可能。
    河间的孔壁之书,既非从恭王处得,就必从孔安国处得,且很可能是安国到河间所献。对于安国到河间,史书也有迹可寻。《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鲁国鲁人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孔安国受《毛诗》,《汉书》未言,前人多认为此处“《毛诗》”为衍文。其实不然,此处正补汉史之缺,透露了一重要信息。“世传《毛诗》”,说明孔安国到过河间,与河间学术着很深的源渊。考孔安国生平,史迁言其早卒,阎若璩认为其卒当在武帝元鼎年间临淮太守任上[11]卷二,距河间儒学中心消散元光五年仅十二三年,其习受《毛诗》应在河间。又《后汉书·儒林传》:“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此可为安国到过河间又一证。《周官经》,乃河间古文,非孔壁所出,史籍皆可得证,而安国得藏有此经而献之,此更说明安国与河间关系非同一般。安国与河间关系之深还可从《汉书》得到佐证。《汉书·刘歆传》言发秘府得《春秋左氏经》,“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这里赵国贯公,系河间献王所立《春秋左氏》博士,胶东庸生者,乃孔安国再传弟子。此言庸生与贯公其“遗学”相同,说明庸生之左氏学系为贯公河间左氏学,庸生之学当从安国而来,此又说明安国与河间渊源之深。我们再从那个儒学久被压抑和摧残的时代众儒的心理来考察,《汉书·儒林传》: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氏礼器往归之,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适戍以立号,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从儒宗孔甲归属陈胜的这件事上,我们可理解当时儒者们被压抑不得舒展的心情,以及复兴儒学之渴望,也由此可见献王时儒者若鱼之归海的心情了。在那个儒学久被压抑的时代,河间献王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高举六艺儒学,兴修礼乐,求天下之书,召天下之儒,并且身体力行,礼遇学士,自奉养不愈宾客,山东诸儒、天下雄俊纷至沓来,云集河间,昌明学术,其时河间俨然成儒学的北方圣地。作为承传儒学统绪的孔门传人,对于儒学复兴,六艺大典在秦火浩劫之后能够复完具有强烈渴望和使命感的孔安国,其时没有理由置身于事外,而当天下余文残简皆汇聚河间之时,孔室之典没有理由不献河间。综上所述,我们得出这样推断:1)孔安国不但到了河间,其学术与河间有着很深的渊源。2)河间部分古文系来自孔壁,由安国所献。
    实际上,河间部分古文来自孔壁,在《汉书》就已透露。让我们把《汉书·礼乐志》与《汉书·艺文志》两段话做一比较:
    这里《汉书》两志讲得显然是同一批文献,可见《艺文志》中孔壁之书,在《礼乐志》中已被列入河间五百篇之列。朱熹曰:“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 可能正据此而发。又元吴澄《仪礼逸经》卷二:“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亦得而上之。”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首:“汉兴河间献王得孔壁《礼经》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余外三十九篇,在于秘府,谓之《逸礼》。”这些儒者读史可谓有得,可惜未被今之学者采信或重视。
    三、河间古文与中秘古文
    既然孔壁古文已献河间,河间古文的去向又如何?我们又怎么看《汉书》中关于孔壁古文献于中央之说?这既是困绕学界,使得很多学术问题纠缠不清的问题,也是本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河间古文的去向,传统都认为是河间献王所献。然细考此说,实为可疑。考之《汉书》,《艺文志》:“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河间献王传》:“献王来朝,献雅乐”。《礼乐志》:“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据此,献王所献仅仅雅乐、八佾之舞,并无献书之事。后人遂从献王献雅乐事,衍生出献王献书之说。此说最早见于孔颖达《毛诗注疏》:“《谱》云:‘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11]P2因孔颖达征引《诗谱》多称郑玄,一般认为此处亦当指郑玄《诗谱》。但据孔氏所引《六艺论》云:“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12]P2郑玄时尚未分大小毛公之说。据《隋书·经籍志》除“《毛诗》郑氏笺本”中存今本郑玄《诗谱》,时并无别本。此处孔氏所征引当为他书中《诗谱》佚文,或为后世假托郑氏亦未可知。又《隋书·经籍志》有“《毛诗谱》三卷,吴太常卿徐整撰。《毛诗谱》二卷,太叔求及刘炫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吴太常卿“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此处文字与前引《谱》云者非常接近,盖大、小毛公之说起于徐整,而徐整此处尚未言“河间献王得而献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此说可能出自魏晋时徐整以下之儒者,其引徐《谱》误称为郑《谱》,孔颖达遂相延以误。
    综上所述,河间献王献书一说,或自魏晋据《汉书》献雅乐事臆测,为无根之谈。然唐儒深信其说,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景帝时,河间献王好古,得《古礼》献之”。其后《隋书·经籍志》、孔颖达附和之,于是献王献书之事,遂为后儒采为信史,以至今天学者言献王必言其献书,此乃不审之故。既然河间之书未献于中央,河间古文到哪去了呢?上文已经讨论,孔安国与河间儒学源渊很深,在后来武帝对河间儒学进行镇压的时候 ,很可能献王死前将一些重要的古籍真本托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收藏之。这就出现了汉代文献中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几乎相同的情况。我们可从下表比照《汉书》等汉世文献关于河间古文与孔壁(氏)古文的记载:
    从上表中可见,孔壁(氏)古文与河间古文已基本相同,河间一些重要的经典都在孔壁(氏)书中出现。在郑玄《六艺论》中,甚至已将二者混同起来:“后得孔氏壁中,河间献王古文《礼》五十六篇,《记》百三十一篇,《周礼》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13]P96对此,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流传的过程中,各种说法逐渐模糊遂混为一谈,当然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但这种认为也不免会犯机械静止地割裂历史的错误。河间既与孔氏有着很深的关系,所以就存在极大的可能,河间献王将其重要文献正本,包括原孔壁古文又托付给了孔安国。而孔安国遂又秘藏在其家中,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惧,复封涂”,可能正是安国藏书之传闻,在流传过程中误为恭王。《汉书·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荀悦《汉纪》为“孔安国家人。”前文指出安国应卒于元鼎年间,离天汉之后已三十多年,阎若璩、朱彝尊认为此处应安国家人,当为确论。而此时所献的这批古文准确地说应是孔氏古文了,因其已包括部分河间古文。这也可能是造成了后来的“武帝末”与“景帝末”之混,实一是恭王破壁,孔壁古文之发现,一是安国家献书,孔氏古文之发取,两个事件辨之不清遂至时间混淆。孔安国家所献这批古文因是中秘古文的最重要的部分,对汉后期学术影响至深,遂作为中秘古文的代表。
    另据《汉书·儒林传》:“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又:“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汉书·艺文志》:献王与诸生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由这些记载可知,河间之学的大部分文献,是在民间继续流传的。又《河间献王传》:“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河间每书必留其真,其对正本之珍视,除上文的少部分珍贵古文正本流入孔门外,大部分原始正本可能仍保留在河间。流传民间多是复本,既有复本其数必不止一,这就造成了后来同一经典有数个传本的缘故。如《春秋左氏传》,民间就有桓公本、贯公本、庸生本,都可能为河间当初好写的复本。
    《文选》卷三十八,任彦升《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李善注曰:“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山,故内则延阁广内秘书之府。”此处的“丞相公孙弘”可能是“丞相公孙贺”所误。《汉书·艺文志》:“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公孙贺为丞相在武帝太初二年(101B.C.)至征和二年(91 B.C.),这正与天汉以后,孔安国家献书事合。经历数十年后,原河间所整理的典籍和兴修的礼乐,至武帝末已残坏。这个时候,武帝或为抢救文献,更可能是借此机会对民间学术进行一次大的整肃,“大收篇籍”,班固或在此透露玄机,而王充《论衡·佚文》篇所述武帝“遣吏发取”可能正是这次“大收篇籍”史事描述。所谓“献”者,只是史家笔法,为尊者讳而已。建秘府,将大量的古文典籍充入秘府,这些古文遂称为中秘古文。与其说是保存这些古文,不如说是禁抑这些古文和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考见汉代古文诸经流传线路:景帝初年,河间献王聘求幽隐,收拾余烬,遂在河间聚集了大量的古文经籍。景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到一批古文,由孔安国献致河间。河间在最后十年文献数量达到了最高峰,与“汉朝等”,其仅言礼乐古事就达五百多篇。但进入武帝朝后河间来自中央帝国的压力亦是巨大的,聪明睿智的河间王当然能深知道这一点,他一方面向中央献雅乐,一方面将大量的文献或以复本的方式在民间流传,而包括孔壁古文在内的部分珍贵古籍简编的真本,交托给了孔安国,由安国密藏之。至武帝天汉之后,大收篇籍,民间和孔安国家古文皆达于朝廷,充入秘府,构成了中秘古文。我们可用这样图表来表示:
    参考文献:
    [1]陈直《汉书新证》[M]. 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
    [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钱穆《国史大纲》[M]. 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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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清杜甲《河间府志》[M]. 乾隆年间刻本.
    [7]王国维《观堂集林》第2册[M]. 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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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刘起釪《尚书学史》[M]. 中华书局,1989.
    [11]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M].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3]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正》[M]. 中华书局,1984.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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