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作者到底是谁，从初唐到现在，争论了一千四百多年，还没有定论。根据唐袁孝政《刘子注》序载，唐代时就有刘歆著、刘孝标著、刘勰著、刘昼著四种说法。《刘子·慎言三十》云：“魏武漏语于英雄，玄徳遗其匕箸”，此用汉魏时曹操、刘备典故，书当成于此后，所以认为该书是汉代刘歆著的观点不攻自破。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多次引用《刘子》，上世纪又在敦煌残卷中发现了六朝晚期的《刘子》抄本，足证该书出现在唐以前，故此书产生的时间当在汉末至隋之间。汉隋之间，唐代袁孝政《刘子注》序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作者：刘孝标、刘勰、刘昼。刘孝标仅仅是袁孝政在《刘子注》序中提到有人这样认为，袁孝政自己也不相信，刘孝标的传记中也从未提到他有类似著作，所以不值得一辨。最终，人们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刘勰和刘昼身上。《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四，均著录为刘勰撰；《宋史·艺文志》四、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诸子类、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杂家类等均著录为刘昼撰。 20世纪，研究者发表多篇论文，讨论《刘子》作者问题。余嘉锡、杨明照、王叔岷、程天祜等人认为该书是北齐刘昼作，林其锬、陈凤金力主刘勰撰，杜黎均、张光年等表示赞同 。本文将跳出刘勰、刘昼之争，从新的角度来讨论《刘子》作者和创作时代问题。 一、《刘子》非刘勰、刘昼撰 1．《刘子》非刘勰撰 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中对“刘勰说”提出三点反对意见： 案梁通事舍人刘勰，①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②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③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近本仍刻刘勰，殊为失考。 （按：序号为笔者加） 除第二条意见值得商榷外，其他两条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这里笔者想补充两点：即从刘勰生平遭遇和《刘子》避讳看此书非刘勰作。据《刘子·惜时第五十三》说： 岁之秋也，凉风鸣条，清露变叶，则寒蝉抱树而长叫，吟烈悲酸，萧瑟于落日之际，何也？哀其时命，迫于严霜而寄悲于苑柳。今日向西峰，道业未就，郁声于穷岫之阴，无闻于休明之世。已矣夫！亦奚能不沾衿于将来，染意于松烟者哉！ 从“日向西峰，道业未就”可推知《刘子》当是一位隐于偏僻之所，未能建功立业的不得志的隐者晚年作品，这和刘勰生平遭遇颇有不同。刘勰虽官位不高，却很有成就和声望，《梁书·刘勰传》载：“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可见刘勰不仅官做得不错，还深得萧统等当权者喜爱。刘勰也很有学术成就，写有《文心雕龙》，颇为文宗沈约赏识，同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 。刘勰为官有政绩，为学有成果，在当时很有名气，和《刘子·惜时第五十三》所慨叹“道业未就”之情形明显矛盾。 《刘子》作于晚年，如果真为刘勰所作，当成书于《文心雕龙》同时或稍后，时正值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根据现代学者研究，《文心雕龙》有四处避萧衍的讳： （1）《诸子》：“驺子养政於天文”：“驺（同邹）子”本为“邹衍”； （2）《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同上； （3）《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同上； （4）《序志》：“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大易”本为“大衍”。 而《刘子》中“衍”共出现三次： （1）《清神一》“蔓衍于荒淫之波，留连于是非之境”； （2）《九流五十五》“阴阳者，子韦、邹衍、桑丘、南公之类也”； （3）《九流五十五》“然而薄者，则芜秽蔓衍，无所系心也”。 可以看到《刘子》对梁武帝名并不避讳。六朝书籍避讳并不严格，如果《刘子》为其他作者所作，不避梁武帝讳并不奇怪。但《文心雕龙》避讳，而《刘子》不避讳，则此两书明显不是自出同一人之手了。 2．《刘子》非刘昼撰 唐袁孝政首次提出此书为刘昼作，他在《刘子注》序中称： 昼伤已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 然《北齐书》、《北史》刘昼本传未载他到过江南，与袁序矛盾，故而要坚持刘昼说，首先得对“播迁江表”作出合理解释。邢澍认为“至播迁江表之说，与传不合，安知非史册失载。” 此想象之辞，难以服人。唯余嘉锡独出机杼，解释“播迁江表”说： 孝政之序曰：“天下陵迟，播迁江表”。详其文义，非谓昼也。晋室虽得天下不以正，然当时皆以正统归之，故王猛临死以之戒苻坚，盖江表一隅，衣冠文物存焉。当昼之时，江左已为陈氏，晋亡久矣。然昼之视陈，犹猛之视晋也……孝政推之其意，故曰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也，特孝政文理不通，不免词不达意耳。若以播迁江表指昼言之，则当曰时天下陵迟，昼播迁江表，伤己不遇，故作此书矣。 余嘉锡的解释多少有为古人改文章的嫌疑。且刘昼是否真的以南方为衣冠文物存焉之正统，，还值得讨论。黄永年《论北齐的文化》讨论了当时流落北齐的颜之推的思想和生活状况，指出“颜之推最后确以北齐为其本朝，以北齐见灭于北周为亡国”，“北齐统治区内多数地区是务农桑而尚儒学，也就是在封建农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文化”。 南人入北齐反以之为本国，足见北齐文化并非一无是处。 从刘昼生平看，除“播迁江表”一事难以解释外，还有数事也和《刘子》一书矛盾。 （1）《北史》本传称“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昼闻之，喜曰：‘董仲舒、公孙弘可以出矣’。”昼以董仲舒、公孙弘自比，当对董仲舒、公孙弘十分推崇。《刘子》书中对董仲舒称赞颇多，推崇有加，如《崇学五》说“仲舒垂卒，口不辍诵”；《遇不遇二十四》说“董仲舒智徳冠代，位仅过士”。而对公孙弘，《刘子》并不欣赏，《荐贤十九》说“公孙弘不引董生，汲黯将为妬贤”，是以公孙弘为忌贤妒能之人。 （2）刘昼性格兀傲，不肯依附于权贵。《北史》本传载“刺史陇西李玙，亦尝以昼应诏。先告之，昼曰：‘公自为国举才，何劳语昼’。齐河南王孝瑜闻昼名，每召见，辄与促席对饮。后遇有密亲，使且在斋侍，昼须臾径去，追谢要之，终不复屈。” 而《刘子·因显二十》主张“人之寓代也，亦须声誉以发光华”；《托付二十一》更直白的表露“夫含气庶品，未有不托附物势，以成其便者也”；谈论的都是依附于人以求显赫的道理，与刘昼性情、行事大异其趣。 （3）《北史》本传载“昼常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数十卷书行于后世，不易齐景之千驷也。’容止舒缓，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卒于家”。“自谓博物奇才，言好矜大”与《刘子》主张的为人要韬光、戒盈、明谦明显不符，如《韬光四》说“古之有徳者，韬迹隐智，以密其外，澄心封情，以定其内”。 （4）《北齐书》、《北史》刘昼本传均未载他有《刘子》一书。 由此可见此书也非北齐刘昼所撰。 二、《刘子》是魏晋人的著作 我们应该从最早著录该书的史志和《刘子》本身寻找该书作者的线索，因为它们是最可靠的原始材料。 1．《隋书·经籍志》列《刘子》于魏晋人著作间 史志中最早著录《刘子》的是《隋书·经籍志》，在“《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后注：“梁有《古世论》十七卷，《桓子》一卷；《秦子》三卷，吴秦菁撰；《刘子》十卷，《何子》五卷。亡。” 《旧唐书·经籍志》卷47著录：《秦子》三卷，秦菁撰；《誓论》三十卷，张俨撰；《说林》五卷，孔衍撰，又二十卷张大素撰；《抱朴子外篇》五十卷，葛洪撰；《时务论》十二卷杨伟撰；《古今善言》三十卷范泰撰；《记闻》三卷徐益寿撰；《何子》五卷何楷撰；《刘子》十卷刘勰撰。 《新唐书》著录书籍顺序大体同于《旧唐书》。比较《刘子》在《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中的位置，可以发现其位置有所变化。《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子》十卷在《何子》前；在两《唐书》中，《刘子》排在了《何子》后。从作品的著录顺序看，《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是以类著书，同一类书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有规律可循。而这种变动显然是两《唐书》编者有意为之：即认为《刘子》产生时间比《何子》晚。这也反过来提醒我们应该注意《隋书·经籍志》中的排列：《刘子》在《何子》前，《秦子》后，当是《隋书·经籍志》作者认为《刘子》产生时间比《何子》早，比《秦子》晚。 《秦子》作者秦菁为吴末人，《何子》作者何楷为东晋初年人。 《隋书·经籍志》、两《唐书》中关于三书的著录情况是：《秦子》、《刘子》、《何子》的作者和时代为： 两《唐书》作者认为《刘子》是梁代刘勰的作品，时代比东晋的何楷要晚，将它移到后面无可非议。《隋书·经籍志》时间比两《唐书》早，资料来源是齐、梁、陈时的书目，对《秦子》、《刘子》、《何子》三者的时代先后关系比两唐书作者应该更清楚，它的排列顺序才是符合实际的排列。正是注意到《隋书·经籍志》的这个特点，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梁有《刘子》十卷，亡”条中说：“《七录》列是书吴晋人之间，似犹为东晋时人，其书名亦名《新论》，与魏晋风尚尤近。” 姚振宗注意到该书位置处于吴晋间，疑《刘子》为东晋著作，是很有眼光的。 但《隋书·经籍志》列《刘子》于吴晋人之间，似还不足以论定为东晋作品，如果认为是魏晋时著作，也许更客观。同时，《刘子·慎言三十》云：“魏武漏语于英雄，玄徳遗其匕箸”，称曹操为“魏武”，则此书当成于三国曹丕称帝，为曹操立庙后。2．《刘子》本身的线索：《刘子》作者是魏晋间人 《贵农十一》云： 故农祥晨正，辰集娵訾，阳气愤盈，土木脉发。天子亲耕于东郊，后妃躬桑于北郊。 《刘子》载“天子亲耕于东郊”之事，与《礼记·祭统》载“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之典制不合。故诸注家颇有怀疑。杨明照认为：“孔昭（笔者按：刘昼字孔昭）谓天子亲耕东郊，与《礼》文异。《新唐书·礼乐志》曰：‘贞观三年，太宗将亲耕。给事中孔颖达议曰：“礼，天子籍田南郊，诸侯东郊，晋武帝犹东南，今帝社乃东坛，未合于古。”太宗曰：“书称‘平秩东作’，而青辂黛耜，顺春气也。吾方位少阳，田宜于东郊。乃耕于东郊。”是天子耕东郊，乃唐制也，非《刘子》所宜言，岂传写者妄改欤？”王叔岷曰“杨氏耕于南郊、东郊之说，本于《帝范·务农篇》注。彼注末云：‘盖高祖崩于贞观九年，太宗东耕于贞观三年，此时高祖尚存，故云“吾方位少阳”也。’窃谓《刘子》此文本作‘天子亲耕于南郊’，其作东郊者，盖唐人所改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春于东郊，……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白虎通》卷六“天子亲耕，……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故曾子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春秋公羊传·桓公》十四年“御廩灾”，何休注：“天子亲耕东田千亩。”傅亚庶引上述材料认为：天子耕东郊之礼，古亦有之，杨、王之说不确。 傅引材料证天子亲耕于东郊，除《吕氏春秋·孟春纪》材料有问题外（混“迎春”与“籍田”为一），其他材料均十分可靠，如班固（32～92）《白虎通·耕桑》全文云： 王者所以亲耕，后亲桑何？以率天下农蚕也。天子亲耕以供郊庙之祭，后之亲桑以供祭服。《祭义》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阴，女功所成，故曾子问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亲桑，率外内妇蚕于北郊。”《礼·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外水为之筑宫，棘墙而外闭之者也”。 《春秋公羊传·桓公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御廪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何休（129～182）注：“礼，天子亲耕东田千亩，诸侯百亩，后夫人亲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躬行孝道以先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何休同时提到后妃先蚕（即亲桑）于西郊，此又和《刘子》所谓“后妃躬桑于北郊”矛盾。这个矛盾是历代注家没有注意的问题，也是揭开《刘子》创作时间的重要线索。今先据《通典》叙历代“籍田”、“先蚕”制度如下。 历代“籍田”制度： （1）周制，天子孟春之月，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 （2）汉时文帝制曰：“农，天下之本，遂开籍田，朕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旧仪“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 （3）后汉明帝永平中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 （4）魏氏天子亲耕籍田。藩镇阙诸侯百亩之礼 。 （5）晋武帝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东郊。 （6）宋、齐时均有籍田事。梁初，依宋齐礼，以正月用事，不斋不祭。天监十二年，以启蛰而耕。普通二年，又移籍田于建康北岸，筑兆域如南北郊。别有亲耕台，在坛东。 （7）北齐籍于帝城东南千亩内，每岁正月上辛后吉亥，祠先农神农氏于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 （8）隋制，于国南十四里启夏门外，置地千亩，为坛行礼。播殖九谷，纳于神仓，以拟粢盛。穰藁以饷牺牲。 《通典》载宋、齐、梁时籍田方位不详。据《南齐书·礼志》载永明三年太常丞何荄《亥日藉田议》说：“《郑注》云：‘元辰，盖郊后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垦稼，咸存洒润。五行说十二辰为六合，寅与亥合，建寅月东耕，取月建与日辰合也。”梁元帝《庆东耕启》说“伏惟陛下，敬授民时，造幄籍圃。汉之元凤，未足捧羁；晋之太始，非堪扶毂。但承明侍从，即事未由。周南留滞，伏深恋仰。” 则齐梁时秉承了晋以来的传统，籍田于东郊。 历代“先蚕”（即“躬桑”）制度： （1）周制：仲春，天官内宰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 （2）汉时皇后蚕于东郊。 （3）后汉时四月皇后帅公卿列侯夫人蚕。 （4）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蚕于北郊，依周典也。① （5）晋武帝太康六年，蚕于西郊（盖与籍田对其方也）。惠帝后，礼废。 （6）宋孝武大明四年，始于台城西白石里为蚕所，设兆域，置大殿，又立蚕观（其礼皆循晋氏）。 （7）北齐为蚕坊于京城北之西，去皇宫十八里外。 （8）隋制，先蚕坛，于宫北三里为坛，高四尺②。 今将周至隋籍田、先蚕方位列表见文末。 历代籍田、先蚕方位各有不同，无足怪也。而班固和何休都认为天子籍田于东郊，后妃先蚕于西郊，与周典不合。此二人俱学识渊博，怎么会犯这种明显错误呢？班固明明已引《周官》“蚕于北郊”，却依然说是西郊，很是令人费解；何休，《后汉书》本传称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作为经学大儒，怎么会连《礼记》都会解错。笔者认为并不是班固、何休有错；天子籍田于东郊，后妃先蚕于西郊是他们根据后汉时的现实礼仪制度作出的解释。而《刘子》言籍田于东郊，躬桑于北郊，既非周制，更非梁或北齐制度，也应该是有现实依据的论述。前论《刘子》为魏晋人作品，根据《刘子》此处所论还可以进一步考证该书的成书时间。《晋书·礼志上》载武帝泰始四年耕籍诏： 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③ 晋武帝籍田于东郊，潘岳曾作《籍田赋》赞美之。但此时却没有躬桑先蚕的记载，原因是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这项活动；至晋武帝太康六年，天子下诏准备明年实行躬蚕礼，但也没有举行，直至太康九年（288年），方有杨皇后先蚕西郊事。《晋书·武帝纪》载“（武帝太康九年春）三月丁丑，皇后亲桑于西郊，赐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为一。”④《晋书》卷31《武元杨皇后传》也载有此事。至东晋，先蚕仪式仍然采用太康时的制度，如徐禅永和九年（353年）上《褚太后敬父议》说：“今朝士备职，而先蚕仪，乃太康中事，至惠帝之代，玄之便自不可同汉代。”⑤宋、北齐仍是“先蚕”于西郊，这也正证明《刘子》不是晋后作品，更不可能是北齐著作。魏有天子籍田的记载，但不知具体方位；故无法判定《刘子》载籍田于东郊的记载是否出现在晋武帝泰始四年武帝籍田于东郊后；而288年后后妃均躬桑于西郊，《刘子》所载躬桑于北郊已经没有了现实依据，所以《刘子》载籍田于东郊，躬桑于北郊的情况只能出现在太康九年先蚕于西郊前，即在288年前。 综上所考，笔者认为《刘子》是魏晋时的作品，产生的时间在公元220年至288年间，作者为魏晋间人。 原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