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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而上的“道”。如此看来，问世不久的E考据方法在自身不断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图书文献资料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利用数量巨大的电子资源进行学术考据研究给学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E考据在文本电子化时代应时而出，并在文史研究领域获得广泛应用。围绕此一方法之是非得失所展开的争论，一时间也热闹非凡，引人注目。是之者认为此一方法借助高科技的力量，为传统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非之者认为此一方法导致研究者不读原著，贪图捷径，仅利用字词检索搜罗证据，拼凑成文，甚至败坏学风。平心而论，这两种说法都只看到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沿着此一方面作了过度的夸张，从而形成一种貌似有理的深刻片面。 世间任何事物都包含利弊两端，一把菜刀，可以切菜，也可以伤人；发达的互联网，可以传播海量信息，也可以成为谣言家的乐园。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科技犹如双刃剑”，说的都是这个道理。作为一种与高科技相伴而生的方法，E考据不可能不带有母题本即存在的某些缺憾，认识不到这些缺憾而一味高度肯定，无疑是不明智的；但如果因为它有缺憾就无视其远超传统方法的优长，甚至拒绝使用，那就如同让人从大机器时代回到手工作坊，其僵化、冬烘更是不可理喻。实际上，方法本身并无好坏，关键在于人如何运用而已。与其只围绕方法说长论短，不如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如何提高使用者自身的学养上，以及如何更科学地使用此一方法上。 利用E考据进行文史学术研究，粗略想来，大致可分三个层面: 一是进行关键词检索，为研究积累海量资料。就笔者目力所及，当下已投入市场并可供检索的大型电子文本就有《文渊阁四库全书》(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四部丛刊》(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万方数据电子出版社合作出版)、“国学宝典”(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公司研制)、“汉籍全文检索系统”(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研制)、“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制作)，以及多种多样的网络版文献资料。这些电子文本包容量大(仅“中国基本古籍库”试用版即有10000种古籍书目，300种古籍全文数据和382个版本的图像数据)，排列方式多样(如“汉籍全文检索系统”就有四部序、时代序、拼音序)，检索非常便捷(如在《四库全书》电子版中输入关键词，在几秒或数十秒时间内，即可在其3461种著作79309卷中找到所有与之匹配的资料)。利用这些电子文本，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一人一天的工作成效胜过此前千百人一年甚或多年的工作成效。由此我们看到:一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背景，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莫大的便利。 二是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从历史语境出发，科学地提出问题，利用E考据方法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词语查询。世间的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彼此关联的，这种关联有些是直接的、显性的，有些是间接的、隐性的。倘若只将注意力放在某一时段或孤立的词语上，而忽视了它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联，进行单一的线性搜索，固然也能很快得到某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对问题的真正解决未必有利，有的甚至可能南辕北辙，使人深陷片面化、非学理化的泥潭。E考据的提出者黄一农教授认为:在新的历史情形下，问问题的方式将会很大程度上拉开研究者的差距。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电子化、网络化的时代，只有想不到的问题，很少有做不到的事情；而要想做得到且做得好，首先要能想得到、想得好、想得妙。由此而言，如何强化研究者自身的学术积累，培养对研究对象的认知度和敏感度，准确而多样化地设置检索关联项，是用好E考据并取得成效的一大关键。 三是依据E考据，构建完整、全面的学术数据库。建构数据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要求学者有一个较之一般证据搜集更为宏阔的目标，并潜下心来，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堆里摸爬滚打、排比统计、去粗取精、不断更新。一个数据库的建构，最初往往只是围绕某些具有固定指向的问题进行的，但随着数据的逐渐丰富，库之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完备，其所指向的问题便已不局限在一两个方面，从中还可发现此前未曾意识到的新问题，并对相关或相邻的课题做出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数据库的建构过程，就是发现、细化和深化问题的过程。它一举而多得，虽费力而成效显著。 当然，一种好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本身应有完备的理论支撑，它诉之于学术的，不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更应是一种理念、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形而下的“器”，升格为形而上的“道”。如此看来，问世不久的E考据方法在自身不断完善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不少纸媒尚未电子化，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E考据功能更全面的发挥。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原载：《人民政协报》2014年02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