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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春开馆纂修《四库全书》以来，围绕《四库全书》的纂修历史、《四库全书总目》的讹误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的版本等问题，已经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四库学”。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杜泽逊先生费时十数年完成的《四库存目标注》(下简称《标注》)一书，无疑是新时期“四库学”研究的代表作。《标注》共计精装八册，370馀万字，收录书6824种，详考各书版本。综观《标注》，起码有以下特点： 一、探赜索隐，填补空白。 清嘉庆以来，“四库学”研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对《四库全书》纂修历史的研究，有陈垣《〈四库全书〉纂修始末》、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杨家骆《〈四库全书〉通论》、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等；对《总目》的研究和补正，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等著作；对《简目》版本的标注工作，有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撰傅增湘增补《藏园订补FDA2亭知见传本书目》等；就《四库全书》影印工作而言，除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相继汇辑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影印出版。 二百年来，“四库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但对于《总目》中“存目”书的研究，尤其是6791种“存目”书的版本流传研究，没有出现像邵懿辰、莫友芝二位先生那样的成果。早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经胡虔抄辑、凌廷堪校订《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下简称《存目》)，已经早于《总目》刊刻问世，由于受到四库馆臣“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和“书无可采”、“俚浅讹谬”等评价的影响，《存目》书并未引起学术界广泛的关注。正由于此，杜泽逊先生历时十三年零九个月，发凡起例，探赜索隐，完成数百万字的《标注》，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填补学术空白之作，其功绩是值得称赞的。 二、资料翔实，新见甚多。 杜君早在1988年，因撰写硕士论文《四库全书总目辨伪学发微》，即已涉猎“四库学”。1992年杜君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清刻巾箱本《存目》一部，发现上有朱墨批点，墨批虽少，但均是批者所知见之版本。受此影响，也便决定从事标注《存目》版本工作。后因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便，亲眼过目《存目》书版本五千馀种，积累了大量《存目》版本的资料；加上访学等外出机会，亲至北京、台北、上海、南京、西安、兰州等地图书馆，考察散存于各地的《存目》底本，基本上掌握了有关《存目》中几乎所有文献的版本流传以及存佚情况。在此基础上，又历时八年多，完成《标注》。可以说，《标注》所依据的资料是翔实的。 针对6791种书被列入“存目”的原因，前人已经作过探讨，但很不全面。作者经过综合比较，认为六千多种书被列入“存目”，原因有九：一是限制规模；二是贵远贱近；三是扬汉抑宋；四是压制民族思想；五是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六是避免重复；七是尊官书而抑私撰；八是原本残缺或漫漶过甚，无法校写；九是著作水平庸劣或伪妄之书。最后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承认，《存目》之书就总体来说不如著录书水平高，但真正的平庸之作则为数有限。……《四库存目》之书是通过种种渠道进入《存目》的，他们绝不像乾隆上谕所说的那样‘书无可取’、‘浅俚讹谬’，而是一大宗宝贵的文化遗产。要最后揭示它的真面目，只有研读原书一条路。过分相信《四库提要》，只能误入歧途。”这一评价是切实而公允的，归纳也十分精辟。类似见解很多，皆新颖有据，有很强的说服力。 三、详载版本，内容丰富。 自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目录记载版本以来，经明至清，学者在编纂目录学著作时，都比较重视兼载版本，这一风气，到清代末期，已经蔚然成风，由此形成一门分支学科，即“版本目录学”。但在编纂目录时，由于受目录体例、编纂者见识的影响，如何记载版本，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差异较大。张之洞《书目答问》在每书下列举重要和通行的版本，并加适当评论；《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藏园订补FDA2亭知见传本书目》是专门针对《简目》而标注版本，或只标版本，或偶及行款，但都不标藏书印和收藏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则只标注某某本和题跋者、收藏地，但对版本行款、藏书印阙如。比较而言，只有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对版本项的著录，较为全面。 有鉴于此，杜君《标注》6824种《存目》(浙本《总目》所附“存目”书6791种，胡本《存目》多33种，合计得6824种。)书，首明进呈底本，次按刊抄先后，排列传世版本，辨明一书不同版本的刊抄源流；凡经见版本，详细记载卷端署名、行款版式、序跋、刻工、避讳、牌记、印鉴、题识、纸张、完缺等版本特征；对每一种版本，记载其刊抄年代、刊抄人或斋室名，并注明藏书地；对有亲缘关系之版本，则重刻者排于祖本之后；对同书书名、卷数歧异者，亦加辨别。这种对版本特征的客观描述，为版本鉴定、藏书史、出版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比对材料，也为古籍整理工作者提供了方便。 四、综合考察，匡正谬误。 在“四库学”研究上，比较受重视的是对《四库全书》的纂修和《总目》内容、《简目》版本等方面的研究，对《存目》的研究，却少有人从事。而杜君《标注》，不仅对六千多种《存目》书标注版本，还包括对《存目》进呈本的清理和对《总目》中“存目”提要的补充辨正，即《标注》是对《总目》中“存目”各书原本、传本、提要所进行的一次综合性考察。 纂修《四库全书》时，各地进呈的书加上内府所藏，有一万多种，这些进呈本，当时分别等级造册，逐渐形成各省进呈书目抄本。吴慰祖先生《四库采进书目》和《总目》每书下所注的进呈者，是研究《四库》底本的第一手资料。但对《四库》底本的研究，学术界一直没有全面清理过。《标注》对《存目》各书的进呈本，进行了彻底清理，将所得进呈本线索，逐一著录在各书之下，使每一部《存目》书的进呈本资料，大致齐备，为读者提供了近万条《存目》书进呈本的线索。 《总目》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所以，《总目》存在的错误，余嘉锡等先生，曾专门进行考辨订正，但限于条件和资料，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标注》利用第一手资料，又发现了《总目》的许多错误，大都是前人所未及者，主要有书名、卷数、进呈者、朝代、作者、字号、里籍、科第、提要考证等九类错误，《标注》一一匡正，附于该书之下，极大地推动了“四库学”的研究进程。 五、索引齐备，查检方便。 《标注》所附《四库存目标注索引》分编例、四角号码检字法、索引字头拼音检字、索引字头笔画检字以及索引正文，索引正文又分“撰校评阅序跋者索引”、“书名索引”、“刻工写工及刻抄者名号索引”、“藏书家及藏书印索引”等四大类，每条索引下，标明序号，检索十分方便。 《标注》所附“索引”的编纂者程远芬女史，曾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制了数十万字的索引，对古籍目录索引编纂烂熟于心，所以，她编制的索引，内容齐备，检索方便。编者在“书名索引”、“撰者索引”之外，编制的“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藏书家及藏书印鉴索引”，不仅拓宽了《标注》的使用范围，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标注》本身的特色，为更多读者提供了方便。读者利用《标注》索引，不仅可以检索到6824种《存目》书的书名、卷数和作者及其版本，而且也可以查到与6824种书相关的其他信息，如编者、校阅者、刊刻者、刻工、序跋者和收藏这些版本的藏书家及其藏书印等。所以说，《标注》不仅是一部“四库学”、“版本目录学”者必须阅读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从事目录、索引编纂和藏书史、出版史、版本鉴定者必备的工具书。 由于《标注》卷帙众多，费时费力，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有一些书，只录书名、卷数、作者和进呈者，不载版本。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书已散佚；另一种可能是条件所限，尚未查到版本和收藏地，如明沈尔嘉《读易镜》6卷等，对此类情况，还需以后留意。另有手民之误，如第203页“上瀚”乃“上澣”之误，望待重版时修改。 原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7年第11期总第44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