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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救美”情结的历史根源 所谓“英雄救美”在古代社会应该算一个真实的事件，而今天它更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人们内心的一种冲动和激情。即使出现英雄救美的事，两个也不能划等号，英雄非彼英雄，总而言之，“英雄”一词是有历史性的。现代社会提到的“英雄救美”已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成为一种文化积淀。 因此，“英雄救美”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是英雄情结的泛化，或者说是救星情结的泛化。这是荣格曾提到过的一种情结。“荣格说：‘整个人类都有对救星的期待……在意大利和德国，我们看到的是作为大众心理的救星情结。实际上救星情结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原始意象……在我们这个充满灾难、迷惘的时代，它自然又被激活起来。’其实作为大众心理的救星情结在各个时代都或隐或现地存在着，它植根于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对痛苦和苦难的恐惧。从东方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到西方受难的耶稣都是人们对救星的幻想和向往。”[1]当文学作品的人物由神转化为人时，英雄形象就受到作者和读者的青睐。人自身的有限和宇宙的无限形成的内心恐惧，一直是人类最大的梦魇。人总是希望有强于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从而实现自我的永存。 红花也要绿叶配，古今中外的小说，只要有英雄的出现，必然有美女的身影。美女是为英雄而设，拯救美女也是体现英雄气概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女的出现让人们看到英雄不仅有高于常人的一面——侠骨，也有同于常人一面——柔情，从而造就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这一切成为一种理所当然，没有人去质疑或否定。即使是那个被英雄所救的美女还因此而感到庆幸和自豪，能得到英雄的爱慕是一种幸运，萌生以身相许的念头成为顺理成章。然而，事实真相却不是这样，美女仅仅是英雄的陪衬，要求女人是美女，更多的是满足男人的审美需要。认为只有美女才会配的上英雄，表面上是在赞美女人的美貌，其实是抛砖引玉，突出英雄的魅力。 因此，英雄救美情结的出现，是在审视男女关系问题上的一种阐述，而且这种阐述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甚至内化为人的一种行为规范。英雄作为男性的代表，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美女指女人，天生被上帝赋予柔弱特征，等待英雄让自己逃脱苦难和厄运。女人再强，也只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对门的女人》中的霍清清她一直以弱者的形象出现，长期经受家庭暴力的女性，忍气吞声。而范大伟的出现让她重拾走出家庭暴力的勇气，或者说是范大伟这个男人让霍清清这个女人脱离厄运。这类的小说不计其数。英雄救美几乎是每个女人的向往。但女人对英雄的向往，是文化赋予的。即使在女性意识觉醒的今天，隐藏在人们思想、行为中的种种，依然是男权文化的延伸，只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把它看做一种“应该”或“必然”。甚至当女人没有按照男权文化的规范行事时，就会产生挫折感或失落感。 二、“英雄救美”情结的心理成因 文学作品中的各种情结很大程度反映着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过的、渴望经历的。英雄救美情结在文学作品屡次出现，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作家——心理投射 正因为作家有性别之分，因此所有的作品也无一例外的显现性别特征。如同奥斯特里克所说，“所有的作家的作品都不可避免的体现出一种意识：一种文字、种族和年龄的意识”著作权威(authorship)这个词的词根告诉我们，妇女总归是男人的遗产，她必须由男人创造“从根本上而言，她是一个由他人创造他者，且不能作为一个主体来采取主动”。所谓文学父权，即作者在创造小说人物的同时又压制他们的行为“尽管他给了他们生命，他却通过剥夺自主权来压制他们（这就是独立话语的力量）”。[2] 小说《对门的女人》中，霍清清最后的得到范大伟的爱，一方面是因为她漂亮，而范大伟多次在强调在他屋里走来走去的女人“穿薄纱般的睡衣”，而且“肯定是美丽的”。另一方面是霍清清符合贤妻良母的标准，温柔、体贴、能操持家务。范大伟评判女人的标准也是作者衣向东的标准。衣向东是通过范大伟的口来表达。衣向东可以算是个军人作家，因此，他骨子里必然带有军人的那股英气，他笔下的男人男子气概浓一些，而作者也让范大伟喜欢吟诵宋词，让人物既有侠骨，又有柔情，是好男人的典型。范大伟和霍清清的结合是作者想传达的观念。 （二）读者、观众——现实中英雄实体的缺失，对英雄的呼唤 生活的平淡让人们渴望刺激和冒险。在刺激和冒险中来进行自我确证。而英雄的生活是人们理想的生活。女人遭遇不幸，男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拯救，拯救行为让男人和女人同样改变现状，开始新的生活。但女人只能被动的等待拯救，无法实现自救。但英雄的角色定位在男人身上，女性仍然是男人的附属品。 三、“英雄救美”情结的现代阐释 现代“丑女”系列的纵横，好像是对“英雄救美”情结的一种反驳，往往会让人产生这样的结论，英雄也不一定非要美女来配，英雄在选择对象时是不看重外貌的，更看重内心。其实这也许是女性文学对男权文化的反驳，作者采取的另一种表达男强女弱的形式。换句话说，英雄之所以会选择丑女，不是因为女性地位上升，女性不再仅仅是男人赏玩的对象，女人可以通过自身内在的魅力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慕，这种想法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欺欺人。英雄（男人）之所以会选择丑女，更多的是因为由此来体现男人没有把女性当做物品或客体，进行随意选择的证据，进而体现男女平等的伪事实。故事的结局仍然是女人必须得到男人认可，才是自我价值的最终实现。这个事实没有改变，只是促成这个事实的手段换了而已。 湖南热播剧《丑女无敌》中林无敌的爸爸总在强调，他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从相貌上、从事业上、从人品上都完美的男人来娶自己的女儿。表面上是男性话语中对女性的一种平等看待，实质上是在说女性最终还是要通过男人来体现价值，这个男人越优秀，这个女人价值的实现越充分。因此，现代女性意识只是有所觉醒，但女性地位，男强女弱的现实仍然没有改变。正如英国二十世纪的著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千百年来，女人一直被当作镜子，它具有令人喜悦的魔力，可以把男人的镜中映像，比他本身放大两倍……不论在文明社会中它们有何用途，对于所有暴力和英雄行为而言，镜子都是必不可少的……那镜中幻影绝对重要，因为它激发着生命力，激活了神经系统”。[3]而男人正是通过女人这面镜子，才得以实现其利益的合理化、最大化。 四、文化对人的建构意义 丑女和美女的问题，是社会对于女人的看法问题。文化所建构的“社会认可的理想女人”，[4]一直影响着女性的价值判断，所以当女人对自身进行评价时就会产生自豪感或自卑感，这种感受迫使女性对自身进行反思，使自己努力靠近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久而久之，这些价值就会固定化，稳定的指导女人的人生目标、价值选择、生活方式的等各个方面。告诉人们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去做什么。“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人控制、女人顺受”的模式一直存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也是男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因此，男人需要文化来确立标准，规范女人的行为。这也是文化对人塑造的一方面。 从社会学来讲，“社会化就是由社会用文化规范来对社会成员模式化的过程，以便社会成员顺利进入既定的社会结构中”。[5]男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必然要把其利益社会化。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时，社会化的规范发生内化，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也不例外。他会考虑自身的行为是否为他人、社会所接受。这也是我们在孩童时期，父辈告诉我们，男孩子要勇敢，可以调皮捣蛋；女孩子应该文静些，不能像男孩子那样顽皮，打闹。其实，这也说明男女角色定位从我们出生起就被划定，当女孩子不以女孩子的行为行事时，男孩子不按男孩子的标准行事时，就要找到众人的非议。这是文化在人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 当然，也有不遵循规则的人，这是文化就会出来保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文化规范具有超越个人或群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人的意志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个人或群体在进行价值评价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规范，而且期望其他个人或群体也这样做，由此而构成一种人际秩序；内在性指的是文化规范天长日久积淀在人们的意识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人的现实行动”。[6]习俗的强力，道德的压力等等都会一块扑来，那个违反规范的人就会迫于压力就范，重新回到生活轨道上来。香港一代艳星陈宝莲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娱乐媒体造成的。由于陈宝莲的美貌和性感，男人只是把她当做欲望的对象，女人身体等于性，也是男权文化建构的产物。陈宝莲生前多次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自残或在公共场合暴露女性特征，应该是对这种文化的一种反抗。依照荣格的说法，情结是“一种心理上的魔鬼.它会打破心理过程的平静。使定向流动的无意识动作自发激荡。它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力量，它仿佛向人们证明无意识对有意识的权力”。[7]荣格的说法可以解释陈宝莲种种异常的行为。 因此“，英雄救美”这则为历代人传诵的神话，其实只是男权文化为实现男人利益最大化所编织的神话。揭开神话的面纱，也许不会再有无数的男人为没成为英雄而苦恼，女人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男人的认同而悲哀。 注释： [1]张日昇，陈香“.情结”及其泛化.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 [2]Sandra M Gilbert，Critical Theory Since1965.Florida：Florida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6，第492页. [3][5]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一间自己的房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94～94页. [4]朱立等著.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6]陆学艺主编.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1年. [7][苏]B·R·雷宾.精神分析和新弗洛伊德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参考文献： (1)[瑞士]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三联书店，1991年版.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原载：《安徽文学》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