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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史研究是女性研究的重要部分，可是这一研究，难免不受重视历史文献传统的影响。而且，历史文献是否真的属于载录了田野调查实事，有许多事实上今已不可考。因此，那些往往被贬抑和忽视的文学作品——古代通俗小说中的材料，倒恰恰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于是通俗小说中女性叙述者对于过去回忆的特点，就应成为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者尤加关注的问题。这里，通过对著名禁毁小说《痴婆子传》的溯源分析，可以对此加深认识。 一、《痴婆子传》私情自述的叙事渊源 从文学史漫长的时空中追索，对于《痴婆子传》(相关评介见文献[1]、[2]、[3])的私情自述性叙事，可以说还有一个较为直接性的文学文本来源，惜乎未见有人注意。如果不是那么拘泥文体，就可以断定，小说作者笔下那位痴婆子的大胆自述，事实上早已有了取法的样本，或许就真的自觉不自觉地加以仿拟了，这就是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撞击下的元代散曲。当然，元散曲中的抒情主体自我意识并不是最早的，但却无疑最为泼辣大胆，并且还出现了女性为第一人称的、较为确切地袒露内心情欲的篇什。可以说，其构成了元曲爱情主调和女性文化突出特色的一个部分。 例如，一位元代妓女毫无遮拦地吟唱，也属于第一人称的自吐情怀，而自抒情怀又夹杂在特定身份女性的自我描述甚至自我美化，以及第三人称叙述之中：“蹙金莲双凤头，缠轻纱一虎口，我见他笑捻鲛绡过鸳甃。敢眉下转将他心事留。占莺花第一俦，正芳年恰二九，恰二九。生的来体态轻瘦。你看他宝髻堆，玉笋长，露出春衫袖。[大迓鼓]相逢莺燕友。四眸相顾，两意相投，此情盈，皓齿朱唇。不能够并香肩同携手。[骂玉郎]姣娃俊雅天生就。腰似柳，袜如钩。湘裙微露金莲难消受。风流自古，偏惜风流，展转留情双凤眸。[感皇恩]呀，指望待饱玩娇羞，谁承望各自分头。好教我恨天高，嫌地窄，怨人稠，指望待相随皓首。谁承望鬼病因由。不由人魂缈缈，体飘飘，魄悠悠。[东瓯令]添疾病，减风流，废寝忘餐相应候。前生作下今生受。今不遂来生又，魂劳梦穰感离愁，都则为女娇羞。[采茶歌]都则为女娇羞。端的是忒风流，。闪的人不茶不饭几时休？何日相逢同配偶，甚时密约共绸缪。[赚]计上心头。暗令家童私问候，休泄漏，何期两意同成就，为他憔瘦。[乌夜啼]闪的我看看疾重，实实病久，为多情镇日空僝僽。呀，一会家近书斋想念无休，到黄昏愁云怨雨相拖逗。更阑也无限忧愁，夜深沉雨泪交流，想娇容直到五更头。我与你从头一一他行受。果然他心意坚，恩情厚。俺待要鸾交凤友，燕侣莺俦。[节节高]喜孜孜暗讨求。语相投。今宵暗约同成就。灵犀透，共焚香，齐言咒。日坠月上初沉漏，星移斗转三更候。潜踪嗫足近庭闱，轻移那步临门候。[鹌鹑儿]猛见了俊俏多情，我和他挨肩携手，悄悄的行入兰房，暗暗的同眠共宿。娇滴滴语颤声低，情未休，情未休。锦被蒙头，燕侣莺俦，旖旎温柔。受过了无限凄凉，谁承望今宵配偶。[尾声]多情此意难消受，书生切切在心头，受过凄凉一笔勾。”[4] 借助于套数组曲的层层推进，抒情性的咏叹有次第有层次地写出了特定身份、年龄和情境中的女性情感流程。这里，女性第一人称自述式的叙述，恰到好处地包容在具有抒情性的唱段中，其渐次展露的女性心理，细腻而又贴切。而其展示的内容，真切大胆，不难领会其所具有的人称、口气、抒情方式的不可替代性，这一切，均非当事者限知视角及其心理体验所不能体察得到。 这说明，小说《痴婆子传》中女主人公的自传式独白，还早已出现在相关文体——散曲中了。以明代民间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活跃的程度，以及其广为传播所带来的对于清代通俗文学的诸般濡染，《痴婆子传》的作者，该是能看得到这首元代散曲的吧。何况民间理曲还不止于此。且若从诗歌史上看，《诗经·氓》已有了女性作为过来人的回味思考和诉说。更有甚者，痴婆子第一人称的直陈，其祖本不仅有此抒情文学的远近之源，还有着文言小说厚腴的土壤滋补。 唐人载有一份看来似乎真实的“田野作业”。说彭城刘颇经常对进士王胜说，三原县南董店，贞元末年有位孟妪，百馀岁才去世。店人悉曰“张大夫店”。一次刘住该店，亲见这位看来六十馀岁的老妇(孟妪)，“衣黄紬(绸)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据这个有着特殊生理禀赋的女性那不无夸耀的自述： 吾年二十六，嫁给张詧为妻，詧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詧，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詧之貌，酷相类吾，詧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詧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5]。 尽管叙述重点在于老妇的精力过人和长寿，夹杂着对首任丈夫的留恋，但其主要的传奇性经历和夸耀重点，还是在既自诩女扮男装(偏偏扮作亡夫，与亡夫同事一主，还要注意这个“张大夫店”命名背后的暗示性)的成功，二来在72岁高龄时说嫁人就嫁人，还2年内连生2子。而尤其不应忽视的是以女性叙述者本人为中心的带有自诩口气、夸示色彩(虽作为女性这一弱势性别，但是却能女扮男装，具有超出男性的非凡体能和旺盛持久的生命力、生殖力)其“忽思茕独”中的性意味也是无法排除的。还有“自汾阳之甍。吾己年七十二”显示了自述者口气的急迫，以致语序倒置。 此不可不谓启明人笔下的痴婆子自述之先。这段奇闻在《太平广记》中被列人“妖怪’，类所附“人妖”类，说明故事的新闻性已达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程度。而宋人钱易《南部新书》庚集所收该奇闻，就改换成了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口气：“三原之南熏店，贞元末，有孟媪者，百馀岁而卒，年二十六嫁张詧，詧为郭汾阳左右，与媪貌相类。詧死，媪伪衣丈夫衣，为詧弟，事汾阳。又凡一十五年，已年七十二矣，累兼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诞二子，曰涛、曰渠。涛年五十四，渠年五十二。”与上两两对读就不难看出，这样一来，故事那种女性自述腔吻中所洋溢的自诩，对于首任丈夫的怀念、追恋、成功冒夫弟之名顶替为官的庆幸与自豪(“詧为人多力”、“吾夫”、“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詧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阕”等)，都不见了，故事的叙述重心，也移置到了晚年72岁之后的人生经历上。显然，如果以后面这段第三人称叙述来与上面第一人称自诩比照，女性晚年对于旧事回顾，偏重在年轻时的经历和自我感觉上；而倘若换了别人来转述，则这种偏重就不够突出，一些微妙的暗示和滋味就荡然无存。如是女性自述的偏重性，也不免体现在明人笔下痴婆子的自述上。 李景亮的传奇《李章武传》，写王氏明知自己生年不久，与远方的情人晤面无期，就把她和李章武之间难于忘怀的男女私情，以及数载殷切思慕之恨，原原本本告诉了密友东邻之妇杨氏，以期通过杨氏之口转告李章武： 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舍业而出游。其子妇殁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囊曾有傔(仆)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殚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托，复被彼夫〔自己丈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托祇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终，复见托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托，万一至此，愿申九泉衔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 从叙事视点转换角度，有小说史家曾指出：“这种通过第三人转诉的方式，已是前此小说中罕见的了，而作者却又不直叙，而是别生悬念：当李章武再次来到华州王氏旧舍，不见家中有人时，‘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这个东邻妇，先问来访者何姓，知他姓李名章武后，也不敢就轻信他就是王氏的情人，于是又问：‘囊有仆姓杨名果乎？’回答曰‘有之’，她才信以为实，于是‘泣告曰……’原来，王氏在托付东邻妻转达情意时，曾说明‘但有仆夫杨果者，即是’。这东邻妻的问姓问名问仆人，反衬出王氏为人的聪敏和精细。”[6]这一理解基本不错，问题是何以王氏要如此提供细节，这体现了必定要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心上人情爱信息的一种执着；而邻妇落实王氏的临终嘱托，也不只因为友情，还有对于王氏生死不渝恋情与人生悲剧性遭遇的理解、同情和悯惜。 然而，若是从小说母题史的角度看来，王氏在作品中实际上真是成为一个有意味的“主题人物，”王氏对于东邻妇的一段自述，自述作为少妇数年之间真挚的“婚外恋”情感生活，其相思痴恋达到刻骨铭心、废寝忘食的程度，以至于临终遗言还深相嘱托。小说以少妇王氏对挚友的坦诚自白，强调了男女私情之于女性所构成的无边的相思憾恨，尤其是这一事件在女性一生情感生活中无可替代的位置与价值，这岂是持道德论者所能轻易抹煞的！而这自白又是镶嵌在邻妇的转述之中，成为这一人生情感悲剧的核心表现。可见，痴婆子的“倒叙”机杼，并非突如其来，其实有着无可否认的文学母题史的多重渊源。 二、自述视角中女性隐秘心理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一般认为，古代小说乃至叙事文学中，对于女性隐秘心理和行为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不少借助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小说涉及此情此事，基本上要着意以之体现一种惩戒儆世的教化功能，也正缘此，其袒露女性私情心理不免有所保留，要打折扣。于是，限于种种风俗戒律，这一内容的真切袒露、往往要在女性自身带有自述性的作品中，才近乎真实地展示。而所谓“代言”，虽未必纯粹，仍不能全然掩盖其女性自述的基本性质，这种性质，如果从口传文学性质的角度观察，可以放大并较为清晰。同时还不能忽视在特殊视角下，其可能存在着口传文学所带有的种种复杂现象。如果能够揭示这种特点的性质乃至其所构成的主客观原因，则可能会更加逼近问题的实质。 1、即使是“她”——自诉者保留与载录者平等的态度，也会因性别的差异，未必将自己的隐私和盘托出，或多或少的修饰势所难免。口述，不仅是一个忠实的当事人的个人感觉，还可能因为其所受到各种媒体(舆论)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对于当初经历的感觉和记忆。也就是说，“她”的视角可能会有所变化，所持有的观点也未必是先前所曾实存过的，不同程度地要有水分和失真现象。 2、自述——局外人与局内人的身份问题。个人很难代表集体，这一点具有地域性。而且还有时间的阶段性。一个人在晚年对于亲历私生活的理解回忆，与其青年、中年时期的感觉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也许，在青中年时还有较多的羞涩，但晚年的追忆(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或代言)，一般说来却再也没有必要矜持和羞涩，往往含有炫耀、教训和忏悔，甚至不排除也有自矜和夸示的成分。 一般来说，叙述者愿意同外人(远处的与事无关者)诉说，而不愿意让他们周围的人知道，也当是口述文学的一个特点。而为什么这一现象在某些小说里却没有体现出来？因为不能仅仅理解为小说人物是作者本人，多半还是代言。因此可以更加无所顾忌不受追究，抑或以某种更为便利的方式，对其女性人物的行为进行新的解释和辩解。 3、随着女性当事人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陆续经历的生活体验介入，记忆不可能没有改变。然而，何以对于讳莫如深的内容还会如此清晰？其中是否存在有意的隐瞒或歪曲？抑或故意宣扬炫耀？倘若让叙述者再来一次叙述，她会不会出现别的版本？完全可能。而且面对于不同的听者，她会不会修饰改变其中的某些敏感内容。那些难于避免的记忆诗意化功能，以及不再羞涩的晚年时自觉不自觉的炫耀夸示，可能使得当年繁复多样的经历被提纯和美化了。因此，这就像小说中慨叹老者常说的“哭无泪，笑反有泪；近事不记得，远事记得清楚”的老年状态体现。于是，不能把如今的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其中女主人公真实经历的可靠依据。那么，她的自述性回忆其真实性有多大的程度？ 而且，也不能忽视婚爱——家庭在古代女性生活中的位置可以说就是其生活的本身和全部意义所在。作为一个下层家庭里较晚过世的见证人、幸存者，上了年纪的痴婆子也就无须再掩饰什么，甚至有理由认为，且她本人更实实在在地觉得，她昔日生活的价值体现就在于此。从文化身份角度看，痴婆子究竟在向何种文化认同呢？伴随着羞涩感的淡化和往事回味的诗意化成分增加，无疑，那就是老年心态支配下对于年轻时温馨情感生活经历的美好追忆，这不是结尾附加的忏悔所能掩盖的。于是痴婆子的自叙除了做世劝善的伦理说教，仍不免带有口传文学的诸般特征。 三、明末清初民间性文化取向在类似文本中的旁证 清初蒲松龄创作的俚曲《琴瑟乐》中，作者也是假托一位年轻女性由待嫁，到出嫁和新婚体验的全过程，叙述偏重在年轻女性的性心理体验。而这一叙述却不是在多年后的回忆，而是以一位少妇回想不久之前发生过的重要事件来展开。作品开头，叙述者即自称是一个18岁的少女，她正处于怀春之际，哥哥娶了一位17岁的嫂子，见彼思此，设身处地，情不自禁也为自己的出嫁而着急，暗自里埋怨爹妈。尤其是她新婚由娘家回来，对于自己眼中的新婚丈夫形象与自己情态心理的自述： 使不的催着轿夫跑，仔管一走就到了。那人急忙往外迎，好像拾了一个大元宝。瞅空就来捻索人，故意含羞装着恼。低低骂声臭东西，进屋和你把帐找。 走进中堂，走进中堂，拜过婆婆进绣房。喜得俏冤家，把嘴儿合不上。 左右细端详，左右细端详，手里儿摸索口里儿忙。脸上笑眯嘻，我全看不上那急模样。 不管长来不管短，进门就是搂抱俺。头磕头儿亲又亲，声声埋怨俺把他闪。几天没见就怪生茬，笑着笑着红了脸[7]。 这也许就真的是清初北方民间少妇的性爱心理体验，当与痴婆子生活的明末或明中叶时期差异不大。 法国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渲染男女生理心理和创作上的差异，并倡导用此差异进行文学创作，把“差异创作”作为女性结构和颠覆父权文化秩序的策略和手段。其中一项就是女性生理在文学话语中体现的可能性，她们呼吁女作家要用“身写作”，“写自己，让你的身体被听见”(Write Yourself：Your Body Must Make Itself Heard。)[8]于是，文学形式被充分性别化了，她们将语言组织成男性的和女性的。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追求“真正的”女性经验，伴随着正宗的女性语言。 众所周知，政治性与批判性是性别批评的重要特色之一。而这一特色，不像许多性别文化研究者那样仅在现当代文学中找到，其实不过是易于找到而已，不少古代叙事作品，事实上早有了相当生动的体现。像女性性魅力，即在男性眼里所构成“她者”的情感撼动力，往往不可低估。祝允明《野记》称：“洪武中，欧阳都尉挟四妓饮，事觉，逮妓急，妓分必死，大丧其貌以往，一老胥谓曰：‘予我千金，能免尔死。’妓予之半，脊曰：‘上位神圣，宁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当如常见，更加饰耳。’妓曰：‘何如？’胥曰：‘须沐浴观洁以脂粉，香泽冶面典身，令香远彻，而肌理媚艳之极，首饰衣服，悉以金宝锦绣，虽相服亵据不可以寸素间之，务穷尽妖丽，能夺目荡心则可。第如此，无用它术。’间其词，曰一味哀呼而已。’妓从之。比见，上令自陈，妓无一言。上倾左右曰：‘绑起杀了！’妓解衣就缚，自外及内，备极华烂，绿彩珍具堆积满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肤肉如玉，香闻远近。上曰：‘个小妮子，使我见之，也当惑了，那厮何知理。’即叱放之。”没有理由怀疑这一载录的真实性。按：这里，人治社会的行为方式、弱点，为官府法律下级执行者(老胥)所洞彻，暗示肉欲贵贱贤愚均不可避免，带有民间所谓的狂欢节文化对于官本位体制下权贵威严的讥讽和挑战，似乎，那些看似俗不可耐的东西也会浸染甚至征服神圣的理性和官法。 古代小说中“自叙传”的写作形式，可以将一般通行的男权话语既定的女性规则加以重新语义化。在“自叙传”这种形式下，便于逃避、也容易有别于男性话语的笼罩，以此表露作为叙述主体的女性一己的某种真实体验和真情实感。在此，女性作为主人公和叙述人，在一种虚拟的时空中具有话语主体的角色身份，也就可能更有效地否定男权文化对于女性价值意义的界定、解释，从而确立女性的视点，表达女性自身对于世界真实理解解释和诸多权利。当然，在明清时代满世界的男权话语中，很难要求一下子就在文学创作中就体现真正的女性话语。主流叙事所带来的诸多文化惯性，其实是与整个男权世界的文化观念紧密相连，互相生发的。不可能一下子线性对应式地奇迹般冲破、超越其束缚。但是，小说《痴婆子传》以其因故出新，将“自述”延伸放大到近乎女性一生的性爱生活体验，毕竟最卓有成效地展示了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于是，就在这新视角和叙事方式下，惯常的写法被打破了，如此尝试带来的叙述腔吻令人深感新奇。尽管我们也不应忘记其口传文学性质和必要的母题先导。 参考文献: [1]安平秋,章培恒.中国禁书大观[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316一318. [2]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2一37. [3]李时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394一399. [4]张氏.青衲袄·偷期(南吕)[A].隋树森.全元散曲[M].北京:中华书局,1965,1649. [5]温庭筠.乾馃子[A].李昉,太平广记(卷三百六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1.2924。 [6]林辰.神怪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04. [7]马振方辑校.聊斋遗文七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5. [8]CIXOUS，CLMNT. The Newly Bom Woman [M]. New Youk: Feminism Press,1997. 作者简介：王立(1953- )，男，辽宁锦州人，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