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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现代生活是从城市开始的，也是通过城市文化来体现的。王安忆从小说《流逝》开始思考城市的女性应该选择怎样的现代生活。《锦绣谷之恋》中的婚外情重新塑造了女性的激情与魅力。《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凭借自己的智慧在婚姻的围城中进退自如。王安忆笔下的城市女性有“娜拉”的勇气走出禁闭女性的樊篱，却不像“沙菲”那样自暴自弃，不学陈染小说中的“黛二”们的消极自恋，也不必像徐坤笔下的城市女性在“事业”与“厨房”间艰难抉择。她们凭借上海女人特有的“小聪明”在城市之间、在男人们之间穿行。她们没有更多的叹息和怨恨，像一颗颗美丽的星星在自己的位置上装点着城市的天空。我们透过这些城市的故事，从女性眼中的城市和城市中的女性的交叉视角可以读出城市女性走向现代性之途。 一、女性眼中的城市 在王安忆和她笔下的城市女性的眼中，城市是实现自由的场所，是诗意栖息的居所，是女性现代生活的必然场所。相对于封闭的乡村，城市是自由的。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波德莱尔、西美尔、本雅明等都把都市看作是现代性的表征和结果，把现代都市生活看作是现代性的展开。正是城市的现代文明唤起了女性去做以前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当然，城市也给女性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条件。在王安忆看来，女人和城市之间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城市的现代文明给女性自由的空间，使她们的弱势转化为优势。“作为一个人造的自然，城市更适合女性生存。她们卸下了农业社会对于体魄的苛刻要求，这个崭新的场所更多地接纳了女性的灵巧和智慧。”[1]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就在“大上海”找到自己回旋自如的“小世界”。有能力的时候就秀一把，如参加选美。有得依靠的时候也不妨小鸟依人。落魄潦倒时仍能自食其力，如帮别人打针养家糊口。“王琦瑶们”只管家事，不问国事，处于政治的边缘。她们凭借着女性的本能安然地躲过了历史的大风波。“王琦瑶”们游刃有余，因为她们“知己知彼”。看清男权的社会早就按自己的标准划分彼此的活动范围。女性只能在男权社会留下的缝隙中穿行。在现代城市里，尽管女性有了参与的权利，但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参与的能力。识时务者为俊杰。“王琦瑶们”尽量发挥自己持家的长处，而不屑于在男性的竞技场上一争高下。“王琦瑶们”拥有的自由，与其说是现代社会提供给她们的，不如说是凭她们的智慧争取到的。《富萍》里的城市“外来者”富萍，内心深藏着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她逃离了落后的小镇，摆脱了别人安排的婚姻，实现自己当城里人的梦想。相对于乡下的女性富萍已经很自由了。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她务实的人生态度上。富萍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很恰当的平衡点。如果说王琦瑶是靠取巧获得自由，而富萍则是靠务实而得到自由。现代城市给女性带来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王琦瑶和富萍都很清楚这个“自由度”在哪儿，也很明白实现自由的基础是什么，她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自由，而不是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现实飞向梦境。 男性爱用功利的眼光看待城市，女性则会用审美的眼光细细地打量着城市，她们觉得城市是诗意的。那里有街景独特的美、日常生活有滋有味的美、器物衣饰精致的美、女人优雅的体态美，特别是女性坚韧的精神美。在相当多的当代女性小说中，城市现代化的梦境往往演绎成了现代化的陷阱。王安忆所营造的城市则给人一种“家园的诗意”，缓解了城市女性面临的种种“现代性的焦虑”，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异化。 在王安忆看来，上海这座城市就像风情万种的女郎。“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黏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话的。这城市本身就像是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2]这些优雅、温馨的城市景象颠覆了以往海派文学中所说的城市是“恶之花”的想象。王安忆致力营造一种生活的美。“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赋予人生的涵义……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部都日常化，集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3]这样声色滋味俱全的生活会使欲海中疲惫的身心、骚动的灵魂安顿下来。这种诗意的美也体现一种现代性的承担。在现代城市，拥有了便利、舒适和机遇的人们也饱受孤独、幻灭、绝望的折磨，这是现代人的宿命。男性在几乎疯狂的世界里往往会失去道德底线，陷入名利场而不可自拔。女性则如鱼得水，如王琦瑶、富萍等都能在这个欲望化的社会中固守着一种诗意生活，以一种对生活的爱、对自己的爱来温暖迷途中的现代人，为单向度的人提供另一可能的向度。这应验了马克斯·韦伯对现代性的反思：“随着现代性的深化和发展，理性的枷锁将越拉越紧，将人们囚禁在毫无特色的官僚笼牢中。只有在官僚理性坚如磐石的笼牢边缘处，人们日常的经验才为自己保留着一席之地，只有在那儿它才能依旧葆有着它的色彩和生动自然的特征。”[4](P324) 王安忆总是把这些女性写得很美、很自然。王安忆觉得“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的性质，可能是男性在社会上活动久了，社会化了。”[5]王安忆喜欢写女性，特别是上海的女性。她们的生活充满情趣。她们的衣着、器物和举手投足之间无不透露出美的情致。“妹头”很懂得生活美学，自己打扮得靓丽可人，家里也布置得温馨舒适。这些实用而简朴的美给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亮色。《长恨歌》里的“爱丽丝公寓”充满了温馨的、娇艳的风情。“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是漫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着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玫瑰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清苦气。”因而，“爱丽丝公寓”可以栖一颗女人的心，也能留住一颗男人的心。王琦瑶们这些城市女性所体现的美，对现代女性的启示是：女性在走向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应在走出传统角色的同时，抛弃了女性特有的美。王安忆对女性外在美的张扬，对女性人性美的挖掘，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缓解了城市生存的孤寂感和焦虑感，召唤着女性走出异化的生存状态，以健康的姿态走向现代性。 二、城市中的女性 王安忆擅长写上海女性，她们象弄堂上空的白鸽一样骄傲，也像邬桥的水一样多情而通达，又像“爱丽丝公寓”的花一样高贵而优雅。无论她是城里的大家闺秀还是城市的外来工，她们都诠释着现代女性的归途。面对现代女性的困境？ ？出走的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我们从王安忆的小说读出的答案是：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多种可能性。 与其说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是这座“城市的肖像”(南帆)，不如说她们是这座城市的“芯子”。以一个人的故事来诠释一座城市的文化，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命题。以一个女人作为城市的代言人，更是一个大胆的创举，因为历来城市的主角都是男性，但王安忆做到了。王安忆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6](P191-192)我们在她笔下的王琦瑶、富萍、妹头等女性的身上就可以领略到上海人的品格，特别是他们的海派“遗风”。一是求实善变；二是趋奇好胜；三是崇尚洋派。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要说上海的故事里也有英雄，她们才是。”“她们富于行动，而上海是一个行动的巨人。”[7](P361)求实善变的人格特点和文化心态使得女性在生存中善于从小巧入手，处事乖巧。王琦瑶一生经历许多磨难，但她没有自甘堕落或委曲求全。她处惊不变，在少女时代她凭自己的青春美成为“沪上淑媛”。成名后结识有权力的政界要人？ ？李主任，并从那里得到后半辈子生活的依靠？ ？金条。李主任遇难后，她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堕落，而是靠给别人打针养活自己。在平安里与“牌友”、“熟客”，品着“下午茶”有滋有味地过日子。王琦瑶“勤恳老实，忠心耿耿，亦步亦趋的。她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的精神批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2]趋奇好胜使得上海的女性在行为中表现出创新、开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因而产生了独立自主、平等民主的人格优点，既刚强又不乏柔情。富萍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和奋斗在上海站稳脚跟的。像富萍这样的城市边缘者，她们特别皮实，表面看很娇美的样子，其实很坚强。凭着一种蜗牛精神步步前行，渐行渐远。崇尚洋派的特点使上海女性增加了现代的生活情调。《长恨歌》里就有专门的章节写“下午茶”、“围炉夜话”，每一个生活的细节都充满生活的情调。这些小资情调成为生活必不可少的点缀。 也有批评者认为，王安忆目光短浅，《长恨歌》“仅写了一些无聊的争风吃醋和虚假的上海文化”。[8])但我们也应看到，王安忆对待生活的态度是诚恳的。要知道，伟大的事业也是由琐碎的事情累积起来，平凡的生活可以造就伟大的人生。个人进入城市，就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进某种既定的轨道，个人的意志起很小的作用。而上海的女性就懂得生活在世道的芯子里，靠女性的本能、聪敏，诗意地栖息着。王安忆这样总结上海女性的特性：“她们的硬不定是硬在‘攻上’，也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出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7](P359)我们不能要求作家的人物都有崇高感、有责任感，涵盖一切人性的优点。如果我们在提到上海时会想到王安忆，说到上海女人会想到王琦瑶，就足以说明王安忆对城市文学的贡献了。 王安忆爱写女性，相对于文本中苍白、落魄的男性，女性则是飞扬的，她们往往成为男性的守护神。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小城之恋》中的女文工团员、《荒山之恋》中的大提琴手的妻子等。她们骨子里也残留着弱者的意识，想以男人作依靠。然而一旦遇上她们所爱慕的男性，她们身上的纯洁的母性便被唤醒，在生活中变得主动、坚决、果敢，甚至以超乎寻常的能力面对生活的磨难。相对于飞扬的女性，男性则是软弱的、令人失望的。例如《妹头》里的小白就是软弱的男人。从家庭的经济到吃穿住行都是有“妹头”安排打点的。随着日子的久远，男性身上的脆弱与怯懦便暴露无遗了，女性反而成了她们的守护神。王安忆对男性女性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认识。她并不是简单地附和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潮，而是从根源上挖掘出女性本来就比男性要更独立、更自主、更丰富的优势。撕破男性表面的强者形象，突出女性本来的强者形象。这是王安忆探索男女和谐的一种途径。 三、从城市走向现代性 回顾城市女性的现代性之途，城市女性对现代性的求索以“五四”为开端，经过了百年的历程一直延续至今，期间有较为健康的发展，也有偏离正轨的激进飞扬。特别到了90年代，城市女性有更多的机会提升自己，呈现出飞翔的姿态。但她们往往过于偏激，或者过于狭隘，因而又可以说是一种致命的飞翔。 城市的女性就是现代化的风景线，王安忆没有简单地描摹城市女性的生活，在她笔下的城市女性不是愤世嫉俗的“怨女”，或激进地与男性抗衡的“太阳女”，而更多的是保存生活的底色，而逐步超越传统生活的女性。她们真实、真诚、不乏优美且富有诗意。虽然她们像天空的星星一样渺小、普通，但在人类走向现代性而面临隐忧和困境时却有着独特的价值。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使个人主义片面发展，导致道德的褪色和认同的危机。工具理性主义猖獗，技术支配一切，使得生活狭隘化和平庸化而缺乏诗意。还有“温和的专制主义”使现代人面临自由丧失的危险。王安忆以这些作为“人类的一半”的女性来倡导另一种走向现代性的姿态，尽量避免走进现代性的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的女性面临的是较以前更自由也更高风险的生活。吉登斯认为，面对如此高强度的风险环境，人们的适应性反应(adaptivereaction)有四种：实用主义的接受；持久的乐观主义；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和激进的参与。第一类反应专注于生存问题，它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逃避，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上。[9](P323)无疑，王安忆所写的城市女性的生活态度属于前二者。中国的现代城市女性，虽然享受着城市文化带给她们的自由，但一方面沉重的传统文化拖累着她们，另一方面往往超越现存的环境条件去追求虚幻的自我。她们往往在这两极间来回碰撞，结果在追求梦境时坠入陷阱。这时实用主义、乐观主义就显示出其弥足珍贵的价值。 面临多元的现代城市，女性个体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便是选择。现代城市提供给女性复杂多样的选择空间，但与此同时，对如何作出选择却没有给予多少实际的帮助。这时，王安忆提供的都市女性的生存方式或许就是一种启发。 参考文献 [1]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J].当代作家评论，1985，(5). [2]王安忆.长恨歌[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3]王安忆.“文革”轶事[A].人世的沉浮[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4]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5]王安忆，刘金冬.我是女性主义者吗[J].钟山，2001，(5). [6]王安忆.象牙塔[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 [7]王安忆.人世的沉浮[M].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8]赛妮亚.论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误区[J].文艺争鸣，2004，(1). [9]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广东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303) 原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